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祝盟
《文心雕龙·祝盟》是《文心雕龙》的第十篇。本篇以论述祝文为主，同时讲了与祝文相近的盟文。祝和盟都是古代“祝告于神明”的文体。盟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也没有多少文学意义。祝词在上古人民和自然斗争中就经常用到，后世流传下来的祝词，有的是在没有文字以前便产生了。在有了文字以后，又多以长于文辞的人担任“祝史”，正如鲁迅所说：“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祝词的写作，又注意“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所以，祝词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
目录
原文
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
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即郊禋之词也；素车祷旱，以六事责躬，则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礻付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祃，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祇，严恭于宗庙也。
自春秋以下，黩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至于张老贺室，致祷于歌哭之美。蒯聩临战，获祐于筋骨之请：虽造次颠沛，必于祝矣。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者也。汉之群祀，肃其百礼，既总硕儒之义，亦参方士之术。所以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侲子驱疫，同乎越巫之祝：礼失之渐也。
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于善骂。唯陈思《诘咎》，裁以正义矣。
若乃礼之祭祝，事止告飨；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伸而作也。又汉代山陵，哀策流文；周丧盛姬，内史执策。然则策本书赠，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诔，而文实告神，诔首而哀末，颂体而视仪，太祝所读，固祝之文者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班固之祀涿山，祈祷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祭奠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
盟者，明也。骍毛旄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周衰屡盟，以及要劫，始之以曹沫，终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设黄龙之诅；汉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义存则克终，道废则渝始，崇替在人，祝何预焉？若夫臧洪歃辞，气截云蜺；刘琨铁誓，精贯霏霜；而无补于汉晋，反为仇雠。故知信不由衷，盟无益也。
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然非辞之难，处辞为难。后之君子，宜存殷鉴。忠信可矣，无恃神焉。
赞曰∶
毖祀钦明，祝史惟谈。立诚在肃，修辞必甘。
译文
开天辟地以来，各种神灵都受到祭祀。天地诸神既受尊祀，名山大川都按一定次序致祭。于是风调雨顺，各种谷物生长起来。由于亿万民众的仰赖，便对神灵作美好的报答。但供献馨香的祭品，要以光明的道德为根本；祝史陈说诚信，就必须以文辞为凭借。相传古代的神农氏，开始在岁末祭祀有关农事的八种神灵。他的祭辞说：“泥土返回自己的位置吧，水也归还到山壑间去，危害庄稼的昆虫不要兴起，草木归生于薮泽中去（不要生长在良田）！”这就是上古皇帝的祝文了。虞舜在春天的祭田辞中说：“扛着长耜，在南亩农田上努力耕作，四海之人都有穿有吃。”为民谋利的思想，已表现在言辞中了。
