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南宋钓鱼城为何能阻挡蒙哥的蒙古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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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南宋钓鱼城为何能阻挡蒙哥的蒙古大军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市合川区），巴东山地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位于嘉陵江边的山崖之上。今天如果亲临现场，钓鱼城可能都不算是一座城池，一个山顶范围并不太大的军事要塞。可是700多年前，这里曾经惊骇世界。蒙古大军纵横天下，偏在这里被阻挡长达30多年；距今整整760年前（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更是战死城下，导致忽必烈迅速从武昌撤退，赶回漠北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延缓了南宋覆灭的时间，钓鱼城之战可以说是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战役。为什么具备强大优势的蒙哥大军会在这座小小山城下失败，长久以来主流意见都倾向于钓鱼城山城险要的论断，当然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可近几年重庆考古发掘的不断更新，逐渐让人接近历史的真相，钓鱼城真的是在山顶之上吗？[1]
一、传奇堡垒——合州钓鱼城
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为了抗击蒙古军，派甘闰于合州东十里的钓鱼山上筑寨。淳祐三年（1243），四川制置使余玠接受播州人士冉琎﹑冉璞兄弟（今贵州遵义市绥阳县人，是同父异母兄弟）的建议迁合州于钓鱼山依山建城，加固城池，“积蓄粮草固守，可抵十万大军，如是，西蜀可保”，余玠非常欣赏，向朝廷上奏建议，封冉琎为承事郎、权遣合州，冉璞为承办郎、权通判州事，让他们主持扩建巩固钓鱼城，迁合州治所于此，驻以重兵，以控扼嘉陵江要冲。余玠坚守钓鱼城近十年，宝祐元年（1253）被朝廷猜忌要调走，在钓鱼城含恨而亡，冉氏兄弟也去职还乡，当年冉琎就病故。
以扩建以后的史料记载看，能够迁移合州州治，还分内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规模相当大。由于川东基本都是山城地形，当时川东与川北多山地区有很多类似城寨，并非只有一个钓鱼城，如云顶城、运山城、大获城、得汉城、白帝城、青居城及苦竹隘当时通称为四川“八柱”。
宝祐二年（1254）王坚任合州守将（正式职务是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兴元府在陕西汉中），王坚本是名将孟珙的手下，在余玠病故后，镇守荆州的孟珙从京湖制置使司调拨六千精兵和十万石粮食入蜀支援，派去的人手就是王坚。王坚和副将张钰在余玠的基础上再次大规模修城设防，陕南﹑川北民众纷纷迁来，形成军民达数十万的重镇。需注意这数字，号称数十万即便有夸张，以今天的钓鱼城遗址规模显然不可思议，今天只是当年临近山崖的一处城门部分区域。坚守长达30年的钓鱼城，人力物力都达到一定规模，起码也应该是传说的水泊梁山的大规模城寨联防体系才可能实现，所以，山顶区区2.3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是无法承载的。
