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封禅
《文心雕龙·封禅》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一篇。封禅是古代帝王所谓“功成治定”之后祭告天地的典礼，“封”指祭天，“禅”指祭地。因为这是封建王朝的重大典礼，封禅之文就成为封建文人所重视的文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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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绿图》曰∶“氵单々𠯠々，棼棼雉雉，万物尽化。”言至德所被也。《丹书》曰∶“义胜欲则从，欲胜义则凶。”戒慎之至也。则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
昔黄帝神灵，克膺鸿瑞，勒功乔岳，铸鼎荆山。大舜巡岳，显乎《虞典》。成康封禅，闻之《乐纬》。及齐桓之霸，爰窥王迹，夷吾谲谏，拒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镂，专在帝皇也。然则西鹣东鲽，南茅北黍，空谈非征，勋德而已。是以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固禋祀之殊礼，铭号之秘祝，祀天之壮观矣。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谶，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馀矣！凡此二家，并岱宗实迹也。
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馀巧。故称“《封禅》靡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飙焰缺焉。
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虽复道极数殚，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焉。
赞曰∶
封勒帝绩，对越天休。逖听高岳，声英克彪。
树石九旻，泥金八幽。鸿律蟠采，如龙如虬。
译文
北极星处于天的正中，帝王受命南面而治，就像北极星那样来治理天下，养育百姓；因此，怎能不颂扬其功德，刻下他的伟大事迹呢！绿图中说：“变化不定，杂乱纷纷，万物都发育滋长。”这是讲至上之德所达到的。丹书中说：“道义胜于私欲就吉利，私欲胜过道义就凶险。”这是指要加以警戒和慎重。因此，警戒慎重可以使道德高尚，至上之德可以化生万物，所以古来七十二个帝王，都曾到泰山来举行封禅典礼。
相传黄帝生而神异，能够得到鸿大的符瑞；曾在泰山上刻其功迹，在荆山上铸鼎。大舜巡视山岳的史迹，《尚书·舜典》中有显著的记载。周成王和周康王的封禅典礼，也见于纬书《乐·动声仪》之中。到东周时齐桓公称霸，曾打算按帝王之礼进行封禅；管仲婉转劝阻，认为当时有蓬草、恶鸟等怪异现象出现，不宜封禅。由此可见，只有帝王才能刻石封禅。但管仲所讲西海的比翼鸟、东海的比目鱼、南方的三脊茅、北方的黄米等祥瑞的出现，都是一些空谈，无以证验，主要还是帝王功德的大小而已。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封禅书》列为《八书》之一，特地要讲述封禅，可见这的确是祭天的重大典礼；而铭刻功绩以进行祝祷，就是祭天的大观了。秦始皇刻石封禅于泰山，其《泰山刻石》文为李斯所写；法家文辞的特点，是缺乏弘大润泽的风格。它虽然比较粗疏，却颇有力量，也可算是当时最好的作品了。
展望两汉，封禅之礼隆重而盛大，如西汉武帝在肃然山、东汉光武帝在梁父山封禅，歌功颂德的封禅文，都是名家大作：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汉代首先出现的佳篇。它说明封禅的开始，叙述历代帝王，显示美好的符瑞，反映盛大的功业，歌颂当今，超越往古，宣扬美德，贤于列圣；用吉祥的符瑞来歌颂，用泰山盼望帝王的临幸来赞美。这篇司马相如最后写成的《封禅文》，其实是汉代封禅文的新作。到东汉光武帝时的《泰山刻石文》，则是张纯所写。它的开始是学习《尚书》，末尾却写得如同祝辞；其中引用不少纬书，叙述西汉末年的离乱，赞扬光武帝的武功和文德等等；叙事核实而说理正确，虽然文采不足，内容却是有余了。以上二家之文，都是泰山上的刻石。
至于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虽然没有刻石，所写都是有关封禅的事。读《剧秦美新》，它的写作显然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其中多用隐约诡诈的言辞，因而写了不少神怪之事。但它的整个结构相当严密，文辞有条理而圆和畅通。扬雄自己说写这篇作品已“极尽思考”，可见他是用尽全力了。《典引》的描写，雅正而优美；这是作者考察了前人的得失，因而能掌握得当；它表达意义、组成文章，写得富有文采而又巧妙。所以班固曾说：“《封禅文》虽然华丽却不典雅，《剧秦美新》虽然典雅但不核实。”这岂不是考察了前人的作品就易于认识明确，循其体势就容易收到功效吗？至于魏初邯郸淳的《受命述》，不过攀附前代名作，风力不足；写得好像颂体，虽然文理还有条不紊，却很平庸而不高超。到曹植的《魏德论》，是假设主客的议论，一问一答，文势迂缓，长达千言；费劲不小，却收效甚微，缺乏力量和光芒。
这种文体的作用，是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在写作上开始考虑布局时，必须明确其总的面貌。要如《伊训》、《尧典》一类著作树立主干，从宏伟富丽方面来选择言辞，使内容合于古意而不致深奥不明显，文辞新颖而又不流于浮浅，内容能放出光芒，文辞能利如锋刃，就是最好的作品了。即使古人把道理讲完，方法用尽，后世作者必将有所继承，但只要在文采上不断创新，就一定会超过前代作者。
封泰山而刻下帝王的功绩，是称扬帝王来报答上天授予美命。远听那高山之上，美妙的声音十分动人。树立的石碑高入云霄，封禅的文章传遍八方。封禅大法凝成的佳作，腾空飞舞，有如虬龙。[1]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