文心雕龍·通變
原文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途，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干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逾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雲∶「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雲∶「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雲∶「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馬融《廣成》雲∶「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入乎西陂」。揚雄《校獵》雲∶「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雲∶「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
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乃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回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可久，通則不乏。
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譯文
作品的體裁是有一定的，但寫作時的變化卻是無限的。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如詩歌、辭賦，書札、奏記等等，名稱和寫作的道理都有所繼承，這說明體裁是一定的；至於文辭的氣勢和感染力，惟有推陳出新才能永久流傳，這說明變化是無限的。名稱和寫作道理有定，所以體裁方面必須借鑑過去的著作；推陳出新就無限量，所以在方法上應該研究新興的作品。這樣，就能在文藝領域內馳騁自如，左右逢源。不過，汲水的繩子太短的人，就會因打不到水而口渴；腳力軟弱的人，也將半途而廢。其實這並不是寫作方法本身有所欠缺，只是不善於推陳出新罷了。所以講到創作，就好像草木似的：根干附着於土地，乃是它們共同的性質；但由於枝葉所受陽光的變化，同樣的草木就會有不同的品種了。
所以過去幾個朝代的詩歌，在情志的表達上是符合於寫作法則的。黃帝時的《彈歌》，是非常樸質的了。唐堯時的《在昔歌》，比黃帝時有所發展。虞舜時的《卿雲歌》，文采較唐堯時為多。夏代的《五子之歌》，比虞舜時文采更豐富。商周兩代的詩篇，較夏代又華麗得多。這些作品在述情志、寫時世上，其原則是一致的。後來楚國的騷體作品，以周代詩篇為模範。漢代的辭賦和頌，卻又學習《楚辭》。魏國的詩篇，大多崇拜漢代風尚。晉代的作品，又欽仰魏人的文采。把這些情況商討一下，可以看出：黃帝和唐堯時候的作品是淳厚而樸素的，虞夏兩代的作品是樸素而鮮明的，商周時期的作品是華麗而雅正的，楚國和漢代的作品是鋪張而尚辭采的，魏晉兩代的作品不免淺薄而靡麗，劉宋初年的作品更是不切實際而過分新奇。從樸素到不切實際，越到後來越乏味。為什麼呢？因為作家們都爭着模仿近代作品，而忽視向古人學習，所以文壇上的風氣就日益衰落了。目前一些有才華的人，都努力於學習寫作，可是他們不注意漢代的篇章，卻去學習劉宋時的作品；雖然他們對歷代創作都同樣瀏覽，但總不免重視後代而忽視古人。青色從藍草中提煉出來，赤色從茜草中提煉出來；雖然這兩種顏色都超過了原來的草，但是它們卻無法再變化了。桓譚曾說：「我看到新進作家的華麗的文章，雖然寫得很美，卻沒有什麼可採取的；但是看到劉向、揚雄的作品，卻常常有所收穫。」這話可以說明上述的道理。所以提煉青色和赤色，一定離不開藍草和茜草；而要糾正文章的不切實際和淺薄，也還要學習經書。如能在樸素和文采之間斟酌盡善，在雅正與庸俗之間考慮恰當，那麼就能理解文章的繼承與革新了。
誇張地描繪事物形貌，在西漢初的作品中已達到極點。從此以後，互相因襲，循環不已；雖然有人想跳出當時的軌道，但始終在那個樊籠之內。如枚乘《七發》說：「遙遠地望到東海，和蔚藍的天空相連。」司馬相如的《上林賦》說：「看不到頭，望不見邊；太陽從東邊的水中出來，月亮從西邊的山上升起。」馬融的《廣成頌》說：「天地相連，無邊無際；太陽從東面出來，月亮從西面上升。」揚雄的《羽獵賦》說：「太陽和月亮，出來又下去，天和地合在一起。」張衡的《西京賦》說：「太陽和月亮在這裡出入，好像在扶桑和濛汜一樣。」這些誇大的形容，五家都差不多。這類手法，無不是互相沿襲的。
應該在沿襲當中又有所改變，這才是繼承與革新的方法。所以考慮到寫作的綱領，應該掌握住主要方面。首先廣泛地例覽和精細地閱讀歷代佳作，抓住其中的要領；然後開拓自己寫作的道路，注意作品的關鍵，放長韁繩，駕馬遠行，安閒而有節奏。應該憑藉自己的情感來繼承前人，依據自己的氣質來適應革新；文采像虹霓的拱背，光芒像鳳凰的飛騰，那才算出類拔萃的文章。假如局限於偏激的看法，誇耀自己的一得之見；這只是在庭院內來回兜圈子，哪能算日行萬里的良馬呢？
總之，寫作的法則是運轉不停的，每天都有新的成就。必須善於革新才能持久，必須善於繼承才不貧乏。適應時代要求應該決斷，抓住機會不要怯懦。看準文壇上今後的趨勢，來創造動人的作品；同時也參考古代的傑作，來確定寫作的法則。[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