到了商汤，德行一天一天高起来。他用黑色的牛来祭告上天，把四面八方之人的罪过，都归在自己一人身上。这就是他的祭天之词。商汤还曾驾着毫无装饰的车马，去祷求免于旱灾，列举六种过失来责备自己。这就是他求雨的祝文。到周代的太祝，掌管“顺祝”、“年祝”等六种祝辞，用“万物齐生”等话来祭天祭地；用“光明普照”等话来拜迎日出；用“早起晚睡”等话，祝告于祖孙合庙的祭祀；用“多福无疆”等话，写进祭祖献食的祷辞；此外，即使是出师打仗时的祭天祭地，也没有不用祝文的。这些都是为了对神灵表示虔诚，对祖先表示恭敬。春秋以后，亵黩讨好神灵的祭祀多起来，以致祭礼祝文，无神不至。如晋国大夫张老庆贺赵武建成新房子，有祝他长久安居于此的祷词。卫公子蒯瞶身临战场，还作了请求祖先保佑勿伤筋骨的祈祷。可见即使在十分仓促和困难的情况下，也是要用祝祷的。
至于《楚辞·招魂》，可说是祝辞最早讲究文采的作品。到汉代的各种祭祀，对所有的礼仪都很重视。汉代帝王一方面搜集儒家的议论，一方面又采纳方士的办法。于是内宫秘祝，遇有灾变，就祝祷把降罪转移到臣下或百姓身上，和商汤王把万方罪过归于自己的用意完全不同。又如汉代用侲子击鼓驱疫，简直就和越巫骗人的说法相同。春秋以来的祝祀已经变质了。相传黄帝有对白泽兽的“祝邪之文”，东方朔写过“骂鬼之书”，于是后来的谴责咒文，就极力追求善于责骂。只有曹植的《诰咎文》，才是正确的谴责咒文，又如《仪礼》中所讲祭祀死者的祝辞，其内容只是告请死者来享受祭品；到汉魏时的祭文，就同时还要赞美死者生前的言行。祭文中兼用赞辞，是从祭文的意义引伸出来的。此外，汉代的帝王陵墓，还有关于迁移帝王灵柩的哀策文流传下来；周穆王的妃子盛姬死后，有“内史主持策命”的记载。“策”原只是写明送葬之物，为了表达哀伤之情才写成文的。所以，哀策的内容和诔有相同之处，而这种哀文主要是禀告神灵的。它从赞扬死者的事迹开始，最后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内容上用近于“颂”的文体，却以“祝”文的形式来表达。所以，汉代太祝所读的哀策，其实就是同代祝文的发展。
各种文章都表现出一定的文采，用于降神的祝文则要求朴实。祝辞的写作必须真诚，要于内心无所惭愧。祈祷文的格式，须诚恳而恭敬；祭奠文的格式，应恭敬而哀伤。这就是写祝祷文的大致要求。如班固的《涿邪山祝文》，就是诚敬的祈祷文；潘岳的《为诸妇祭庾新妇文》，就是恭哀的奠祭文。列举这些同类作品加以研究，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盟”的意思就是“明”。用赤色的牛、白色的马，盛放在珠玉为饰的祭器中，祝告于神像前的文辞，就是“盟”。早在夏、商、周三代时的帝王，没有盟誓，有时须要约誓，用一定语言约定就分开。到周代衰弱之后，就经常进行盟誓了；其流弊所致，竟出现要挟、强制的手段。开始是鲁国曹沫迫使齐桓公订盟，后来有赵国毛遂要挟楚王订盟。到秦昭襄王和南夷所订盟约，用珍异的“黄龙”表示决不侵犯夷人；汉高祖分封诸王侯的誓辞，用山河不变之意来寄望诸侯保持长久。但任何盟誓，只有坚持道义才能贯彻到底，道义不存，就会改变原来的盟誓。可见国家的盛衰，事在人为，盟祝之辞有何相干？如汉未臧洪在讨伐董卓时的《酸枣盟辞》，真是气断长虹；晋代刘琨的《与段匹磾盟文》，也写得意志坚贞。但他们的誓辞，不仅未能挽救汉、晋的灭亡，当初订盟的双方后来反而成为仇敌。由此可见，信誓之辞如不出自真心诚意，订了盟也是毫无用处的。
“盟”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是必须叙述有关危急情况，奖励忠孝的品德，约定同生共死，要求合力同心，请求神灵来监视，指上天来作证，以激动之情来确立诚意，并用恳切的意思来写成盟辞，这就是它的共同点。但“盟”这种文体，不在文辞难写，而难在用实际行动来对待所写之辞。对于后来的盟誓者，这是值得引以为鉴的；讲求忠信就行了，不要依靠神灵！
总之，慎重的祭祀基于祭祀者自己的道德，祝史的职责主要是写祝辞。道德的实诚在于严肃，祝盟的文辞必须写得美善。晋代以后更重文饰，祝盟就写得华丽多采。要是真的能感召神灵，应以诚信无愧为贵。[1]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