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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情缘(春仔)

我的文学情缘
图片来自免费素材图片网

《我的文学情缘》中国当代作家春仔写的散文。

目录

作品欣赏

我的文学情缘

幼年时,我从老人那里知道了一些祖上和爷爷的故事。村里人称我爷爷为“张天师”,大约是说他“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晓得。”老人们说,我家祖上曾经有良田数十亩。很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地里的稻子刚刚割倒,天公却不作美,平白飘下一场大雨,自此,老天天天不断变脸,放一会放晴,农夫们赶快把稻子翻过来晒,刚刚晒干,准备收上来,又是一阵雨,再次把稻子淋得湿透,如此反复,以致将稻子全烂在地里,几近绝收,家道就这样败落了。

爷爷似乎读过一些孔子孟子的书,当过私塾老师,后来种一点薄地,卖点菜秧苗糊口。老人们又说,我爷爷常说他在布业工会有点份,因为我的婆婆带着我的姑姑、还有我的母亲(童养媳)每天不停地织布,三天织一匹,拿到集市上换粮食吃。布匹卖出去,米能买进来,布匹卖不出,就要饿肚子。老人们还说,我爷爷极其善良,赤脚扛着锄头下地,一块石头(或砖头)露出地面,他不小心踢着,把脚趾踢烂了,出了血,他就会停下来,弯着腰,不急不躁,不怨不怒地对着石头说:“唔唔唔,你还踢我的脚趾啊,你让我的脚趾出血了啊,唔唔唔,我把你埋掉去,看你还踢人么。”接着马上挖一个坑,把石头埋进坑里,好让它不再害人。倘若踩到荆刺刺他,他也是如此。老人们口口相传,说我的爷爷不会喝酒,喝一点酒就脸红。他似乎能和任何事物对话,见花就有话对花说,见草就有话对草说,见鸟就有话对鸟说,但在人们看来,他看似和什么都能说上话,却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我认真地听着,眼前展现出爷爷的那些画面,觉得爷爷很神奇,也对爷爷充满了敬仰。可惜我没见过爷爷,他大约于1953年前就去世了,没有留下遗像,我深深地遗憾。

我家东墙边屹立着一棵古老的大樟树,不知多少年了,因为遭过雷击,主干只有两三人高,直径却有四五米,仍然虬枝纷披,或向上,或横亘,枝叶繁茂。巨大的根系裸露于地面,油光溜滑的,孩子们常在上面滑溜溜,越滑越亮。一条小溪从树荫下流过,清清的水儿潺潺有声,鱼儿竞争上游。

盛夏初秋的夜晚,月亮升起来,古樟树上,纺织娘尽情地歌吟,树下,溪水缓流,清风习习。炊烟早已淹没于无形的夜空,只留下烟火的气息。劳动了一天的父老们手拿蒲扇,悠闲自在地走出巷弄,纷纷坐到樟树下纳凉,听老人讲古。孩子们在旁边的禾场上玩耍,有的躲迷藏,有的玩老鹰抓小鸡,叫喊声穿破如水的夜空,我却跟着母亲在樟树下听爷爷辈说书。三国的曹操、刘备、诸葛亮……;水浒的林冲、武松、鲁智深……;还有精忠报国的岳飞,我就是那时候知道的。在古樟树下,我还听过薛仁贵征东、薛丁三征西,樊梨花移山倒海,还听说过国贼秦桧、奸臣严嵩……等等等等。

到了冬天,生产队里要记工分。晚上,先到的人在队部里用大小干树枝烧起一堆柴火,待社员们到齐了,记工员报完各人的工分,大家就围在柴火前,请老人讲故事,我也坐在其中,迫切期待着。屋子里的火由旺变晦,直至只剩下一点火星,未烧尽的柴火就不断地冒烟,整屋子烟雾弥漫,呛得人们不停地咳嗽,但都像被磁铁一样吸引着。老人把他们听来的、留在记忆里最生动,最深刻的三国、水浒、岳飞传、杨门女将……复述出来,什么诸葛亮火烧新野,赵子龙七进七出勇救幼主(刘禅)……等等,这些故事总是让我们听得入迷,凌晨两三点钟也不忍离去。

