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南垭的情缘(元辰)
作品欣赏
我与南垭的情缘
_____陈斌执编《南垭村志》艺文专稿
我老家在南垭之西的桃子园，隔水木溪与南垭东西相望。从南垭出发，经南垭回家。祖祖辈辈与南垭割不断的情缘，注入到我的血脉之中，已七十余年。 南垭在我头脑中，是一个古老神秘且神圣的地方。当我置身于她反下字形街道中，漫步在南北向直街和两道并不平行的东西向横街上，踏着青石板，目光扫向板壁或土墙廊檐下的街铺，嗅着食品美味和卫生所的药香，头脑里就是这种感觉。那时我还是个孩童，并不明白，她会是我终生去来必经的地方，是我情感所系之地。不过从那时起，我一直以南垭为荣。
南垭的古老起于何时我不知道，但广泛流传的故事，说东汉末年，后来成了蜀国之主的刘备，曾在这里阻击过曹操从新野挥杀而来的追兵，故名拦仗垭；而且可与当阳长坂坡、远安回马坡、大王岩张飞派军打望等地名故事相印证。说明自汉以来，南垭已是北通保康、南通荆汉的要道。上世纪六十代以前，周围老百姓一直称为南丈垭，后来由于许多机构简称为南垭，加之官方认可，民间才逐步接受。一如棠垭原称棠梨子树垭，后分乡人民公社成立，设棠垭管理区于此，老百姓才跟着称棠垭。有人试图简称桃子园为桃园，因无官方推动，并未成功。
南垭神秘。曾是三大著名垭丝产地之一。南垭棠垭苟家垭盛产垭丝，宋史有记载，欧阳修有推荐。小时候我家也养蚕，结了茧子买个供销社。集体化以后依然在我家养蚕，满都是蚕宝宝，在蚕架之间侧身才能过。用时候用手摸一下蚕宝宝，母亲就说：“手脏，会让蚕宝宝染病的！”我就不那么喜欢蚕宝宝了。高中毕业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就包括嫁接桑树、采桑叶，生产队在仓库和社员家喂了很多蚕。嫘祖在西陵峡一代教民植桑养蚕缫丝的传说一直延续至今，南垭的历史应该可以推到上古时期。可惜，现在的夷陵人口中，属于唐宋以前原住民后裔的，仅百分之五左右，大多是移民后代，很多历史难以从口头流传来考证。另一种感觉弥漫在心头，是我这个乡里人走在南垭磨得光光的石板街上，看到沿街的板壁楼房、土坯楼房，沿街店铺的招牌，卫生所药香四溢和医生面前线装药书的气味，南垭人来回踱步的悠闲高贵以及言谈举止和生活习惯与我在乡下所见大为不同，神秘莫测，估量不透。
南垭神圣。远近几乎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桃子园人，包括我）崇拜的偶像都在南垭。刚一懂事，长辈告诫我们要学习的榜样，第一个是出身寒苦、为地主放牛、上学中饭吃不上独自到坟地躺一会儿、后来却考上清廷官派留学的全老爷；第二个是同样出生贫寒、父亲早逝、刻苦读书、解放后成为北航副教授的徐学贤。全老爷念经礼佛旳万家河离我们家很近，和南垭场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我少时所见远近有文化的人，都出于全老爷所办的南垭小学。徐学贤是我母亲族弟，原是小桃子园纸家湾人，解放前搬到杨家院子，我的第一张照片是他1957年和舅妈新婚之后回宜昌老家到我们家时拍照的。南垭是我们那代人心中的精神圣地，我也终于在1959年秋走进南垭小学读五年级。
袁家的祖先元末明初从江西移民而来，定居于南垭、袁家冲、插旗、棠垭、桃子园一带六百余年，至我为21代。始祖的坟墓，在小桃子园转包上。“面朝大王岩，向打擂鼓台（阴宅朝向讲究女打凹男打包）”。擂鼓台是南垭高儿岭的一个山包，大王岩在南垭之东。东西两山中间一条大路，南垭守在宜昌至保康的大路上，是周边许多人进进出出的必经之地。
