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上高宗封事
原文
臣谨按②：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③，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④。专务诈诞，欺罔天听⑤，骤得美官⑥，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⑦，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⑧!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⑨，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⑩。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11)!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12)。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13)! 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14)，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15)，朝廷宰执尽为陪臣(16)，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17)，异时豺狼无厌之求(18)，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 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19); 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20)，而陛下忍为之邪?
伦之议乃曰(21)： “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22)。” 呜呼! 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啗陛下哉(23)?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24)。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25)，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26)。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27)?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28)，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29)，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30)，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31)，诸将尽锐，士卒思奋(32)。只如顷者敌势陆梁，伪豫入寇(33)，固尝败之於襄阳，败之於淮上(34)，败之於涡口，败之於淮阴(35)，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36)。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37)?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38)，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39)，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40)，非惜夫帝秦之虚名(41)，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42)，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43)，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44)。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45)。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46)，桧乃厉声责曰： “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47)，已自可见。而乃建白(48)，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49)，是盖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50)。” 夫管仲，霸者之佐耳(51)，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52)。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53)，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
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54)。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55)。桧曰敌可讲和，近亦曰可和; 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56)，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 “已令台谏侍从议矣。” 呜呼! 参赞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57)! 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58)? 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59)，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60)，然后羁留虏使(61)，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62)，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63)，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鉴赏
这篇文章是胡铨在绍兴八年 (1138)写给南宋高宗的一篇极其著名的奏疏。绍兴七年，金人废掉了傀儡皇帝刘豫，即以被掳的人质，北宋的皇帝和太后为要挟，以当 “儿皇帝”为条件，诱使南宋向金国投降。宋高宗贪图苟且偷安，违反民意，派卖国贼秦桧主持和议，接受向金称臣纳贡的条件。绍兴八年，金人以“诏谕江南” 为名派遣使臣到南宋，要宋高宗拜接“国书”，这对南宋政权是个莫大的侮辱。当时朝野震动，群情激愤，但朝廷大臣摄于秦桧权势，无人敢言。胡铨以大无畏的精神，拍案而起，给宋高宗写了这篇 “封事”，痛斥秦桧、王伦、孙近投降卖国、甘心事仇的罪恶，揭露其对内榨取民脂民膏，对外屈辱求和、认贼为父的可耻行径。整篇文章充满了浩然正气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大长国人志气，以致“金虏闻之，募其书千金、君臣夺气” (杨万里《胡忠简公文集序》)。此篇文章能流传千古，自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它体现了一种浩然正气。胡铨作为枢密院一位编修官，位不过七品，他既无岳飞、韩世忠那种金戈铁马、纵横疆场的雄风，也无张浚、赵鼎那种身居高位、参知国政的权势，仅依“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的热情，敢于犯颜直谏，把生死置之度外，实是可敬可佩。一介书生，能站在民族立场上，大义凛然，直言“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秦桧、孙近亦可斩也”，“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说出了众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则充分体现了作者 “死谏” 的决心，是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的高度表现。胡铨所代表的，正是 “为民请命”“舍身取义” 的那种代表中华民族的脊梁的人。
其次，文章义正辞严，有理有据，层层剖析，处处击中要害，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本文自始至终充满着浓烈的斗争精神。开头就迎面痛击议和使臣王伦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矛头直指上层投降派。紧接着对投降派提出的 “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 的谬论进行驳斥，指出这样一来，除了加重百姓负担，削弱国力以外，其结果只能是“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然后对当前形势进行客观的分析，指出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如今已是“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比起当年的危急形势好上了千百倍，何况宋军连获大胜，怎么能够乘胜而屈膝呢，应坚决抗战。最后进一步提出 “(王)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斩首，使“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这才是国家复振的惟一道路。充分体现了作者卓越的政治见识，说明外部敌人并不可怕，最危险的敌人是内部的叛臣卖国贼，击中了敌人的要害。这一精辟的议论，使内外敌人胆寒，使金人“自是不敢南顾，二十有四年” (《四朝名臣言行录·胡铨条》)，其文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其三，文章语言犀利，增强了表达效果。它以犀利的语言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当时上疏反对议和的大臣虽然有人，但敢于指名道姓怒斥秦桧、王伦、孙近等人的罪行的，惟有胡铨一人。他不仅请杀秦桧三人，还直言不讳地批评宋高宗，而且言辞峻切。如 “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没有满腔热血的爱国热情的人是绝对不敢说的。因此，这篇“封事”一出，即不胫而走，连金人也用万金千方百计购之，可见这篇文章的影响之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