受着这样的熏陶,我的血液里,骨子里便埋下了文学的种子,我与文学结缘,大约就是那时候开始的吧。

到了小学,我喜欢写作文。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来念。回想起来,我的作文不过比同学们写得更通顺一点而已。四年级,一篇作文把我的脸吓成了酱紫色。记得我的作文有这样一句话:“……我要为革命好好读书,等长大了,好为人民多出贡献……”。“出”,我的本意是“做”,老师拿到班上念,质问道:“……多出贡献”?你是什么人?你的贡献能多出来吗?……我听了瑟瑟发抖。

直至高中,我在作文里写姑婆。那时候,我对姑婆的来历不甚了了,只知道母亲叫她姑姑,我们叫她姑婆。她似乎是外婆家的什么人。我在那篇作文里写自己幼时落难的故事:8岁,小学二年级,我在大队部墙上发现了一条骂伟大领袖的字迹,找来毛笔把它涂掉了,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学籍一年。我被打、被斗,死去活来,家里也因此蒙羞,失去了贫农的待遇,楼上谷屯里仅剩的两担谷子也被抄家的人挑走了,大哥在部队里也提不了干部。数九寒天,趁着月黑风高,母亲去姑婆家走了一趟,借来了一点粮食。此后,姑婆经常来,提着一小袋米,不断地接济我们。为了我不被打死、斗死,姑婆让我去她家吃,去她家住,对我比对亲儿子还好。后来,我恢复了学习。我记得我在那篇作文里记叙姑婆的恩情,老师大加赞赏,把我的作文贴到墙报上。

1979年,我上了师专。我开始学习创作,再次写了童年的那段“现行反革命”经历,因为不懂技巧,又写得太实了,老师说它不像小说。我也开始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向地区文联的《宜春文艺》投稿。我带着稿子去找编辑,有一位张聚宁(著名军旅作家、评论家朱向前的夫人)老师对我说,你能写,但离发表还有差距。我也向《萌芽》投稿。毕业前夕,一个春天的夜晚,同学们正在梦中,突然狂风大作,春雷滚滚,电闪雷鸣间,骤雨倾盆。我们的寝室在五楼,忽然感觉到山摇地动,似乎瞬间就会房倾瓦碎。有同学拍床而起,大喊:“哎呀,地震了!”全寝室惊醒。雷声渐息,接着有同学大声问,如果真的地震来了,醒来第一件事做什么?寝室里热烈起来,大家纷纷说出自己的想法,可谓五花八门。一位同学高调声称,如果真的地震,他马上翻身爬起,纵身跳出窗去,一口气跑到英语系女生寝室,找到一号美女xx(同学们给全校的漂亮女生都编了序号的),先把她香艳的身体抱出来……云云。他大胆的想象令同学们兴奋异常,并高声尖叫……那是一个惊恐之夜,也是一个快乐之夜,更是一个不眠之夜。我把这一夜写成文字,不是写青春荷尔蒙,而是写英雄救美的梦想。写完后,我把它投到《萌芽》编辑部,不久收到回复,编辑夸赞我的文笔好,却退回了我的文稿。

1982年,我被分配到边远小县——铜鼓。那里四面环山,业余生活很贫乏,很单调。我在中学当老师。每当上完课,改完作业,我就在豆大的灯花下,潜心爬格子。我写我的童年、少年,写《苦楝树》:“苦楝子,乃乃长,娶了老婆不要娘,把娘踢到壁头上,把爷丢到大路旁……”这是妈妈常常挂在嘴边的歌谣。记得童年时,村子周围到处是樟树、槐树、柳树,还有桃子树、李子树……到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各种树几乎都被砍光了,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村子里到处光秃秃的。后来,村子周围长出了许多苦楝树。我无意中栽了一棵,几年后,这棵苦楝树长得比碗口还粗,父亲把它砍了,拿来做圆桶、水桶卖钱。这些不被人看好,甚至暗含不吉的树,居然成了可用之材,还能接济我们的生活。接着写《大地之根》。我家的柚子树在文革中硕果仅存,它大约是祖父或老祖父栽下的,它的根深深扎在泥土中,有着粗壮的躯干,繁茂的枝叶,每年结出无数又大又甜的柚子。霜降之后,柚子的味道甜极了,它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乐趣,既果腹也充饥,省了不少口粮。我也写《遍地苦瓜》、《欸乃扁担》。盛夏的苦瓜是我们村栽种的主要蔬菜,出村就能看见遍地皆是苦瓜棚。苦瓜是乡亲们的钱袋子,一担一担挑到市上去卖,既行销也能卖好价钱。夜晚两三点钟,孩子们还在梦中,村里的屋檐下,巷子里,阶基上,到处响起“欸乃欸乃”的扁担声,那是父老们戴斗笠,穿草鞋,挑着苦瓜去城里卖。四五十里是去新余,八九十里是去分宜,超过百里是去宜春、萍乡,有时还去南昌。宜春、萍乡、南昌多半是到火车站偷爬火车(运煤的空火车皮)去。这些文章,发表在铜鼓县文联《试剑石》月报上。

