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王祥林)
作品欣赏
我的父亲母亲
1
我的父亲母亲，是中国亿万农民中一对不起眼的夫妻。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过着农村平平淡淡的生活。
2
父亲是个沉默的人。
小时候，父亲并不沉默，那时候父亲犁田、割草，总爱吹着口哨。房前屋后的田间地坎，总充满着他欢乐的声音，路上碰上亲戚朋友，父亲也会笑着和人家打打招呼说几句家常话。
而对于我们，父亲总是很严厉。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很少和父亲进行过认真的交流。
后来，我进城读了书，和父亲交流的机会就更加少了，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觉父亲渐渐苍老，人变得更加沉默起来。
大学毕业后，我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回老家的时间更少，也没好好和父亲说上几句话。
如今，父母和我们一起住在双水的家中，每天早晚，也能看见父亲。很多时候，想找个话题和他说说话，常常话到嘴边，却又没出口，只好相坐无言。
但是，能这样坐在一个家里，看看电视感觉彼此的存在，也是一种幸福了。
3
听老人们说，母亲很小的时候是被选到公社文工团的，后来因为忙挣“工分”而未去成，但记忆中,母亲的歌声很好听。
那时，我们家有一台缝纫机，属农村最早有“三转一响”的人家。母亲常常坐在缝纫机前，缝补着一家人的生活，优美的歌声伴随着缝纫机的“咔嚓咔嚓”之声，传入我的耳鼓，也传入我幼小的心灵。
那时，母亲常常唱的歌是一些革命歌曲和民族哥曲，什么《红太阳照边疆》、《东方红》、《白毛女》之类的，也算是母亲那代人的“流行歌曲”。我最早知道这些歌曲，也是从母亲那里开始的。没有成为公社文工团一员的母亲，听着公社的大喇叭学会了“流行歌曲”，虽然没有机会上台表演，但她把这些歌，带进了自己的劳动，带进了自己的生活。也让她的儿女，在物质缺乏的生活中，享受到了优美的歌声。
如今，母亲也常常和周围的老人们一道，打打门球、练练太极、唱唱歌、跳跳舞，也算是弥补了她少年时的遗憾。
4
父亲年轻时太操劳，现在常常感觉到腰酸背痛。加上长期不规律的饮食生活，父亲的胃一直不好。住院吃药，甚至按摩都没有太明显的效果。
母亲帮父亲买了陀螺，让他早上到广场锻炼，父亲去了一两次就不去了。任我们如何劝都不愿意再去。他固执地认为锻炼解决不了病的问题，总喜欢躺在家看电视，或在小区里和几个老人打打麻将。
为了让父亲多走动，活动活动筋骨，我和妻子给父亲找了两份工作：白天到停车线收停车费，晚上帮人家看看办公楼巡巡逻。这样，父亲一天活动的时间就多起来。看到他的脸色比以往好了，胃痛的频率也逐渐降低，我们的心里也稍稍好受一些。
5
在我出生前后的几年里，父亲当过民办教师，村里很多比我大十来岁的孩子都是他启蒙的。
听他们说，那时，父亲先后背着姐姐和我给他们上过课。有时，父亲正在上课，我就把屎尿屙在了父亲的背上，要害父亲收拾半天。有时我哇的一声哭起来吓着了正在听课的他们。也有时，我发出的怪声会惹来哄堂大笑，搅坏了课堂的秩序。
如今，与父亲同时代的民办教师们早已转正退休了，安享着退休生活。而父亲却在我两三岁时丢掉了教鞭。我也曾多次问父亲当时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父亲总是笑而不答。只有一次，母亲说，如果你幺叔（请原谅，父亲是他们兄弟中排行最小的，从小我和姐姐就跟着堂哥堂姐们称父亲为幺叔，后来懂事了，却已改不了口）一直当民办教师，你们能读书到今天么？
6
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没上过一天学，但她如今却识不少字。
母亲爱唱歌，家里曾有一本厚厚的《革命歌曲集》，我读小学的时候，母亲常常拿出那本歌集，用歌词去对字。对于有些没能完全理解的歌词，母亲就让我教她认读。
2005年，全县为迎接“两基”搞扫盲教育。母亲参加了夜校学习，进步很快。那时我还在教育局办公室上班，一次，母亲托人从乡下带了一封信给我，是她亲笔写的，讲述了她在夜校的经历和进步。让我高兴不已。
可惜，居无定所的我历经几次搬迁，那封信却找不到了。
但我仍然痴痴地想着，将来有一天，我会在哪本书的夹页里意外地发现这封信，那该有多惊喜。
7
“一个残疾孩子的成长，常常会错过很多风景，但有两样东西总得遇到，一是关爱，二是歧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为了让我遇到被歧视的时候少一些，父母几乎倾注了所有心血。
在我一两岁时，我们家搬了一次家。我记事时，我们家房屋两侧都还没完全密封，在瓦和楼板之间还有很大的缝隙。有两间屋子的楼顶，也只是简单的用竹子编成的“楼板”铺着。有风的夜晚，风总是顺着缝隙刮进来，呜呜地叫着。下飘风雨时，也常常淋到屋内。
面对这样的情况，父母“白手起家”，可谓费尽了心血。
繁忙的农活之余，我们家卖过农产品，烤过包谷酒出售。
卖农产品主要是甘蔗和西瓜。特别是卖西瓜，种了几年，临成熟时天天去地里看守，最终还是没卖几个钱。
还烤过姜，是冬天的事情，将从市场上收购来的生姜洗净刮皮，放在事先挖好的窑坑里烤干，再拿去卖。好像也没挣到什么钱，但我还记得那时我最喜欢睡在烤姜房里，虽然要忍受姜和煤炭燃烧时的炝味，但却很暖和。
我们家买卖小商品的时间和烤包谷酒的时间差不多长，我还清晰地记得：主要是卖香烟和火柴，外加一些糖果什么的。我的父亲母亲到城里批发一些小商品，赶场卖酒时，一并出售。
能支撑着我和姐姐读完书、找到工作，特别是支撑着我先后做了6次矫形手术的，还是靠父母烤包谷酒。
