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哀弔
原文
賦憲之諡，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流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枉，《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
暨漢武封禪，而霍嬗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降及後漢，汝陽主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仿佛乎漢武也。至於蘇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其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鍾其美。觀其慮贍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
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吊者，至也。詩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吊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吊也。及晉築虒台，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為吊，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設也。或驕貴以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併名為吊。
自賈誼浮湘，發憤吊屈。體同而事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嘆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吊屈，思積功寡，意深反騷，故辭韻沈膇。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詰。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吊夷齊，褒而無間，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禰衡之吊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夫吊雖古義，而華辭末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之所哀，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
雖有通才，迷方失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譯文
《逸周書·諡法》中說：「年紀很小死了的就叫哀。」哀就是依，哀傷之情必須依靠心，所以叫做哀。哀辭的寫作，主要是對幼年死者的哀悼，因此，和年老的人無關，而必須用於短命死去的小孩。從前子車氏的三個好兒子為秦穆公殉葬；他們的死，用一百個人也換不回來。這種情形和人的夭折相同，《黃鳥》詩中表達了對他們的悲哀，這也許可算《詩經》中的哀辭了吧。到漢武帝赴泰山祭天地，跟從去的霍嬗突然死亡，漢武帝哀傷霍嬗而寫的詩，也是屬於哀辭一類的作品了。
及至東漢汝南王劉暢死後，崔瑗為劉暢所寫哀辭，才改變過去只為夭折者寫哀辭的格式。但其中寫到死者衝進鬼門，怪異而不通；又說死者乘雲駕龍，入於仙境而不悲哀；最後一段用五言句子，好像歌謠的形式，也略近於漢武帝為霍嬗寫的哀辭。至於東漢的蘇順、張升，都作過哀文，雖然寫得有感情、有文采，卻未能充分表達其真情實感。建安年間的哀辭，只有徐赴幹寫得較好，他的《行女哀辭》一篇，還有一些哀痛的感情。到晉代潘岳繼續寫作的哀辭，真是集中了哀辭寫作的優點。他的想象豐富，文辭多變，感情深厚而悲痛，敘事如寫傳記，用詞則摹仿《詩經》；那種音節緊促的四言句子，很少鬆散無力的描寫；所以能寫得意義正直，文辭婉麗，沿着舊的體式，卻表現了新的情趣。特別是潘岳的《金鹿哀辭》和《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兩篇，再也沒有人能寫得這樣好了。
關於哀辭寫作的主要點，是感情要哀痛，文辭要儘量表達出對死者的愛惜。由於死者年幼，他的品德還未形成，所以主要是讚美他的聰慧；因為死者幼弱，還未擔任過國家大事，所以只能對他的容貌加以悼念。作者把悲痛的心情寫成哀辭，就能令人滿意；為了華美的文辭而去聯結心思，就會寫得浮誇不實。用浮誇不實的文風寫成哀辭，那就雖然華麗，卻不悲哀；必須使作者的思想感情融會在悲哀之中，寫出的哀辭能引起他人哭泣，這種作品才是可貴的。
所謂弔，就是到。《詩經》中說「神之弔矣」，就是說神的到來。正常死亡的人定諡治喪，是極為悲哀的事，所以，賓客對治喪主人的慰問，他們的到來，就是「弔」的意思了。《禮記》中說，被物壓死、被水淹死等，因為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不必哀弔。春秋時宋國發生水災，鄭國發生火災後，各國派使臣前往致辭慰問；這是國家遇上災難，人民遭到死亡，所以，這種慰問和哀弔相同。還有一種情形：如春秋時晉國建成虒祁宮，齊國襲擊燕國，史趙和蘇秦認為這樣的事不應祝賀，而應哀弔。因為建築虒祁宮殘害人民，攻打燕國結下仇敵，這都是亡國之道。大凡這樣一些情形，就要運用弔辭：或者是過於驕貴而喪命，或者是褊急忿恨而違背常道，或者是有大志而生不逢時，或者是有美好的才能又連帶着一定的缺損。追念這些而加以慰問的作品，都叫做弔。
自從漢初賈誼渡湘江，感發憤激而寫了《弔屈原文》，體制周密，事實準確，文辭清晰，內容悲哀，這要算是最早出現的哀弔作品了。到司馬相如所寫《哀秦二世賦》，完全是賦的體裁。桓譚認為它寫得傷痛，能使讀者為之嘆息；賦的最後寫得扼要而確切，讀完後能使人為之哀傷。揚雄為哀弔屈原而寫的《反離騷》，思考的很多，但成就不大；其立意重在反詰《離騷》，所以文辭音韻不很流暢。又如班彪的《悼離騷》，蔡邕的《弔屈原文》，也善於提出責問；但他們追隨賈誼的《弔屈原文》，是很難與之並駕齊驅的。此外，如胡廣的《弔夷齊文》，阮瑀的《弔伯夷文》，只有讚揚沒有批評；王粲的《弔夷齊文》，對伯夷、叔齊的批評寫得較好。但胡廣、阮瑀是嘉獎伯夷、叔齊的清高，王粲則是不滿其狹隘，這是由於他們的觀點各不相同。漢末禰衡的《弔張衡文》，辭采繁盛而忽於明潔。晉代陸機的《弔魏武帝文》，序寫得不錯，弔詞卻過於繁雜。從此以後，就沒有值得稱道的作品了。 哀弔的意義雖然古老，後來卻出現華麗的文辭；華麗過分，音韻不緊湊，就演變成為賦體了。哀弔文本應用以伸張正義，糾正事理，彰明美德而防止錯誤；所以要有所分析地加以褒揚或貶斥，能夠正確地表達哀情，那就不致破壞哀弔文的正當意義了。
總之，弔辭所哀傷的，在於幼弱的兒童。幼苗不能成長，自古以來都為之悲痛。雖有寫作的全才，如果迷失以辭遣哀的方向，就很難正確運用。這種千古可悲的感情，只有用弔辭來遣送。[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