就史书的记载，蒙哥进攻的钓鱼城之战长达半年，一共为几个阶段。
1258年秋（宋理宗宝祐六年），蒙哥大汗率军四万从六盘山出发南下。蒙哥在那里祭奠成吉思汗，同时举行誓师大会，立志要平定南宋。蒙哥经陕西入川，加上在蜀中的蒙军及从各地征调来的部队，号称十万，相继占据剑门的苦竹隘、长宁山城（今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蓬州运山城（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阆州大获城（今四川阆中市）、广安大良城等，进抵武胜山（今四川广安市武胜县城附近），渐渐逼近合州。
蒙哥希望速战速决，这一年底，派宋朝降将晋国宝前去招降。此人不仅是王坚老乡（河南邓州人），当年也和王坚同属孟珙的“忠顺军”战友。王坚十分痛恨投降，严辞拒绝并杀了晋国宝。蒙哥也很愤怒，决心用武力征服。次年正月，蒙哥分兵进攻诸王末哥攻礼义山城（今四川达州市渠县东北，俗称三教寺寨），曳剌秃鲁雄攻平梁山城（今四川巴中市西），命宋朝阆州降将杨大渊率军突袭合州旧城，切断外围诸城与钓鱼城的联系。杨大渊兄弟三人是镇守四川的高级将领，大哥杨大全任都统，在淳祐二年（1242）于叙州英勇战死（今宜宾市），杨大渊投降的经过有争议，《元史·汪德臣传》说杨大渊以阆州百姓活命为条件主动归降。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在《潼川王氏忠孝堂记》中说是原来保宁山寨中的豪杰王仲安劝降。之后弟弟杨大楫，儿子杨文粲，侄儿杨文仲、杨文安全都归降，摇身一变成为蒙古平定四川的主要将领，对后来川东地区的征服，杨氏家族将领为主要执行人。
蒙哥还派纽磷进攻忠州（今重庆忠县），涪州（今重庆涪陵区），断绝下游宋军的增援，使钓鱼城完全孤立无援。然后蒙哥亲自下渠江进发至合川城外石子山扎营（据说出于隐蔽考虑，蒙哥的军帐隐藏在今石子山下的一个大型岩洞内），这一阶段蒙哥都是以水路进攻为主，几个重要据点全是江边重镇。
第二阶段猛攻时期。合州旧城被蒙古军占据，合州守将带领剩余宋军转移到钓鱼城与王坚汇合。
公元1259年（宋理宗开庆元年），《宋史》记载：“自春至秋，半年无雨”，南宋境内普遍奇热，宋代遗民诗人萧立之当时有诗感叹：“山中从前无此热，早禾焦死晚禾枯”《郴旱檄北湖龙》。
钓鱼城的防御圈包含嘉陵江、渠江、涪江汇合处，南、北、西三面环水，城周十二三里，筑有高达数丈的石墙，南北各建一条延伸到江中的一字城墙；城内有大小池塘13个，井92眼；江边有水师码头，布有战船，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今重庆市），因此凸显出地势险要。根据史料中对钓鱼城的详细描述就应该知道，钓鱼城并非是一座建造在山顶的要塞，而是连带江水环绕的整个山城，所以蒙古大军强攻这里显得非常困难。
蒙古军经过一番试探和勘察，已经有人发觉钓鱼城不好攻取，术速忽里就建议蒙哥避开这里，迂回夔州（今重庆奉节）直接东下。但蒙哥自视出动这么大阵势，兵力众多，不相信一座山城会阻挡铁骑，决心攻下钓鱼城，打破宋人顽强固守的美梦。从二月起，蒙哥在石子山亲督诸军强攻。三月，进攻城东之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等处，但在守城军民抗击下都失败。四月初一连降雨20天。二十二日初晴，蒙古军偷袭城南护国门也没有得手。到次日深夜，终于攻破城北出奇门至嘉陵江边一字城，但被王坚率宋军力战夺回。宋理宗闻讯下诏嘉奖，鼓励合州军民，一个多月的强攻阶段暂时告一段落。
第三阶段僵持和蒙古军阻击宋军支援阶段。
