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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母亲(二)(樊兴茂)

我的父亲和母亲(二)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图片网

《我的父亲和母亲(二)》中国当代作家樊兴茂写的散文。

目录

作品欣赏

我的父亲和母亲(二)

民国18年8月即1929年8月,我爷爷、我父亲、我叔父三人结束了逃难、回到了樊塬,我外爷把我母亲送回樊塬一家团圆。 唯独我奶奶病故在吴忠,当时路途遥远无钱搬运遗体,只能埋在吴忠的荒滩,后来有能力搬迁时,因年久找不见记号位置,奶奶的尸骨最终未能回家,只能招魂铸“银人”入冢。

刚回到樊塬时,我外爷又给我家送来了安家口粮。这年秋田成熟时,我父母亲两人到我外爷家收打外爷给我家种的秋粮,驮回几佰斤粮食,我家有了定居的基本口粮。

从此,一家三辈人定居樊塬再没离开樊塬,结束了逃难度日的苦难生活。由于没有耕畜立不起农事,只能靠打工受苦维持生活。

从一九三零年起到一九四一年,长达十一年,我们家基本上都是给别人打工受苦维特生活。每年春季用人工换别人家畜力给自己耕种一点秋田作物,之后我父亲和我叔父兄弟两人就出外打工去了,家里的农活和家务全是由我母亲和我婶娘的操持。

十一年期间,我的外爷爷没有少帮我们,曾给我家份羊32只,让我们三年后只还32只老本,增殖的羊子全归我们。没想到羊赶到我家,不到两个月生瘟疫死了30只,剩下的两只还自个跑回我外爷家了。

外爷爷先后给我家送驴驹两個,第一個喂了三年长大后驴怀上了驹子,不幸窝死在墙壕里,第二个喂了三年也怀上了驴驹子,又被樊正岗家的牛顶死了。

外爷爷先后帮钱为我家买牛两头,一头病死了,一头晚上下牛娃,人不知道吃了胎盘噎死了。小牛娃我母视精心喂活,半年后得了突发病也死了。

十一年先后五个大牲畜的死亡,32只羊子也没有一只留存下来,对我们一个穷家来讲如同天蹋之灾。面临如此精神压力和打击,我的父亲母亲主意不乱,精神不倒,坚持拼搏

人穷时运背,养牲畜不成,立不起农事,扛工工钱低、收不抵支,特别是吃粮十分紧缺。

在这期间,我母亲每年春天,蒿头出来拔蒿头,榆树花开采摘榆钱,苦菜刚长出就挖苦菜,夏天种的瓜菜早早吃,秋季收棉蓬籽,腌咸菜储备过冬食用。年复一年,过着苦菜、草籽、半年粮的艰苦生活。

十几年里,我们哥弟三人先后出生,我叔父去世,婶子改嫁走了,五岁的堂兄留在我家由我母亲抚养。这时我家已有我们姐弟四个孩子,家穷买不起新布料做衣服。我大姐在我外奶家,吃穿全是我外奶管,我们兄弟三人穿的衣服多半是我外奶拿来的旧衣服改做的,我们穿的鞋都是我母亲捡来别人穿烂的大人鞋底、切成小娃娃鞋底再加上一层水坯子,纳上新鞋帮做成的。

我们布鞋是晴天穿的,雨雪天穿我母亲给我们编的草鞋。十几年的家境贫穷,我们生活,论营养谈不上好,但是苦菜、草籽、半年粮,在我母亲的精心制作下没有太饿过肚子,穿的衣服鞋袜虽是旧的改做的,但是春夏秋冬四季没有一日赤身光脚过。

十几年里,我的妈妈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在忙完自己的农活和家务劳动的空闲时间,揽的给别人家做针线话,如有些人家嫁女或娶儿媳,自己忙不过来,就请人帮忙做针线活,根据所做针线活多少、难易程度付一定的劳动工钱,这样也能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为家里挣一点零花钱。

一九四一年,我家买了一头耕牛,与本村我叔父樊文清家的牛合套一对,我家总算有了耕牛、立起了农事,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耕自种自用,结束了打工的苦日子。

一九四二年,我家母牛下了一个牛娃,一九四四年小牛长大,我们自己套起了一对耕牛,这时我已九岁,胞兄十一岁,我堂兄十二岁,我们心里美滋滋的。

我每天上午给牛拔草,下午放牛,我两个哥哥都跟着我父亲下地劳动。我爷爷专负责耕地,我母亲和我大姐忙家务,一家人忙忙碌碌、各行其事,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化着。

我父亲会木工和做毡活,每年农活忙过到冬季,他老人家抽空出外做木活或毡活,挣点零花钱,好日子开始了。

我父亲说,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九年,他担任樊塬村的村主任,这期间先是抗日战争,后是解放战争,我们家经济上好转,政治上也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我记得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为抗日红军捐款捐物。我们樊塬村有樊兴泰、樊兴昌两人参军。我们村妇女还为抗日红军做过两次军鞋,第一次是五双,第二次是六双,共11双。

当时地方革命政府经济困难,政府只给做军鞋的面料,垫布、麻、线都是群众的。军鞋分大、中、小三个型号,每次做军鞋,我父亲把全村妇女招集到我家,向大家讲清做军鞋的任务要求和交鞋日期。

我母亲按照军鞋的大、中、小三个型号各应做的数量,先剪出鞋样。为了保证军鞋的质量要求,大家都把布料拿到我家,共同负责打禙子,把垫布垫好,里面布全部上好,再按人分开拿回家里去做。

我做记得有一天军鞋的前期工作全部就绪,只剩纳鞋帮鞋底的针线活了。我母親用親切的语气对大家说:“当兵的人,离开了父母、抛开了妻儿到抗日战场上,担惊受怕,又没有鞋穿,太可怜了!要是咱们的亲人当兵没鞋穿,那可把我们的心都疼烂了,我们一定要把军鞋给做得结实一点,让当兵的穿得舒服一点,穿的时间长一点,少受点苦情。”大家同声说:“对,我们一定把鞋做得结结实实的,才能对得起抗日的红军战士……”

一九四四年后,自从我们自己套起了耕牛,每年产粮一万多斤,由于再没有别的经济收入,单是农业一把粮食收入,粮价很低,每年的穿衣和日常开支就得出售大几千斤粮食。我家还是过着年种年收年用,略有一点余粮的紧日子

在此期间,我母亲始终坚持节俭过日子,生活上让一家人吃饱吃好,绝不浪费一粒粮食。穿衣上,能穿的衣服决不会轻易扔掉,总是补补纳纳穿到不能再补为止。[1]

作者简介

樊兴茂,男,陕西定边人,退休干部,89岁。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