大小桃子园曾经是两个独立的大队，1962 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中合并为桃子园大队，21世纪初并入棠垭村。大小桃子园向西向北出行的人少，多是向东向南，赶分乡下宜昌，非经南垭不可。我所能知，民国以来祖父、父亲、我、子侄四辈，一直经南垭进出。
桃子园人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南垭。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南垭一直比棠垭、金竹街市繁荣。这里有食品所及生猪收购中转站、粮管所收购站及粮店、供销合作社百货生资饭店旅社、卫生所、邮政所等国营、集体单位，还有个体经营的裁缝店、白铁加工店、理发店、铁匠铺、炸油炸坨卖包子的食品摊。粮管所及收购站60年代中期迁到金竹凉水井以前，桃子园人赶场、交公粮、买生猪、卖山货、购置修理农具、理发看病、添置日常生活用品，都到南垭。解放前后学生读书，也上南垭小学。我五叔抗战时期上全敬存开办的南垭小学、小叔解放后才从南垭小学高小毕业，我五年级从南垭小学越级考入宜昌县三中读初中，弟弟一年级在南垭小学就读，二妹从南垭高中毕业。不仅如此，南垭是水地区，桃子园是旱田地区，桃子园姑娘找婆家，南垭是首选之地。我有许多至亲的人在南垭。
我五叔五十年代初就和我家住一个屋场，1954年和父亲一起修“荆江分洪”工程，长期睡湿漉漉的工地潮气浸了肺，感染肺结核，长期在家休息。他本是抗战时期南垭小学的学生，对校长全敬存的故事自然知道很多，五六十年代一没事，就给我讲全老爷的故事，唱全老爷作词的南垭校歌“巍巍大王坐平东方，扬扬清流蜿蜒其旁......”放牛娃的求学精神与文辞精美的校歌在我心中扎根，从精神上把我与南垭栓到了一起。晚年，他和五婶搬到马家塝，也成了南垭人。
我祖父到过南垭是肯定的，但有没有经过南垭到宜昌到分乡，没听老辈讲过。父亲是亲口讲过，解放前和解放初的二十年间，他几乎每个冬季都挑木炭下宜昌。1937年我大伯、祖父相继去世，留下祖母、父亲和四个叔叔两个姑姑。父亲十六岁，要承担十多亩旱田的主要农活，冬季还得请人换工烧炭挑到宜昌买。我记事已到五十年代中期，他还和四叔、五叔等一起挑炭下宜昌。还讲有一次和五叔挑炭下宜昌回来已是半夜，在家对门二三百米远的横路上，望见两人打着火把，从五叔猪圈过道场到我家猪圈。以为是母亲和五婶看猪还有夜食不，大声呼喊，没有回应。接着火把就飞了起来，一路下了万家河。二人各自叫开门，分别问母亲和五婶怎么回事。她们说，早睡了，没打火把看猪子，哪知道咋回事。父亲和五叔说，难道我们两个男人真见鬼了？我听得心里毛炸炸的。一直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解放后我父亲担任了初级社、高级社社长书记、大队书记，年年到分乡、宜昌开会，60年代我上初中高中，他给我送菜送伙食费，每次必经南垭步行来去。我当兵期间在小溪塔成家后、转业落户小溪塔后的十多年间，烧的柴和木炭，都是他从南垭搭车送来。一大早背到街上，托人找便车，出钱搭车，有时等几天才能成行。来了住上一夜，又匆匆赶回，田里活不能丢。80年代我父亲已六十多岁，且患肺心病，背一百多斤柴到南垭搭车，多不容易。世纪之初他年已八十，和母亲来小溪塔看我和四个妹妹，也是走到南垭，再搭车。可以说，南垭是他一生最重要的驿站。他的血脉传给了我，我一生绕不过的驿站是南垭。 我对南垭有记忆，始于50年初随父母到南垭赶场、看灯、打油、理发、做衣服、走亲戚，情景至今还时常浮现。那时南垭经常有物资交流会，远近几个合作社的人都会参加。大人选东西，小孩追文明戏。供销社蔡晓英和她后来的夫婿食品所刘主任等演出《整懒婆》，我记忆犹新。戏里“你说我好吃，头发掉进嘴里我都没吃”“你说我懒，我半夜还起来热油盐饭吃了”及忽悠懒婆顶磨盘、不承认改就不帮她放下的情节，我记得清清楚楚，还时常模仿逗笑。全顺信等表演的狮子登桌子，也是孩子们追逐的对象。十来张八仙桌，两丈多高，双狮抱柱，一层层爬上去，争斗踢打，然后从顶端飞下，看得惊心动魄。街上的食品，最喜欢吃的是油炸坨。蜂窝般的柔软酥香，油而不腻。父母不仅买给自己的孩子，还时常买一串带给家里有孩子的亲戚。