大约1987年,30岁离我越来越近。春天的傍晚,一只鸟儿闯进了我的房间。那是我人生的第二个低潮,没有爱情,精神困顿,人生迷茫。看着那惊慌失措的鸟儿像自投囚笼一般,扑扇着翅膀在房间里乱飞,我心生怜悯,想要把它放出去,还给它自由的天空,它却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头破血流。我打开门,打开窗,轻轻地赶它,它仍然找不到北,朝墙上飞,朝窗上撞。我用竹竿驱它,它更加失魂落魄。我耐着心,终于把它驱离了房间。看着它飞上天去,消失在苍茫的夜空中,我的心像落下了一块石头。这篇文章第一次上了《宜春文艺》。

工作十年后,我改行了,先是去了国有企业,后来调到司法行政,再后来进了法院。期间有二十三年,除了写一些公文,文学作品却没有写一个字。或者是误入歧途,或者是玩物丧志,我几乎要失去文学了。

2012年,我从俗务中解放出来,退居二线。闲暇寂静的夜晚,我的初心萌动起来,文学的冲动与日俱增,但我却不会写,写不好了。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渐渐有所感觉。

曾经,我想用生花妙笔,记录我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也想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下我的爱憎。但是,在回归写作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深感无力。二十多年的荒芜,我想表达的,已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我练习着。

如今,我不太喜欢吟风弄月。我以为,见花欢颜,见雨落泪,见秋伤悲,为赋新诗强说愁,这样的文字可以很美,情感也可以细腻感人,但那都是小我的心境,难以深沉厚重,难以映照千姿百态的人生,难以再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我总觉得,文学不是自我心境的表白和发泄,也不仅仅是风花雪月。写作者只有华丽的辞藻,优美的文笔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捕捉生活、表现生活,关注民生,张扬人性,反映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能力。于是我渴望发现人性之美,渴望表达人文关照,渴望用一支拙笔,以及内心的悲悯,书写丑恶互现的人世间,描绘人间的烟火气息。

是的,在如今的阅读和写作中,我更喜欢泥土的气息,烟火的味道。我努力使自己眼光平视,或者向下,心灵却永远朝上。我时时关注着世间那些平常人,那些可怜人,那些底层人,他们活着就像一株草,他们的疾苦,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善良、诚实、诚信,他们不屈的精神,他们吃苦耐劳的抗争,以及他们闪耀的灵魂光芒……总是牵动着我,感动着我。

