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徵聖
原文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為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跡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雲「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雲「情慾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決斷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適會，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是以論文必征於聖，窺聖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雲「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
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譯文
所謂「聖」，就是能夠獨立創造的人；所謂「明」，就是能夠繼承闡發聖人學說的人。用述作來培養人的性情，古代聖賢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孔子的學生說：「孔子的著作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說，在這些著作里，是表達了孔子的某些意見或主張的。古代聖王的教訓，在古書上記載着；孔子的言行，都充分表現在他的教導人的言論里。所以，對較遠的，孔子稱讚過唐堯之世，說那時的文化興盛煥發；對較近的，他讚美過周代，說那時的文化豐富多采，值得效法。這些都是政治教化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春秋時鄭國攻入陳國，在對待晉國的責問中，鄭國子產因為善於辭令而立下功勞。宋國曾用最隆重的宴會招待賓客，由於談話富有文采，孔子特使弟子記錄下來。這些都是事業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孔子讚揚子產，說他不僅能用語言來很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且還能用文采把語言修飾得很漂亮。孔子談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時，就說情感應該真實，文辭應該巧妙。這些都是個人修養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由此可見，思想要充實而語言要有文采，情感要真誠而文辭要巧妙：這就是寫作的基本法則。
聖人能夠全面考察自然萬物，並深入到其中精深奧妙的地方去；這樣才能寫成堪稱楷模的文章，其表達的思想也才能與客觀事物相吻合。聖人的著作有時用較少的語言來表達其主要思想，有時用較多的文辭來詳盡地抒發情意；有時用明白的道理來建立文章的主體，有時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顯示文章的作用。如像《春秋》就常用極少的文字來讚揚或批評，《禮記》里常用輕的喪服來概括重的喪服：這就是用較少的語言來表達主要思想的例子。又如《詩經·豳風·七月》是用許多章句聯結成篇的，《禮記·儒行》也常用複雜的敘述和豐富的辭句：這就是用較多的文辭來詳盡地抒發情意的例子。此外，有的文章講得像《夬》卦所說的那樣決斷乾脆，有的文章寫得像《離》卦所說的那樣清楚透徹：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來建立文章主體的例子。還有《周易》中的四種卦象，道理精深，意義曲折；《春秋》所運用的五種記事條例，也常是文辭微妙，意義宛轉：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顯示文章作用的例子。根據上述可知：各種文章在表現手法上，有洋與略、隱與顯的區別；所以寫文章時，或壓縮、或加詳，要隨不同的時機而定；寫作上的千變萬化，要適應不同的具體情況。所有這些，如果以周公、孔子的文章做標準，那麼在寫作上就算找到老師了。
要點，不應該一味追求奇異。」由此可見，必須有恰當的說明才能表達出文章的論點，必須抓住要點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辭采。倘能這樣安排文辭，就能避免單純追求奇異的毛病；這樣建立起來的論點，也就能得到辭句明確的益處了。那麼即使內容精深曲折，但不會影響到它說明的恰當；雖然文辭微妙宛轉，但不會妨害它能抓住要點。文章要抓住要點和辭句寫得微妙並無矛盾，說明的恰當和內容的精深也可同時並存。這些情形，在聖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顏闔說：「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裝飾似的，只追求華麗的辭藻。」雖然顏闔想藉此來指責聖人，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為聖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華麗，本來就是兼有動人的文采和充實的內容的。自然之道本來是不易弄懂的，尚且有人去鑽研它；文章是顯而易見的東西，為什麼不好好加以思考呢？如果能根據聖人的著作來進行寫作，那麼寫成的文章就接近於成功了。
總之，只有聖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因為他們具有特出的聰明才智。他們把精妙的道理寫成文章，以自己靈秀的氣質構成文采。他們的見解有如日月之明，他們的辭藻就像高山大海那樣豐富。古代聖人雖成過去，但他們的精神卻永垂不朽。[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