从四月起，新任四川制置副使的吕文德就接到命令兼知重庆府，率战船万艘溯江而上。原本吕文德是在播州（今贵州遵义市），给他这个职务就是为了救援合州。五月，吕文德趁涨水和顺风之利攻断纽磷设置的浮桥，进入重庆。宋理宗知道后也非常高兴，御笔题曰：“吕文德身先士卒，攻断桥梁。蜀道已通，忱可嘉尚。”
六月初，吕文德率战船千余艘，继续沿嘉陵江而上，增援钓鱼城。一度冲破蒙古将领李进的防线至三槽山西（今合川区以南），遇蒙古水军阻截。蒙哥派出经略使史天泽迎战，史天泽将蒙古军分为两翼，在合州东山的黑石峡两岸“跨江注射”，史天泽亲率主力水军顺流迎战，夺宋军战船百余艘，以占据水陆两方优势和顺江而下的攻势击退宋朝的这一批援军，吕文德战败退回重庆。
第四阶段，蒙古军攻势减弱，败绩连连，最后退军。
进入夏季，重庆地区一向湿润炎热，瘟病流行，蒙古军基本都是北方人，又僵持近半年，战斗力迅速大减。王坚多次夜袭蒙古军营地，令他们十分疲惫。七月初五日晨，蒙古军前锋元帅汪德臣（汪古部将领汪世显次子，为攻取四川的主要将领，一说本为汉人，因长期居于西北出仕金朝和蒙古而改称汪古部人）率军乘夜突破外城马军寨，进攻到西面护国门内，王坚率兵出皇洞打退进攻。天将亮时下雨，蒙军攻城云梯又折断，被迫撤退。在蒙古军士气低迷的时候，汪德臣希望尽快结束战局，于是至钓鱼城下劝降，据说他大喊：“王坚，我来活汝一城性命，宜早降！”被城上飞石击中，很快死于缙云山寺庙中，年仅三十七岁。
蒙哥大怒，坚持到六月中旬，蒙哥似乎也身体染病不适。但蒙古大汗自尊心极强，命军在东新门外筑台建楼，试图窥探城内的虚实伺机决战。七月二十一日，蒙哥再次亲临现场指挥，中飞石受伤。然后开始撤军，一周后的二十七日就卒于军中（一说病重而死），蒙古军撤围北还。《元史》记载蒙哥汗六月患病，拉施特《史集》明确说是得了痢疫。另《马可波罗游记》和明万历《合州志》等书都称蒙哥汗是负伤。但不论原因是什么，蒙哥的确是败亡在了钓鱼城下。 二、为什么蒙古军攻不下钓鱼城？
合州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由陕西翻越秦巴山区进入川北后，南下的水路汇集于此，扼守通往川东及三峡地区咽喉，跳过钓鱼城直接攻击下游60多公里的重庆，容易腹背受敌。
如前面详细描述战局进程，当时钓鱼城的防御体系是以借助山城地貌进行全面的联动策应，钓鱼城不是一个孤立的“棋子”，以重庆为中心，南宋军队在东起夔门,西至嘉定的长江上游,以及在由北往南汇注于长江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江沿岸，选择险峻山势筑城结寨数十座。
随着蒙古大军进攻，其他山城相继都被占领，唯有钓鱼城先后几次加固扩建，最初余玠让冉氏兄弟大范围扩建就使城墙壁垒达1.5米厚，王坚和张钰再次加固设施时，据说增厚到近5米。显然今天瞻仰钓鱼城遗迹的话，根本看不到这样坚固的迹象，今天钓鱼城风景区不仅是复制品，而且也没有还原当时的模样，仅仅模仿了冰山一角。
2006年3月，钓鱼城西北角的奇胜门地基下发生山体滑坡，暴露出一条隧道。经过当地考古发掘，发现这条隧道是从城外向城内挖掘的，这也证实当时蒙古军曾借助地道偷袭钓鱼城，真实的钓鱼城城池规模逐渐被揭开面纱。
2012年的《重庆晨报》《重庆晚报》先后公布了2011年考古发掘的钓鱼城北面一字城和南面一字城的城墙遗迹，发现有宋代礌石、弓箭等文物，考古专家根据种种痕迹推测，真正的南宋时期钓鱼城规模达到13平方公里，是今天山顶钓鱼城面积的5倍以上。
考古报道介绍，南北古城墙遗迹呈“L”型不闭合的古城墙，平面呈垂直于山势河道的两条“一”字形，构成垂直于山势河道的纵向防御屏障，便于钓鱼山顶给养、兵力的运输通道，同时扩大战略纵深。更重要的说明是，该城墙分为东西向（断崖垂直于嘉陵江）和南北向，总长度为104.7米。据记者现场看到，这个“L”型古城墙毗邻水师码头，城墙内则还有城墙，其宽度大约近10米，中有石块筑成的不规则的陡峭石阶，一直延伸到断崖。城墙为约60厘米见方石头垒成，石头间是粘土层层夯筑。这就证明当时钓鱼城的确是拥有庞大的防御规模，而且城墙建设非常坚固，达到史料记载厚达数米的程度。