从老家到南垭5里多路，走一半下坡路过水木溪河，对岸是南垭地界，但到南垭场还有一半上坡路。爬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都要在垭口上冬青树下的大方石上歇一歇。经沙谷岗，时家老屋北或南两边的垭口，进入南垭场。南北垭口之间，有座金字形的山镇守在南垭场后，面向大王岩，背对时家老屋。山上有稀疏的松树和杜鹃。深秋和春季杜鹃盛开，一片火红。北口左手路边的田头，曾有两株高大的松树，是南垭场显著的象征。再过堰塘堤，就进入石板老街了。从南口进入，有很大一块平场，为炭质页岩风化沙壤，很长时间被当作镇压恶霸、枪毙罪犯的刑场。土改时插旗乡伪乡长袁当界等地主恶霸就在这里处决。
我第一次独自到南垭，是1955年上学前去打香油。母亲拿出五毛钱和一个油壶，塞到我手上，说“快去南垭粮管所店子里打一斤香油回来！”正在我家道场为合作社打麦的袁先绳幺爹说：“他能把油打回来，我一口喝了。”我说“好，您可要说话算话。”提着油壶跑起来，经杨树湾，下罗筐岩，一路蹦蹦跳跳，过了沙谷岗，从北边的大松树垭口进入南垭场。粮店就在场西头的横街上，斜对面是杨宣楠的裁缝铺。打完油，交了钱，只看了几眼光滑的石板街、高耸的两棵大松树，就打回转，径直回家。来回十来里，不到半个时辰。上了道场坎，便要先绳幺爹把油喝下去。母亲笑着说“我出钱打的油哪能给他白喝了。”把油壶从我手里接了过去。
上了小学，父亲为我剃头，路过的人见刀子不快，把自己的刀子递过来。父亲接过就刮，结果让我感染癞痢。用好多药无效，得知南垭街南头的理发匠能治，父亲带我去一次，而后每个星期我自己去。头刮得光光的，涂上药水，在太阳下晒，并说晒够效果才好。有次理发上药后去十字沟姨妈家，烈日当顶，晒我头痛眼花、眩晕作呕，在南垭小学背后垭口的沙谷地阴凉里躺了个把小时，才继续上路。头上癞痢上了初中才全好。
1959年我初小毕业，考入南垭小学，带弟弟到租民房寄读。我读五年级，他读一年级。正是最困难的时期，食堂解散，一家五口三个月只发十八斤红高粱头子，菜到冬季才种起来。每周带一篮子树皮粑粑和一碗红高粱头子面，自己开伙，每餐打一碗稀汤汤的糊餖，蒸两个树皮粑粑。带米在学校食堂蒸饭的同学，见我们吃树皮粑粑，也想吃，愿拿粮换。我借了称，一两换一两。换的粮食不敢放开吃，稍微多放一点煮稀饭，就树皮粑粑。本周未吃完的留到下周。为家里节省粮食，多带树皮粑粑和黄菜。粑粑尽量换粮食，稀饭里多放黄菜。凑凑巴巴度过那一年最难忘的日子。
11岁那年，第一次从南垭出发到分乡，是和挑篾的同学结伴而行。一群十来岁的同学已是挑篾赚学费的好手，各人挑50—70斤不等，从十字沟挑到分乡，一百斤一块钱。我挑的不是篾，是母亲摘的19斤青辣椒。母亲送我，天不亮出发，到堂上看我与挑篾回合，才回去。走到普溪，一毛一斤买了，空手到分乡，坐在木桥上等同伴交了篾领了钱，再一路回家。
