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於1900年5月26日，在中國甘肅敦煌被發現。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並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4萬餘件。

目錄

歷史淵源

自從西漢絲綢之路開通以來，敦煌就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之一，往來客商和政府駐軍使敦煌輝煌了一千餘年之久。到趙匡胤建立宋朝的時候，由於宋朝軟弱無能，沒有能夠收復河西走廊。此時敦煌由唐末以來的地方割據政權歸義軍所控制，面臨着回鶻和西域的伊斯蘭教勢力的威脅。此時敦煌稱沙州。

宋咸平五年（1002年）歸義軍內部發生兵變，歸義軍領袖曹延祿與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殺。延祿的族子曹宗壽在眾人推舉下掌握了歸義軍政權，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壽為歸義軍節度使。戰爭和內亂使曹氏歸義軍政權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區的回鶻勢力在這一時期卻得到了迅速發展，成為與歸義軍政權抗衡的重要力量。

此時，歸義軍政權已不堪一擊，任何外來的攻擊和內部的騷亂都足以使其傾覆。這使得在歸義軍政權庇護下的沙州佛教勢力感到極度恐慌。 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滅掉于闐佛教王國，這個消息很可能被從沙州寺院東逃的于闐人得知，在佛教像法滅盡思想的影響和穆斯林東進的威脅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將一些重要的經卷和佛像、幡畫等集中起來，收藏在原來存放各寺剔除的經卷、外典、過時文書、舊幡畫、佛像的洞窟中（今編號為第17窟），並將該窟洞口封閉起來，做了必要的掩飾。以後，由於當事人和知情者逐漸離開人世，藏經洞的情況也就不再為世人所知。

藏經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稱。此窟原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時開造，為當時河西都僧統洪辯的影窟。約在11世紀，西夏統治敦煌時期，元代統治者占領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們，考慮到戰爭的災難，於是就把寺院歷代保存下來的經卷、文書、檔案以及佛像畫等全部封存在此洞裡，然後外築補壁，並繪壁畫掩人耳目。後因僧徒也逃戰爭之難未歸，洞窟頹廢，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風沙淤塞，竟因此幽閉近8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圓籙，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秘室始現於世，並謂之「藏經洞」。藏經洞出土了敦煌遺書中最大宗文獻，尤為歷史文化名城錦上添花。

它又成為分別研究起自東漢、中經兩晉、北魏、西魏、梁朝、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下至元朝、涵蓋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資料。敦煌學家姜亮夫教授認為「整個中國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現出來」。首先發現敦煌遺書的重要價值者，是我國的金石學家葉昌熾，他在《語石》中，不僅錄述莫高窟碑石，且對敦煌遺書作了頗為獨到的闡述。該窟發現數以萬計的古代佛經、道經及世俗文書等，是研究我國近兩千年學術文化發展的寶貴文獻，歷史之積文終成後世之瑰寶，實為我國學術及世界學術之大幸。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遺書以佛教典籍最多，還有天文、曆法、歷史、地理、方志、圖經、醫書、民俗、名籍、帳冊、詩文、辭曲、方言、遊記、雜寫、習書，成為多種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據和補充參證，其主要部分又是傳統文獻中不可得見的資料，價值尤為珍貴。所以被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四次大發現之一。敦煌遺書以漢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闐文、梵文、吐火羅文、希伯來文等多種古代民族文字，成為研究這些古代民族語言文字和民族歷史、宗教、文化的珍貴資料。它又具有民族學價值和國際意義。敦煌遺書以捲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還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繡本，在書籍發展史及書籍裝幀史、印刷史上都是難得的實物資料。 尚有更多材料，猶如明珠還埋於砂礫之中，有待識者發現和考證。

擴大建設

十九世紀末，道士王圓籙到莫高窟。此時莫高窟十分荒涼，崖間上的通道多數已經毀於戰火，一些洞口已經崩塌，底層的洞窟已為黃沙掩蓋，這裡只有一些粗通漢語的藏傳佛教寧瑪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後，香火漸盛，他把信徒們施捨的錢財節省下來，開始按照自己對道教的理解來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層洞窟中的積沙。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藏經洞。但敦煌當地的富紳無人認識洞內這批古物的價值，腐敗的清政府也未能對其進行應有的保護，致使藏經洞中的大批敦煌遺書和文物先後被外國「探險隊」捆載而去，分散於世界各地，劫餘部分被清政府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莫高窟的壁畫和塑像也遭到劫奪與破壞。1914年至1915年，俄國奧登堡率考察隊到敦煌和莫高窟，不僅收集到大批敦煌寫本，還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塊壁畫。

1921年，在蘇俄國內戰爭中失敗的數百名白匪軍逃竄到莫高窟，他們在壁畫上任意塗抹、刻畫，並在洞窟內燒炕做飯，致使大批壁畫被火燎煙熏。 1924年，美國華爾納曾到莫高窟盜剝了大面積的壁畫，並掠走彩塑。 敦煌遺書和文物的散失對中國文化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但客觀上卻推動了東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它們進行整理和研究，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敦煌學的興起引起了學術界對敦煌莫高窟的重視 。 自20世紀三四十年代起，中國的歷史學、考古學和美術工作者到敦煌進行考察的人逐漸增多。經過他們的研究和宣傳，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漸提高。 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擔負起了保護洞窟臨摹、研究敦

煌壁畫的職責；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礎上，擴大規模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國家列為歷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縣改為縣級市，1988年2月，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文物被盜