另外出土铁箭镞、铁蒺藜、铁爪钩、铁马掌、骨箭镞和礌石等文物，并有抛石机架设的痕迹。这种抛石机被宋人称为炮，就是根据杠杆原理发射石块出去。据史料记载，钓鱼城抛石机发射礌石的一般距离250步（左右脚各跨一步为一步），古时一步相当于现在1.53米，也就是说礌石可打中300多米外的目标。既然钓鱼城出土了礌石和有抛石机痕迹，那么，蒙哥被炮石打中受伤而死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
如果真正还原南宋钓鱼城战场的情况，也就是说，通过南北两道一字城墙连接山体悬崖，外有环绕的江水，这几个元素构成了一个闭合的一字城墙。外围是外城，然后登山上去山顶建造的是内城。这种通过扩建加固的城防是把整个突出的山城半岛都纳入一体，因此可以有很大面积提供给军民生活，达到数十万才是可能的。人们到处挖池塘养鱼，开垦一些土地种田，开凿水井，长期固守这里才能实现，相当于水泊梁山一样的自给自足。
从进攻的一方来说，蒙哥大军清扫江面障碍，孤立钓鱼城以后，虽然蒙古军也有回回炮，由于濒临江岸的地方太狭窄，无法架设大炮发挥威力，这是去掉了第一层弱势。只有从东南面和西北面两个方向进攻。因此，前期是东面，后期是西面，蒙哥也都尝试了。
当地狭窄的山地条件，又导致失去第二层骑兵作战的优势。蒙古大军被地形所困，山路逼仄，施展不开，只能专注一线靠巨大伤亡的人海战术拼死强攻，所以十分被动。假如像今天所谓的钓鱼城只是山顶，蒙古大军可以攻入山上内城，是不至于二三十年都打不下来的，困也困死宋军了。
据清代《合州志》记载，嘉庆年间川楚等地爆发白莲教起义，波及合川一带，当地官吏与乡绅还在钓鱼城上筑守自保，在部分宋代遗址上修筑了城墙与城门，但布局与规模都比宋代小。
三、蒙哥为什么非要攻取钓鱼城？
公元1251年，拖雷的长子蒙哥登上大汗位。实际上在表面平静的过渡之下却暗藏极不平静的波澜。
蒙哥能够继承大汗位，其实是出于他的母亲，拖雷之妻唆鲁合帖尼的精心谋划。通过与远在西域的拔都联络，合力排挤贵由，利用术赤儿子们对贵由的不和，最后贵由意外身亡。拔都与蒙哥关系密切，以拔都威震西域的赫赫军功，和带兵前来参加忽里台大会，作为支持蒙哥登位的保障。最终把蒙古大汗的传承从窝阔台家族转移到了拖雷家族，而们蒙哥为了感激拔都，把西域领地基本都交给拔都众兄弟，达成某种联盟。这一方式导致拔都兄弟与察合台的子嗣不和，蒙哥反而又以大汗身份充当协调制衡。实际上，为后来海都以窝阔台子孙联合察合台子孙长期反对忽必烈埋下了矛盾。
窝阔台继位为蒙古大汗以后，曾经立下“长子西征”制度，因此，作为拖雷长子的蒙哥早年就跟随拔都西征，除了证明两兄弟关系亲密外，显然也说明蒙哥并非毫无军事经验的莽夫。
除了拔都兄弟的合作外，蒙哥能顺利即位还有一个优势——从小得到窝阔台抚养，直到长大才回到母亲身边。正如前苏联著名中亚史专家巴尔托德评价，这一时期的蒙古世界完全被拖雷家的蒙哥和术赤家的拔都重新瓜分，两家关系亲密无间。蒙哥登位以后进行第三次西征，拔都派出昔班的儿子巴剌汗参加，并听从蒙哥的三弟，同样雄才大略的旭烈兀指挥，攻占报达（今天的巴格达）。
总的来说，蒙哥是有实战经验的，只不过出于稳固统治，长期将汉地管理交给忽必烈，原本蒙哥对忽必烈可以说是十分倚重，忽必烈在原来金朝的行宫金莲川开设幕府，广揽汉地人才，汇聚众多文武豪杰，尤其对邢州的汉法管理获得很大口碑，势力蒸蒸日上。不久，忽必烈在名将兀良合台的协助下，更拥有攻灭大理的功劳，忽必烈采纳姚枢的建议，禁止原来的滥杀和征用奴隶的做法，尽量安抚当地各部族百姓。忽必烈让兀良合台讨伐其他地区，以刘时中为宣抚使，做善后工作，使云南大体较快恢复安定，忽必烈的威望迅速提升
