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祝盟
《文心雕龍·祝盟》是《文心雕龍》的第十篇。本篇以論述祝文為主，同時講了與祝文相近的盟文。祝和盟都是古代「祝告於神明」的文體。盟文在歷史上出現較晚，也沒有多少文學意義。祝詞在上古人民和自然鬥爭中就經常用到，後世流傳下來的祝詞，有的是在沒有文字以前便產生了。在有了文字以後，又多以長於文辭的人擔任「祝史」，正如魯迅所說：「連屬文字，亦謂之文。而其興盛，蓋亦由巫史乎。」祝詞的寫作，又注意「練句協音，以便記誦」（《漢文學史綱要·自文字至文章》）所以，祝詞對文學的產生和發展，是有密切關係的。
目錄
原文
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
昔伊耆始蠟，以祭八神。其辭雲∶「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雲∶「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礻付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
自春秋以下，黷祀諂祭，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賀室，致禱於歌哭之美。蒯聵臨戰，獲祐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麗者也。漢之群祀，肅其百禮，既總碩儒之義，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侲子驅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
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咒，務於善罵。唯陳思《詰咎》，裁以正義矣。
若乃禮之祭祝，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贊言行。祭而兼贊，蓋引伸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視儀，太祝所讀，固祝之文者也。凡群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愧。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涿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祭奠之恭哀也：舉匯而求，昭然可鑑矣。
盟者，明也。騂毛旄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劫，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祝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漢晉，反為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
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存殷鑑。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毖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
譯文
開天闢地以來，各種神靈都受到祭祀。天地諸神既受尊祀，名山大川都按一定次序致祭。於是風調雨順，各種穀物生長起來。由於億萬民眾的仰賴，便對神靈作美好的報答。但供獻馨香的祭品，要以光明的道德為根本；祝史陳說誠信，就必須以文辭為憑藉。相傳古代的神農氏，開始在歲末祭祀有關農事的八種神靈。他的祭辭說：「泥土返回自己的位置吧，水也歸還到山壑間去，危害莊稼的昆蟲不要興起，草木歸生於藪澤中去（不要生長在良田）！」這就是上古皇帝的祝文了。虞舜在春天的祭田辭中說：「扛着長耜，在南畝農田上努力耕作，四海之人都有穿有吃。」為民謀利的思想，已表現在言辭中了。
到了商湯，德行一天一天高起來。他用黑色的牛來祭告上天，把四面八方之人的罪過，都歸在自己一人身上。這就是他的祭天之詞。商湯還曾駕着毫無裝飾的車馬，去禱求免於旱災，列舉六種過失來責備自己。這就是他求雨的祝文。到周代的太祝，掌管「順祝」、「年祝」等六種祝辭，用「萬物齊生」等話來祭天祭地；用「光明普照」等話來拜迎日出；用「早起晚睡」等話，祝告於祖孫合廟的祭祀；用「多福無疆」等話，寫進祭祖獻食的禱辭；此外，即使是出師打仗時的祭天祭地，也沒有不用祝文的。這些都是為了對神靈表示虔誠，對祖先表示恭敬。春秋以後，褻黷討好神靈的祭祀多起來，以致祭禮祝文，無神不至。如晉國大夫張老慶賀趙武建成新房子，有祝他長久安居於此的禱詞。衛公子蒯瞶身臨戰場，還作了請求祖先保佑勿傷筋骨的祈禱。可見即使在十分倉促和困難的情況下，也是要用祝禱的。
至於《楚辭·招魂》，可說是祝辭最早講究文采的作品。到漢代的各種祭祀，對所有的禮儀都很重視。漢代帝王一方面搜集儒家的議論，一方面又採納方士的辦法。於是內宮秘祝，遇有災變，就祝禱把降罪轉移到臣下或百姓身上，和商湯王把萬方罪過歸於自己的用意完全不同。又如漢代用侲子擊鼓驅疫，簡直就和越巫騙人的說法相同。春秋以來的祝祀已經變質了。相傳黃帝有對白澤獸的「祝邪之文」，東方朔寫過「罵鬼之書」，於是後來的譴責咒文，就極力追求善於責罵。只有曹植的《誥咎文》，才是正確的譴責咒文，又如《儀禮》中所講祭祀死者的祝辭，其內容只是告請死者來享受祭品；到漢魏時的祭文，就同時還要讚美死者生前的言行。祭文中兼用讚辭，是從祭文的意義引伸出來的。此外，漢代的帝王陵墓，還有關於遷移帝王靈柩的哀策文流傳下來；周穆王的妃子盛姬死後，有「內史主持策命」的記載。「策」原只是寫明送葬之物，為了表達哀傷之情才寫成文的。所以，哀策的內容和誄有相同之處，而這種哀文主要是稟告神靈的。它從讚揚死者的事跡開始，最後表達對死者的哀悼；內容上用近於「頌」的文體，卻以「祝」文的形式來表達。所以，漢代太祝所讀的哀策，其實就是同代祝文的發展。
各種文章都表現出一定的文采，用於降神的祝文則要求樸實。祝辭的寫作必須真誠，要於內心無所慚愧。祈禱文的格式，須誠懇而恭敬；祭奠文的格式，應恭敬而哀傷。這就是寫祝禱文的大致要求。如班固的《涿邪山祝文》，就是誠敬的祈禱文；潘岳的《為諸婦祭庾新婦文》，就是恭哀的奠祭文。列舉這些同類作品加以研究，其特點是顯而易見的。
「盟」的意思就是「明」。用赤色的牛、白色的馬，盛放在珠玉為飾的祭器中，祝告於神像前的文辭，就是「盟」。早在夏、商、周三代時的帝王，沒有盟誓，有時須要約誓，用一定語言約定就分開。到周代衰弱之後，就經常進行盟誓了；其流弊所致，竟出現要挾、強制的手段。開始是魯國曹沫迫使齊桓公訂盟，後來有趙國毛遂要挾楚王訂盟。到秦昭襄王和南夷所訂盟約，用珍異的「黃龍」表示決不侵犯夷人；漢高祖分封諸王侯的誓辭，用山河不變之意來寄望諸侯保持長久。但任何盟誓，只有堅持道義才能貫徹到底，道義不存，就會改變原來的盟誓。可見國家的盛衰，事在人為，盟祝之辭有何相干？如漢未臧洪在討伐董卓時的《酸棗盟辭》，真是氣斷長虹；晉代劉琨的《與段匹磾盟文》，也寫得意志堅貞。但他們的誓辭，不僅未能挽救漢、晉的滅亡，當初訂盟的雙方後來反而成為仇敵。由此可見，信誓之辭如不出自真心誠意，訂了盟也是毫無用處的。
「盟」這種文體的主要特點，是必須敘述有關危急情況，獎勵忠孝的品德，約定同生共死，要求合力同心，請求神靈來監視，指上天來作證，以激動之情來確立誠意，並用懇切的意思來寫成盟辭，這就是它的共同點。但「盟」這種文體，不在文辭難寫，而難在用實際行動來對待所寫之辭。對於後來的盟誓者，這是值得引以為鑑的；講求忠信就行了，不要依靠神靈！
總之，慎重的祭祀基於祭祀者自己的道德，祝史的職責主要是寫祝辭。道德的實誠在於嚴肅，祝盟的文辭必須寫得美善。晉代以後更重文飾，祝盟就寫得華麗多采。要是真的能感召神靈，應以誠信無愧為貴。[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