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李正良)
作品欣賞
教室
我出生的六十年代是困難時期，缺吃少穿是常態。我上小學了，貧窮的狀況依然沒有多大改變。那時候沒有學前班，到了八九歲就可以背着書包去學堂。
在我的記憶里，我從一年級上到五年級（當時我們這裡沒有六年級，沒有初三，沒有高三），學校搬了六個地方，前三個只有一間教室，幾個年級混在一起。老師給一二三四年級輪流上，輪不到的做作業，或者聽老師講授。那時上學免費，有孩子的人家幾乎都把孩子送去學校。也有極個別的例外。孩子多，家務活多，得有人承擔，有家長就把孩子留在家裡不上學；也有的父母覺着讀書沒什麼用，上不上學都還是農民，沒必要把時間浪費在上面。除了上學免費，上課也很隨意。老師家裡臨時有事學生就放假，有時也會幫助老師做私事。收穫季節放忙假，孩子們做不了重體力活，力所能及的事可以為大人分擔些。比如打豬草，涮鍋洗碗，掃地抹桌子，提水澆地等。那時候大人很辛苦，忙完地里還要忙家裡，有孩子幫幫手能讓他們有空閒休息。
記不清是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無意學到了高年級的部分知識，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篇課文叫「小車不倒只管推」。文章是寫一個農民如何埋頭苦幹，後來被評上先進這樣一個內容。主人翁叫王國福。王國福有句名言：「小車不倒只管推」。我對這篇課文有記憶，緣於王國福的這句名言。老師給我們上完課後，就給其他年級講解這篇文章，在老師講解的過程中，頻次出現較高的就是「小車不倒只管推」。以至於後來好長一段時間，這句名言像是我們做遊戲時喊的順口溜，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里，至今沒有遺忘。稍顯費解的是王國福為什麼老是推車，除了推車他好像沒別的事可干？先進這個詞對於低年齡段的孩子來說比較陌生，它所蘊含的意義更不會被理解。
第一次進課堂教室是民房。主人是一對新婚小夫妻，他們家共有五間房，他們住的兩間和另外的三間是隔開的，剛結婚暫時還沒孩子，兩個人住顯大，於是勻給我們一間當教室。主人有兄弟四個，他是男孩中的老大，還有三個弟弟，一個姐姐。因為沒孩子，所以沒有分戶，一大家子依然圍在父母身邊。 學校占用的是外間，他們進出要從教室經過。好在我們上課時，他們已經下地幹活了，等到他們收工回來我們又放學回家了，相互之間基本沒有干擾。除了這間空屋子，教室里幾乎沒有其他設施，一切就地取材。膝蓋當書桌，普通的木板塗上黑油漆掛在牆上當黑板，門前的道路就是操場。課間休息我們就在這條路上玩耍，打玻璃球，滾鐵環，拴地溜子，跳繩或踢毽子。環境好壞對我們好像沒什麼影響。
有一名老師，是本隊的。學生十幾個人，也來自鄰近的幾個生產隊。上學放學都不用跑太遠的路，省去了父母不少的擔心。孩子在學校偶爾出了什麼狀況，老師站在門前的路上喊上一嗓子即可叫來家長。我的家就在學校後排，從家裡走到學校用不了太長的時間。每天從家裡出來，我就背着母親用布頭為我縫製的書包晃晃悠悠地走向學校。我不會痛痛快快地一氣走完這段路，一朵花，一棵草也會引起我的注意，至於蜻蜓蝴蝶這些可愛的精靈更不會放過。
記得這一年的冬天奇冷無比，像是幾個冬天合在了一起。夜裡下了一場大雪。第二天起床眼前一片刺目的白，整個世界單調得沒了內容。通向學校的路已經被大人清掃乾淨，路的兩側堆着半人高的雪，走在路上就像走在電影《英雄兒女》的塹壕里。學校門被雪封住了，只有僅夠一人側身進出的縫隙。老師正在門前焦急地等待，看到孩子們，他說：今天放假。
沒了課程的壓力我們可着勁玩。堆雪人、打雪仗鬧騰得不行，中午回家，大人還以為我們上學去了，等弄明白原委，免不了發一通牢騷，脾氣壞的也會把孩子揍一頓。
到了清明節要給烈士掃墓，這項活動每年都有。後來隨着年齡的增長，規模也越來越大，上了中學人數就更多，路途更遠，形式也更莊重。而我們尚幼，排隊跟在老師後面，剛開始走興致很高，走一會有些累了，就散漫了，隊伍沒了隊形。為烈士掃墓本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但是對於我們這些孩子卻沒什麼道理可講。有人在打鬧，有人也會跑出隊伍，老師提出警告，管幾分鐘，過一會兒依然如故。到了墓地，會有一位老人介紹烈士的英雄事跡，還要圍着墓園走一圈，向烈士默哀，一套程序做完，掃墓活動就基本結束了。我們樂於接受這項活動，終究還是抱着出去玩的心理，當作一次野外踏青。重複着家裡學校兩點一線的循環早就膩了，渴望有機會到野外跑一跑，掃墓活動剛好契合這樣的心愿。孩子們的心智對於美醜、善惡、真假的理念尚未建立。對他們還不能要求太多。
烈士是本村人，生前是個游擊隊員。犧牲那天他躲在牛房的雜草堆里。敵人的刺刀一陣亂捅，發現了他，慘遭毒手。稱墓園有些誇大，一座土墳，一塊水泥預製板的墓碑，上面寫着烈士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升中學前我們每年祭奠的都是這個烈士。離學校近，不用跑太遠的路。