这几年,我在努力写他们。我已经写了近30篇习作。《小之善》是一篇短小说,写了一对下岗的夫妇在汽车站开小餐馆,他们不计小利,劝善小恶,帮助困顿的路人,敢于直面黑恶的势力,甚至以武抗恶;《诗文的颤栗》是一个中篇,老家乡村的夫妇生了一对儿女,聪明可爱,金童玉女一般,夫妻满心欢喜,期待儿女们有出息,孰料夫妻双双染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儿子也调皮,书读得好好的,却又跌断了手,从此肩颈颤栗,头脑乱晃,一病二十余年。医生不知道他是什么病,也无法医好他。夫妇拼尽所有,从乡下到城里,从农民到打工,赚来的钱只为儿子病能好,只为儿子能讨媳妇,甚至在城里为儿子买好了婚房。可是儿子沉疴难医,仍然是浑身颤栗。他不想讨媳妇,也无力孝敬父母。他以为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有权利去谈爱情,讨了媳妇,是有能力爱她呢还是会害她呢?他在城里打工多年,以为自己底层的命运无可逆转,看不到前途,但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也不想回到故乡。女儿的爱情也出人意料,居然和有妇之夫生了儿子。夫妇俩没有绝望,年近花甲,仍然在城里奋斗,为他们的希望而奋斗。还有一些散文,比如《乡村名医记》,写了一名乡村医生,他从赤脚医生变成乡村名医,开诊所二十几年,本该发财的,可是仍然很穷,住快要倒塌的房子。他医好了无数乡亲和远远近近的病人,可一些病人却欠他很多钱,一直不肯还他,有的欠债者连人都找不到了。几十年如一日,他双脚走遍了山里的每一个角落,依然以最低的收费为乡亲们看病。《一口水》写的是故乡的桂婆婆,上世纪80年代,她中年丧夫,一个人把四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拉扯大,带着孩子们做了三四间房,为儿子们讨了媳妇,到老了,儿子们却嫌她、骂她、打她,过年时,她看不到儿女、孙子们来看她,想儿子们一口水喝都想不到。她为儿子们做了那么多房子,到头来自己却到处借房住,最终只能住在废弃的猪舍里。在桂婆婆身上,我不知道同样的米谷,怎么会养出不一样的人类。我最后一次看她的第二天,她上吊死了。当我知道桂婆婆上吊的消息,已是几个月以后,为此心情无比沉重。最近写了《乌石村的猫先》。“猫先”49年生,不满周岁,父母就离异了。他幼年的确体弱多病,可爱好文艺,会拉胡琴,又跟继父学了打祭作醮。36岁二次讨妻,妻子却难产死了,女儿26岁,失恋,流产,也染病而亡。他孤老度日,晚年却一心为人主持婚庆,更为老去的乡亲们超度亡灵。寂静的夜晚,他在继父留给他的,将要废弃的百年老屋里,孤独地,专心整理传统的民间文化,编写当地的《丧礼仪注》……

然而,我仍然感到苦恼。我的这些文字似乎仍很粗浅,无论是语言还是构思,无论是艺术还是思想,似乎都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效果,更难以让读者满意。

但是,多年的文学追求,更加教会了我眼光向下,心灵朝上。

作家刘亮程说:“文学应引导人类心灵朝上仰望” 这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他又说:“我们的祖先,那些伟大的圣者,孔子、老子、庄子……给我们在天上建立了一种可以仰望的存在。古人建立起来这个仰望体系是让我们尊敬万物……”他还说:“文学写作是探知地方真实的一个渠道。相比别的渠道,作家没法靠别的,就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心灵去感受,靠自己的价值去判断。正因如此,他才会提供一个活的东西,一个有呼吸的东西,能把这个活性的民间呈现出来。所以,文学是人类留给自己的一个后门……文学之所以有魅力,还有那么多人去看它,就是因为文学还能够通神,我们心灵中和大脑中还有一块东西是神圣的,神秘的,等着我们去唤醒的,这个东西需要用文学艺术来关照……”

作家杨献平也说:“关注和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幽微与宏大,偏僻与喧哗,应该成为作家的自觉行为;以心灵和灵魂切入某个现实的场域,应当是作家认真思考的问题……好的文章必然带有浓郁的生命和人间烟火气息,深切的命运关照和悲悯之心,自由表达的勇气和文体的开拓与实验意识……”

梁晓声有一段话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道:文学创作“对作者来说,归根结底是要呈现人性的温度。”“很多好的作品……既最大限度地呈现了社会、人性或制度的问题,同时也不忘表达人的意志、行为的选择和人性的暖度……”

我深信这些话。

我常常想,我们的传统文化,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世俗的成分太重,世俗的负担太重。自五四以来,我们世俗的沉疴不是更好了,而是更重了,更深了,如果作家们不能从这些沉疴疾患中解放出来,不能心灵朝上仰望,我们的梦想还有什么希望呢?[1]

作者简介

春仔,男,江西省新余市人,现居江西铜鼓县。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