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比尔
内容简介
阿三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心路历程：从她的意识错位写到她的挣扎无奈，直到最后的毁灭。作者在叙述的时候以不带有强烈而明确的个人主观色彩的笔触勾勒人物，生动而富有感染力。《我爱比尔》获第三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三等奖。
创作背景
一九八三年的美国之行，对于王安忆而言，是初步建立一个国际背景，在世界文化语境下观照民族/国家/个人的视野。回国后所写的《小鲍庄》，应和了一九八五年国内文学/文化界的“寻根”热潮。这个热潮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初期，再度睁眼看西方之后，中国人自我身分认同的一次集体性焦虑。彼时知识界，既有汇入世界大潮的兴奋，在全球激烈竞争之下不被开除“球籍”的担心，还有如何保持自已的文化身分，寻找自我同一性的问题。在人们祭出一个又一个中国文化的法宝时，王安忆仍然保持着她一惯的冷静思索，在《小鲍庄》里，原始神话和当代神话的讲述被同时展开，两套符码的交相撕扯使得关于“根”的神话（无论是较久远的“仁义”还是现代的“革命”）露出了尴尬的一面。在之后的创作中，她断断断续续地触及到这些问题，象在《伤心太平洋》中，她探讨了与血缘、文化紧密相联的民族与作为政治经济利益单位的国家的重叠与背离，以及个人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我爱比尔》则直接回应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现实，凝聚了王安忆个人对于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境况下，第三世界的国民，如何建构自我身份问题的严峻思考。虽然这是个篇幅不算太长的中篇，但涉及的层面颇多。阿三的故事是一个第三世界的知识女性自我认同的故事，王安忆在这篇小说中揭示出一幅相当真实的景象，但是由于王安忆让故事的主人公“阿三”在这个故事中承担了过重的叙事功能（第三世界/女性/知识分子），使得故事的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在这个框架中被隐抑。女性常常被用来隐喻第三世界，但是女性和第三世界这两个范畴之间毕竟还存在着不同的区别，当对阿三命运的描写从第三世界转到女性时，叙事的裂隙无形中就产生了。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阿三是一个在九十年代中西文化大碰撞下迷失了本性，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然后身体力行的女孩子。她认识了崇拜古老东方文明的美国大使馆馆员比尔，于是拼命做得与众不同，以此来取悦比尔。在比尔踯躅不前的时候，她采用了最独特的方式向比尔展现了东西方文化在性观念问题上的迥异，并以期待的姿态、精灵般的奇思异想引导着比尔。阿三就是这样活在自己的一叶障目之中：她想完全融入西方人的世界，但她毕竟是中国女孩，她对西方所有的文化观念再怎么认同、再怎么渴望向往，终究摆脱不了她的血源与种族。她的美丽在西方男人眼里（诸如马丁、比尔）象征了异域风情——是吸引他们却无法让他们接受的风情。
比尔，是她的初恋男友；阿三，是她画画的笔名。大学时，阿三不惜被开除也要和美国男友比尔在一起。因为，她说：“我爱比尔。”与比尔分手后，阿三在宾馆或别的地方结交上法国人马丁、陌生的美国老头、美国专家、比利时人和更多的外国人，都只是想找和“比尔”在一起的异国情调。劳教农场的暗娼们给阿三取了个绰号“白做”。
关押上海女犯的白茅岭劳教农场，聚集着最有故事的女人。善写女性的王安忆，在白茅岭找到了自己要创造的阿三。在阿三身上，王安忆找到了中国的文化故事。
作者简介
王安忆，1954年3月6日出生于江苏南京，原籍福建同安，现居上海，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文学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
1976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86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1987年，调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后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5年1月，短篇小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2012年7月，长篇小说《天香》获第四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 2013年9月，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020年10月，发表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