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指瑕
原文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誄》雲「尊靈永蟄」，《明帝頌》雲「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雲「感口澤」，傷弱子，則雲「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
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
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有「撫叩酬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制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掠人美辭，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
若夫註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匹馬」；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匹，匹兩稱目，以並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只，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匹矣。匹夫匹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匹而數首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隱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俊才，謬則多謝。
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譯文
管仲曾說：「沒有翅翼而能四處飛揚的是聲音，沒有根柢而能深入牢固的是情感。」但聲音不需要翅翼就很容易飛揚，情感不依靠根抵也不難牢固，根據這個道理來從事寫作，能不十分慎重麼！自古以來的作者，在不同時代競相馳騁：有的才華卓越而豪放迅疾，有的思考精緻而細密，但思慮所及往往難於全面，很少做到毫無瑕病。曹植在寫作上，是眾多文人中較為英俊的了，他在《武帝誄》中卻說：「尊貴的英靈永遠蟄伏。」在《冬至獻襪頌》中又說：「聖王的身體輕浮地飛翔。」說「輕浮」就好像是胡蝶，說「永蟄」則容易懷疑為昆蟲；把這種描寫用於最尊貴的帝王，怎能恰當呢！又如左思的《七諷》，有說之以孝而不從的話，既然如此違反大道，其他內容就不值得一看了。潘岳的文才，是善於寫哀傷之作，但寫對內兄的傷痛，就說有其留下的「口澤」；寫對幼子的哀悼，就說他思念之心「如疑」。「口澤」和「如疑」，都是《禮記》中對尊敬的父母用的，潘岳卻用之於晚輩，文辭雖然寫得很悲哀，但有失於尊卑有別的大義。至於對人物的比擬，必須合於倫類。可是崔瑗對李公的誄文，把他的行為比之黃帝和虞舜；向秀在《思舊賦》中懷念嵇康，竟把李斯的罪過和嵇康相比。如果不得已而用不當的比擬，那就寧可好的方面比得過頭一些，而不要對壞的方面比得太重；但像高厚那樣的詩句，比擬得過分不倫不類仍是不對的。大凡精妙的言辭容易顯露，拙劣的毛病也難以掩蓋，只要有了缺點，就比潔白的玉器上有了缺點更難磨掉。文章的瑕病是很多的，不可能全部列舉出來，所以只大致提出以上四點。
文章寫作的基本途徑，不外用字和立義兩個方面：用字要根據正確的解釋來確定含義，立義要通過正確的道理來闡明。晉末以來的作品，有的意旨模糊不清，開始有「賞際奇致」的奇言，後來有「撫叩酬酢」的怪語；且常常是單獨標出一字，用以表達情感。「賞」字的意思是賞賜，和內心是否領會毫不相關；「撫」字的意思是執持，也牽涉不到什麼情理：這都是《詩經》中未曾見到，漢魏時期也無人用過的。籠統含混地領會似乎還可辨識，核實文字就完全不成其為意義。這都是情感不正常所產生的變化，文風衰落造成的弊病。到劉宋以後的作者，仍然沒有改變，老毛病已習染成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近代的作家，大都愛好猜忌，以至從語音相同的字上尋找缺點，從反切出的字音去挑取毛病：這在古代雖不重要，在今天就要受到指責了。此外，所寫和他人的文章雷同，按理應當加以刪改。如果掠取人家的美辭，當做自己的創作，就像古代陽虎竊取了魯國的寶玉大弓，終於不是自己應有之物而退還。全部抄襲別人的作品，就如巨盜竊取整箱的財物；部分採取他人的文辭，則如小偷摸人家的口袋；但襲用前人論述的很淺薄，竊取當代著作就是過錯了。
至於注釋之成為書籍，是用以辨明事理的，但由於研究得不正確，有的便輕率地做了判斷。張衡在《西京賦》中講到「中黃伯，以及夏育、烏獲之類勇士」，薛綜把中黃伯誤注為宦官的頭目，這是他不知道中黃伯是能執雕虎的勇士。又如《周禮》中講按井田徵收賦稅，過去有三十戶出「匹馬」之說，而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解釋「匹」字，有按馬頭數馬蹄的說法，這豈是辨別事物的要義呢？考查古代正定名稱的原意，車用「兩」而馬用「匹」，「匹」和「兩」的稱呼，都是取並偶的意思。隨帝王朝會和祭祀的貳車、軍事和打獵的佐車，駕車在中的兩服、在外的兩驂，都是雙馬。既然這些都不是單的，所以它們的名稱必須成雙；名稱一經正定之後，就雖是單數也通稱為「匹」了。所謂「匹夫匹婦」，也就是取配偶的意思。車馬名稱的含義是比較簡單的，歷代還有不少人不明白；辭賦是文人的家常便飯，還有人注得差之千里，何況研討宏深的儒家經典，怎能不發生錯誤呢？為辨別「匹」字而計算馬頭馬蹄，挑選勇士卻推出了宦官頭子，都是錯得過分突出的例子，所以舉為鑑戒。繪畫是開始鮮明而後來變色，文章卻可年代越久而更為光彩；如能在寫作時改正了作品中的缺點，就可傳之千載而永無愧色了。
總之，善於射箭的后羿曾出過差錯，善於御馬的東野稷也有過失誤。雖然有傑出的才能，出了錯誤就很慚愧。作品中一個小小的污點，一千年也改變不了。能寫出沒有毛病的好作品，也就和寫作的高手相去不遠了。[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