墓地周圍是大片大片的麥田，麥子開始拔節，一棵棵麥苗多像是站着的農人，在春天的季節里搖曳生姿。田埂上冒出了雜色的無名野花，星星點點地點綴在麥浪中。孤獨無言的墓碑立在春天的陽光里，她的沉默與土地的沉默好似有了默契。
在這所學校我們還有了一次照相的經歷。因是人生的首次，我們對它很期待，不知道怎麼個照法，也想看看照相機是個什麼東西。在那個時候有人能想出照相這門營生絕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就是放在今天照相機也是個高檔物品，不用說在五十多年前了。平時我們玩的打鳥的彈弓有二十根皮筋，一分錢能買兩根，為了這二十根皮筋，我們就得從半年前開始籌備積聚能買二十根皮筋的一毛錢。從一分錢到一毛錢的過程艱難而漫長。一年到頭家裡很少見到錢，能從大人手裡討到一分兩分零花錢，也許是一兩個月，也許是三四個月。現如今，一毛錢根本不值一提。在菜市場任意地可以撿到遠大於一毛錢的硬幣。而在那時一毛錢會讓我們茶飯不思。想想一台相機該有多少個一毛錢，這個數字讓我們無法想像。我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好好看看這相機，最好還能用手摸一摸。令我們失望的是照相師傅連讓看一眼都不願意，更不用說用手去摸。
第一次經歷照相就不太成功，當我們用七分錢換來撲克大小的照片後才發現，把自己從照片中指認出來並不容易。我們就像一群蜜蜂圍在老師身邊，有人眼睛閉着，有人頭歪着，也有人身體偏着。最為可笑的是老師的一縷頭髮被風吹起，也被照了下來，老師頭上像是站着一隻小燕子。成功不成功我們不會介意太多，有這樣的一次經歷就很滿足、也很過癮。人生就是在不斷的體驗中豐富着。
房東在隔壁屋裡開了一個賭場，規模不大，平時就四五個人賭錢。午飯後開門，晚飯前結束。春節賭場最熱鬧，滿屋子全是人，賭桌被圍得水泄不通，為了能參與有人會從別人頭上把錢扔到桌上，請他人幫着押注。四五個人玩的是紙牌，共有八十四張。每張牌比手指長，大拇指寬。正常四個人玩，五個人玩，得有一人休息，一圈下來休息的人頂上，另一個休息，依次類推。和牌時給賭場提成，行話叫「抽頭」，我們這裡叫「水子」。房東開賭場也是為了這麼一點的蠅頭小利。賭錢歷來被禁止，開賭場更是違法，還是開在學校旁邊，就更不該了。
這個賭場存在了好長時間，簡陋的很，一張八仙桌子加幾條凳子，一幫人圍在一起。輸贏不大，幾塊錢來去。半天下來給賭場的水子也就幾毛錢。那時候麻將尚未流行，沒有當下這麼普及，只要興致來了隨時可以坐下來玩幾圈。在那個什麼都短缺，人人在掙扎的日子裡，能在賭場裡坐下來，要麼是遊手好閒的混混，要麼是自己吃飽全家不餓的鰥寡者，要麼是不顧家的懶漢。有時候我們偶爾跑進去看看，也會被轟出來，不讓靠近。
有一次賭場發生了械鬥。衝突雙方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個瘸子，吃虧的當然是他，嘴角出了血，後背也是青一塊紫一塊。瘸子也真是活該，孤身一人，整天不務正業。除了賭錢沒看他干過別的什麼事。那時候沒有吃低保這一說，孤寡老人叫五保戶，由生產隊集體供養，他應該也是這種類型。但五保戶生產隊只供給糧食不給錢，不知道他拿什麼作賭資。飯點一過他拄着雙拐就來了，很準時。打人的女人是個寡婦，吵架，罵街樣樣不差。她有三個兒子，其中有兩個因為她的不務正業也學壞了，二十大幾的年齡還是光棍兩根。唯獨長子走了正道，早早成家立業。
賭場發生了械鬥之後就被取締了。房東損失了一張八仙桌和一盞煤油燈。八仙桌在農村很常見，唯獨煤油燈比較稀罕。這種燈與眾不同，燈座和燈罩都是玻璃，點燃後亮度高無油煙。普通油燈光線暗，油煙大，讀書寫字做針線活吃力。在農村有這種燈的人家不多。值不值錢不重要，很少見。
從此賭場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
牛房教室是另一生產隊的公房，共有三間，學校用兩間，生產隊保留一間放雜物，和我們共處一室。門前有一塊小小的空地。這房子比較特別，中間一大間，旁邊兩小間。一大間算是主屋，沿主屋山脊的兩頭呈放射狀坡下去是兩小間。小間沒有屋脊，這種房子叫爬頭屋。正常的房子是兩面坡。這種房子四面坡，好處也很明顯——節省材料。主要是節省房梁。蓋房子主要材料就是房梁。屋面苫麥草，農村有的是，牆用土壘也是就地取材，唯有房梁需要成材的大樹。一棵樹從樹苗到成材需要十多年。俗話說十年樹木。有些樹材質軟，不密實，負重輕；有些樹天生彎曲長不直。所以能做房梁的樹木很難選。房子本是牛房，剛搬進去時牛臊味挺重，濕氣也大。牆上有牛糞的污漬，也有柴草燃燒的煙漬，除了門沒有窗。牆角里有時也會長出一些小燈籠樣的野蘑菇。房子不高，大人伸手即可摸到屋檐。
因為是臨時用房，老師找了幾條長凳當學桌。有一次，幾個學生打鬧碰倒了長凳，其中一個學生的腳被砸出了血，事後老師向家長解釋，家長說是孩子不懂事，不是老師的錯。
作者簡介
李正良，現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