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誄碑
原文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詞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其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諡，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誄，觀其慭遺之辭，嗚呼之嘆，雖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
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後，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百言自陳，其乖甚矣！
若夫殷臣詠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雲「白日幽光，淫雨杳冥」。始序致感，遂為後式，影而效者，彌取於工矣。
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淒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
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眾碑，莫非精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摹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於碑；溫王郗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為辨裁矣。
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於誄。是以勒石贊勛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
寫遠追虛，碑誄以立。銘德纂行，光采允集。
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頹影豈戢。
譯文
周代帝王的德澤盛大，所以有銘誄產生。古人說過：能勝任大夫的人材，遇有喪事必須能寫出誄文來。所謂「誄」，就是積累；就是列舉死者的德行，加以表彰而使之永垂不朽。夏、商兩代以前，沒有關於誄的傳聞。周代雖然有誄，也不盛行，因為在當時誄還不能用於普通官吏，並且低賤的人不能為高貴的人作誄，幼輩也不可給長輩作誄；所以帝王死後，只能說由上天來誄他。宣讀誄文，定立諡號，那時在禮儀上是有一套嚴格規定的。自從春秋時魯莊公戰敗於乘丘而錯怪駕車的人，誄才開始用到下級官吏。孔子死後，魯哀公給他作了誄文。從其中所講「上天不願留下這位老人」，和「嗚呼哀哉」的悲嘆來看，雖然不算很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誄文的基本格式已經具備。到魯國柳下惠的妻子作《柳下惠誄》，就是文辭悲哀而篇幅較長的作品了。
到了漢代，繼承前人來寫作：如揚雄的《元後誄》，文辭本來是相當繁雜的；《漢代·元後傳》中只摘要提到「沙麓之靈」四句，晉代摯虞卻懷疑是《元後誄》的全文。豈有累述尊貴者的德行，只寫寥寥四句呢？東漢杜篤的誄文，在前代頗負聲譽。他的《吳漢誄》雖然不錯，其他誄文卻比較粗疏。怎能因《吳漢誄》一篇受到光武帝的稱讚，就使他的全部作品變得貴重起來？傅毅所寫的誄，文辭體制，頗有倫次；蘇順、崔瑗二人的作品，也還寫得明白而簡要。看他們的誄文，敘事如史傳，文辭細緻，音律協調，的確是具有寫誄之才。晉代潘岳，在構思上專學蘇順，善於敘述悲傷之情，能很容易地寫得新穎而親切。
所以，和漢代的蘇順比較起來，潘岳就能獲得更為美好的聲譽。至如東漢崔駰的《誄趙》文，劉陶的《誄黃》文，都掌握了寫誄的方法，好在簡明扼要。三國時的曹植，雖然享有盛名，其實，他的誄文，文繁而勢緩；在《文帝誄》的最後，用一百多字來表白自己，這就很不符合誄的寫作規則了。此外，如殷代人對商湯王的誄，是在《玄鳥》詩中追頌其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對周文王的歌頌，是在《生民》等詩中追述后稷的功業。累述祖宗之德，這是詩人的表達方法。至於敘述哀傷之情，那就要根據有關的事物加以發揮。如傅毅的《北海王誄》，其中講到北海王死後，「白日的光輝為之暗淡，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北海王誄》又開始在序中寫了令人感傷之情，這就成了誄文的榜樣；後來的摹仿者，就從而寫得更好了。
仔細研究誄這種文體的寫作方法，大致是選錄死者的言論，記敘死者的德行；以記傳的體制而用頌的文辭；開始是稱讚死者的功德，最後表達哀傷的情意。講到這個人，就要使人隱隱約約看得見；敘述悲哀，就要使其悽愴之情令人感到傷痛。這就是寫誄文的基本要求。
所謂「碑」，就是附助。古代帝王受命，就封禪於泰山，刻石記功，所以叫碑。相傳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記其行跡，這就是「碑」的意思了。還有宗廟階前的碑，樹立兩根石柱在廟堂中庭，只是作為系牲畜之用，並不在上面銘刻功績。後來，記功的庸器逐漸少用，所以，後代就常用石碑記功；用石碑代替銅器，同樣可以保持長久。這和聚土而成墳墓一樣，宗廟的碑和墳墓的碑都可長期保存。從東漢以後，方形和圓頂形的石碑大量出現了。漢代寫碑文最有才力的，莫過於蔡邕。如他的《太尉楊賜碑》，學習《尚書》而寫得端正有力；他的《陳寔碑》、《郭泰碑》兩篇，都無虧於所稱揚的人；此外，《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廣碑》等篇，無不寫得清晰允當。蔡邕的碑文，在敘事上全面而扼要；詞采上雅正而潤澤；文詞清晰而又變化無窮，新義巧出而又超然卓立。考察他寫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來的。孔融寫碑文，就有學習蔡邕的地方。他的《衛尉張儉碑銘》和《陳碑》兩文，言辭巧捷，文采豐富，可算是僅次於蔡邕的作品了。到晉代孫綽，有志於碑誄的寫作，他的《溫嶠碑》、《丞相王導碑》、《太宰郗監碑》和《太尉庾亮碑》等，辭多枝蔓，雜亂無章；只有《桓彝碑》一篇，最為簡潔。
是銘刻器物，碑文也就是銘；是根據石碑這個器物來確立「碑」的名稱，碑的產生自然先於銘誄。所以，用石刻來讚頌功勳的就屬於銘，樹石立碑來講述死者的事就屬於誄。
總之，描寫過去的事跡，再現死者的容儀，碑誄為此而建立。銘刻美德，記敘言行，文采的運用應當適宜。寫其清風，要能如親見其面；聽其文辭，要能如悲聲哭泣。碑誄的美好文辭，使人流風餘韻，永無止息。[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