1960年跳级考入县三中（1962年合并为一中）初中，1963年考入宜昌二高，1967年秋回乡，七年间上学、回家，都必经南垭。1964年宜保公路从普溪黄土坡修经南垭后，有了从宜昌往返远安的班车。可是，那时没钱，而且过路车不准点未必挤得上去，来去仍是步行。初高中每月请假四天回家。从分乡回家只需半天，和同学们结伴去来，并不见累。从宜昌镇镜山回家一百多里，天亮出发，天黑回家，要一整天。途中在黄花吃三分钱的饭两分钱的白菜，到凉水井又饿了，还得吃两分钱的饭一分钱的白菜。有一次到凉水井时身上没一分钱，眼巴巴望了望路边饭店热腾腾的饭菜，咬牙离开。走到南垭场背后的鼓锣垭，望得见家，饿得头昏眼花，无法动步，只好在一块石板上躺下。太阳落山时，才爬起来咬牙前行。下鼓锣垭天蒙蒙黑，碰到一团黑影，心里一紧，什么怪物？走到跟前，才听到一声“哼——”，是个背枝子柴的人。待歇下背篓抬起头，才看清是牌渡河七十多的刘家婆婆，我家老房偏水的原住者，本家祖母辈，解放前搬到南垭，一直回小桃子园捡柴。她说：“国新，你放学了？”我说：“回家洗被子，换衣服。”“哎，老不中用了。”说着颤微微从衣兜掏出比鸡蛋大一点的烧红薯：“你吃吧，从宜昌回来，肯定饿了。”我怎么会吃老人的食物？连忙说“我不饿，您吃了，好上坡，天黑了，您还有好几里路呢。我也走了。”几十年来，看到石板想起老人，想起老人就想起石板，困苦中的温暖一直在我心里。
儿时赶场，蹦蹦跳跳到南垭，路过沙谷岗，路边的刺果子、小橡子、木楂果子、映山红，曾是最爱。初中暑假，和五婶到南垭场卖梨子，9分钱一斤，比米贵，我提的十多斤居然全卖了。回乡劳动期间，到时家老屋旁边生产队的水田里背栏粪、整田、载秧、割谷，来去不是背就是跳，上坡腿打颤，下坡膝盖酸；大热天到南垭为母亲抓药，赤脚踏在鼓锣垭的沙谷岗上，就像踏火石上；生产队休息日带弟弟和大妹背柴到鼓锣垭卖，一天背四趟，每趟210斤左右，我20岁背120—140斤，弟弟15岁背50—60斤，大妹11岁背20—30斤，1厘—1分1厘一斤，两天为家里挣十多元油盐钱。当兵以后，从1973年第一次探家到1982年转业的10年间，每次回家、返队，都由父亲和弟弟到南垭场头接送。带的东西多，不接，背不回去。返队的时候，南垭不好打车，要请熟人拦车，不认识人可能几天搭不上车，自然也要家里人牵头。有几次实在搭不上客车和货车的驾驶室，只好坐在煤车上，弄得全身煤灰。转业之初10年之久，每次回家也是搭车到南垭场头，经南面垭口步行回家。春节期间进出搭车都难，只能提前回家提前返回。一家人坐过雨雪中行进的敞篷车、挤挤攘攘的县班车，后来才有单位小车送，但也得从南垭走回去。出来如果没有约好车接，依然得托人拦车。顺顺当当买票坐车，是在新世纪之后。可是到了南垭或棠垭，还有一段路没有车，依然十分不便，直到子侄们有了私家车，每年给父母上坟，才能直达。坐车，仍从南垭经过。这个节点是生命中绕不过的，留下记忆太多。 南垭有我至亲的人，我与南垭割舍不开。我两个姑姑一个姨妈三个妹妹，四叔的二女儿，嫁在现属于南垭村的南垭和十字沟；五叔七十年代搬到南垭马家塝；叔伯舅舅的家也在杨家院。我到他们家里去，都要经过南垭场。南垭还有我很多小学中学同学与战友，甚至有我不舍的初恋。多少回忆，车载斗量。只是时间久远，一些人离场，一些人健在，叫我牵心挂肠，浓得化解不开。每次经过南垭，注视西边上下两条保存完好的横街，依然静卧在蓝天白云下，一抹阳光在坡面屋顶和板壁、石墙、土墙上闪烁，似一位老人喃喃诉说百年故事。我仿佛看到了那些亲人，回到了儿时在长辈家和表兄妹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心情随之坠入苍茫之间，遥远的历史和亲历的记忆涌上心头，一股催人泪下的诗意久久萦绕于怀。
由于体制变迁，南垭的食品所、粮管所、邮政所、供销社、卫生所等机构都已消逝，作为街市的南垭风光不再。但是，代之而起的是，村民渐已小康，走向富裕。尤其是南垭花田农家旅游的兴起，使南垭名声大噪。加之开发中的十字沟将军岩康养旅游风景区，南垭的未来必然更加兴盛。我亦为之欢欣鼓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