兀良合台征服各部后，遣使向蒙哥汗报捷，并将大理国主段兴智、波丽国主细嵯甫等人作为俘虏上献。蒙哥采取怀柔政策，放他们回去继续统治原属各部。许多蒙古勋贵听到忽必烈对当地的做法获得“贤王”名声，就提醒蒙哥防范忽必烈，认为在推行汉法治理上有大量贪财舞弊行为，在忽必烈返回北方途中就有了钩考事件（1256-1257）。蒙哥派出亲信阿蓝答儿、刘太平调查忽必烈，使其去职赋闲接受调查，为此，蒙哥还专门设立钩考局，足见把忽必烈及身边幕僚作为一起重大的利益集团来处置。
忽必烈原本很气愤，认为自己无辜受到怀疑，身边官员也都受到审查，除了个别蒙古勋贵将领和史天泽、张柔等汉地世侯家族，其他像赵璧、商挺、赵良弼、李德辉等重要幕僚，连廉希宪这样的西域高昌国出身的畏兀人都没能幸免。这一猜忌大约一年多，最后还是姚枢反复劝谏，认为蒙哥既是兄，更是君，僵持下去只有对忽必烈自己不利。忽必烈最后想通，决定向蒙哥认错，交出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实际控制权，将设置的安抚、经略、宣抚三等部门及下属机构全部裁撤。蒙哥将忽必烈调回漠北主持了一次僧道辩论会议，兄弟俩算是缓和了对立的关系。
正因为蒙哥希望在汉地树立自己作为大汗的威信，这才有了蒙哥不听劝告，要亲自领军攻打南宋的宏大计划，安排三路大军从西线、中路、东线全面出击。蒙哥统军走西路攻四川，以忽必烈统军从中路攻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宗王塔察儿（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之孙，他是蒙古东道诸王中拥戴蒙哥的代表）走东路攻淮南，当蒙哥进入四川以后，再征调名将兀良合台从云南攻湖南，意图各路大军会师于长江然后一举灭宋。
原本这一计划其实并没有太大问题，换成忽必烈也不见得会有太大区别。但是，很多人难以理解，蒙哥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走四川这一条路？更不理解为什么坚持要强攻钓鱼城
蒙哥为了在南方汉地树立自身的威望，并非故意要选择困难。俗话说“射人先射马”，南宋半壁江山的防御屏障就在上游的四川，当时阻挡蒙古大军已经十来年。当年为了阻挡北方金军，三大战区就是川陕、荆州和两淮，蒙古前期突破陕西和攻下成都，其实已经具备一定优势，选择突破上游顺江而下避开中原艰巨的攻城拔寨一举消灭南宋是完全符合历史上攻取江南地区的军事原则。如果蒙哥再亲自拿下顽固的川东钓鱼城，更能显示他个人的能力这是锦上添花的点缀，只不过谁也想不到他就栽倒在这一点计算的失误上。
蒙哥死后，在鄂州前线的忽必烈匆忙与贾似道达成协议北撤，返回漠北争夺汗位。钓鱼城的胜利扭转了历史局势。此后，马千代替王坚为合州主将，景定四年（1263）张珏又代马千，几度挫败蒙古军进攻。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定京师于大都（今北京市），正式拉开灭宋大幕。忽必烈汲取蒙哥败亡钓鱼城的教训，继续以突破中路荆州地区为主力，但万万没有想到，襄阳会成为另外一个“钓鱼城”，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同样固守襄阳前后五六年，忽必烈对川东地区山城发动牵制性进攻，都以杨大渊为主将。元军基本占领了四川大部分，对钓鱼城形成步步紧逼的攻击态势。
1274年，元军攻陷襄阳。1275年，蒙古军再度大举入蜀，这一回志在必得，张珏留下王立守钓鱼城，自己率军驰援重庆。1276年正月，元军会师南宋都城临安城下，南宋政权大事去矣。尽管如此，张珏仍旧坚守四川，王立等一举夺回泸州城，随后又收复夔州和涪州。12月，张珏改任重庆制置使，最后张钰失败钓鱼城交给王立继守，直到祥兴二年（1279）正月，王立降元，坚守三十余年的钓鱼城终于失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