我家是我们那个寨子烤包谷酒最早的。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来了两个外地的流浪老人。他们来时穿的衣服并不破烂，头发并不蓬乱，脸上也没蓄大胡子。他们求我的父母收留，以教我们家烤包谷酒作为交换，只要供他们吃住就行。效益好时，给他们十元八元的零花钱就行。
父母收留了他们，他们把烤酒技术教给了父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元钱”不算个小数，但每个星期，他们都从我父母这里得到了不少于十元的“零花钱”。
后来，这两个流浪老人先后回家了。而我们家，也因此成了村里第一家烤包谷酒的人家。
烤酒是个很累的活，从到乡场上把包谷（玉米）收购回来，到把它变成酒拿到乡场上去卖，中间需要十多道工序，光把那几百斤包谷运来运去抬来抬去的，就得七八个来回。父亲身上的劳伤病，多半是那个时候落下的。
烤出来的酒总得销售出去。为此，父母和当时周边很多勤劳的人家一样，背着一个大酒桶围着周边的乡村，赶起了“转转场”，今天鸡场、明天狗场、后天猫场的，一月几乎要把十二生肖的乡场赶个遍。在乡场上，把酒销售出去，再收购点包谷回来。白天赶场，晚上煮酒，这样坚持了十多年。
那时候的交通，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方圆十多里的乡场，全部靠双脚行走。父母每天只得早早起、晚晚归。在家两头黑。为了减轻负重，父母做了一辆牛车，用家里那头老黄牛拉着走。我的脑海里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寒风凛冽的凌晨，一头老黄牛拉着一辆沉重的牛车，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小道里艰难前行，牛车后，一对瘦弱的夫妇，正吃力地将车一步步向前推，寒风、冻雨、泥泞……但夫妇的脸上仍露着微微的笑容。
父亲还去学过开拖拉机，但最终没能成行。
父母所经历的苦难，换回了今天我们的幸福。我和姐姐先后完成学业，并有了稳定的工作。这是父母给我们的造化。
8
我是个不善表达的人，从来，羞于对父母表达自己的爱。
我出生那一年，刚刚赶上改革开放。在农村，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爱人，都不习惯于说上一个“爱”字，我们曾对这些字像怕洪水猛兽一样，除了小学课本上的“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我爱五星红旗……”以外，不敢把“爱”说出口。
有一天，我外出学习半月余回家，女儿看见我，跑过来抱着我说爸爸好想你……我被深深的震撼了！
9
我出生时双脚带残疾，成为父母最大的心病。从我一出生，父母四处求医问药操碎了心：用过土药方，做过包扎，都没用。
7岁那年，父母打听到矿上的医院医治骨科的水平很高，便四处筹钱，把我送进了医院。
我人生中关于疼痛与梦想交织的记忆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医院的过道上搭了个临时床位，排了半个月队后，才在一位远房亲戚的帮助下，住进了病房，等待手术。
手术那天，麻醉后，我躺在手术台上，在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和明晃晃的无影灯的照射下失去了知觉。从昏沉中醒过来的时候，随着麻醉药慢慢的失效，疼痛慢慢从脚底浸入全身。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一直守在一旁的父母赶忙对我说，别哭别哭，过两天你的脚就好了，好了你就可以去读书了。
由于手术条件简陋，手术后一个月，我双脚的创口出现了发炎化脓症状，并逐渐溃烂。医生费了很多周折都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将我再次推进手术室，从大腿上植下一块皮，移植到伤口处，才勉强将我溃烂的皮肤补上。
随后的半年，我躺在病床上，常常受着创口发炎的折磨，那时的疼痛，直至现在，都记忆犹新。但父母的鼓励和即为一个正常人的意念，使我跨越了一次又一次的痛苦。
人生的第一次手术，没能改变我双脚的畸形，却在两踝关节处留下了永久的伤疤。不过庆幸的是，我终于能慢慢站起来走路了。
后来，我又做了5次矫形手术，布满了刀印的双脚渐渐向正常形状靠近，而这个过程也慢慢消耗了父母的精力和青春。
我注定无法走出父母的牵挂。
年少时理想与天齐，曾幻想着有一天能远走高飞，让生我养我的父母脸上绽放笑容。
高考时，填报重点名校受挫。普通大学毕业时，想在大城市和别人一样找一个工作，受挫。只有家乡，只有父母，最终用宽容和温暖的怀抱接纳了我，使我得以在家乡的土地上成长成熟。
你离我们近，我们才放心。这是母亲常对我说的话。
所以，成家后，我把父母接到了县城同住，名为一家团聚，实为占了父母便宜，我和妻子常常加班，没有父母帮我们照看女儿，我们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
小时候，父母对我的教育是松驰有度：学习时严，玩耍时松。所以，我在发耳老家的童年，充满着愉快的回忆。父亲曾说，你的学习我们不懂，但只要你能读，我们砸锅卖铁也供。如今把父母接来住在一起，妻子也曾担心所谓的“隔代亲”，怕爷爷奶奶溺爱孩子把孩子惯坏了。然而，担心是多余的，父母非常支持我们适度教育孩子，也很严格的要求他们的孙女。如今天，7岁的女儿在合力的教育下比较懂事，不仅独立、善良，而且健康地成长着。 [1]
作者简介
王祥林，系中国青年作家学会副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六盘水市作家协会会员，水城县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