第一個來敦煌竊取藏經洞文物的是英國人斯坦因。斯坦因原為匈牙利人，1862年生於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裡，後加入英國籍。作為一名考古學家，斯坦因曾先後四次來我國西北考察。第二次中亞考察時，斯坦因來到甘肅河西，以不正當手段非法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敦煌藏經洞文物，成為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質學家拉喬斯·洛克齊(LajosLoczy)參加塞琴尼伯爵探險隊到過敦煌。1902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國際東方學會議上，洛克齊報告了敦煌

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畫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從他的朋友洛克齊那裡聽到了莫高窟的情況，這就更進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欲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國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亞探險計劃書中，就將考察的地區擴大到甘肅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開始第二次中亞探險。1907年2月，斯坦因從樓蘭遺址出發，沿羅布泊南的絲路古道，經過陽關，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達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請了一個中國師爺—蔣孝琬，作為他的翻譯和助手。斯坦因初到敦煌時，並不知道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事，原準備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補充一些糧食和飲水後，前往羅布泊進行考古發掘。但不幾天就從一位定居敦煌的烏魯木齊商人那裡聽到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情況，斯坦因當即改變注意，動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來到莫高窟，這時候，王道士已在藏經洞門上裝上門鎖，並親自掌管着門鎖的鑰匙。斯坦因到來時，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緣未歸，但他仍從一個小和尚手裡看到一卷精美的寫本，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決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歸來。這期間，斯坦因返回敦煌縣城，雇了一批工人，考察並發掘了敦煌西北的長城烽燧遺址，獲得大量漢代簡牘。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時，王道士也已化緣歸來。由於前幾天莫高窟正在舉行廟會，往來香客很多，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進入藏經洞，王道士用磚塊代替木門，堵住了藏經洞的入口，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於是，斯坦因說他是來莫高窟拍攝壁畫照片的，隻字不提藏經洞之事，而是通過蔣師爺和王道士進行了初次接觸。蔣師爺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願意提供一筆捐款幫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寫卷，王表示同意，但當蔣師爺表示斯坦因實際上想購買一些寫卷時，王道士立刻警惕起來。一方面藩台衙門有封存藏經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這樣做會被別人發現，對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絕了斯坦因的要求。

接着，他提出請王道士領他參觀洞窟內正在進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在參觀過程中，斯坦因雖然對王道士的新塑像極為鄙夷，但他卻從中發現了王道士對宗教的虔誠，因而藉機表示對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對斯坦因漸漸有了好感。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噓說，他是玄奘的忠實信徒，又娓娓動聽地向王道士述說自己是如何追尋着玄奘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岭荒漠，歷經千難萬險而來到敦煌的。這番話果然打動了王道士的心。當夜，王道士悄悄地將一捆經卷交給蔣師爺拿給斯坦因進行研究。

說來也巧，這些經卷的題記表明，佛經是玄奘從印度帶回並從梵文譯為漢文的。這個偶然的巧合，給斯坦因帶來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對王道士說他之所以能在這一天看到由玄奘帶回並翻譯的佛經，完全是聖人玄奘在冥冥間作的安排，目的是讓他把這些來自遙遠的印度的佛經送回原來的地方。王道士是一個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這番話使他感到這一巧合的確是神的召示。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經洞的磚牆，向斯坦因打開了藏經洞之門。

進洞之後，在昏暗的油燈下，斯坦因看到「經卷一層一層地堆在那裡，密密麻麻，散亂無章。經卷堆積的高度約有10英尺，後來測算的結果，總計約近500立方英尺。藏經洞的面積大約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間僅能勉強容得下兩個人。」由於洞窟太小，光線又暗，不便閱讀，王道士就允許斯坦因把幾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間小屋。為了防止被別人發現，又將窗戶用紙糊上。之後，每天夜裡，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寫本，拿到小屋裡讓斯坦因研究。由於寫卷越來越多，斯坦因放棄了原來準備叫蔣孝琬給每個寫本都編出目錄的打算，只是從他的考古學標準出發，儘可能多、儘可能好地選擇寫本和絹、紙繪畫。

最後斯坦因捐出一筆錢作為酬勞，送給王道士，並約定在離開中國之前，除他們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這些寫本、繪畫的來源。對這筆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報告裡寫道：「當我今天回過頭來檢視我用4錠馬蹄銀換來的無價之寶時，這筆交易簡直有點不可思議。」6月中旬，斯坦因帶着從王道士手中獲得的藏經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險」。四個月後，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時，給王道士寫了一張字條，蔣孝琬拿着字條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書。16個月後，裝滿24箱經卷和5箱經過仔細包紮好的絹畫、刺繡等藝術品，便平安地存在倫敦的英國博物館裡了。

第二次中亞探險結束後，斯坦因於1911年寫出了此次考察的個人筆記—《沙埋契丹廢墟記》（兩卷本），1912年在倫敦出版。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報告《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又譯塞林提亞）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西域考古圖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發行。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來中國進行考古「探險」時，再次來到敦煌，又通過王道士等獲得了5大箱寫本文書。雖然，大部分文獻已被伯希和探險隊、大谷探險隊及北京政府運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並轉移到安全地點秘藏起來的，少部分則是當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間的。由此，斯坦因成為獲得藏經洞文獻最多的人。

價值意義

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提供了數量極其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後經英、法、日、美、俄等國探險家的盜竊掠奪，藏經洞絕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僅剩下少部分留存於國內，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