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鲁迅研究小组的日子(李华章)
作品欣赏
忆鲁迅研究小组的日子
那是历史记忆，那是青春年华。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考取华师中文系后，从大二开始，在课外花了近两年时间，从头到尾浏览完《鲁迅全集》（10卷本），可能是1938年最早出版的那套。也许是打下这一点点基础，培养我对文学评论的浓厚兴趣。在刚步入文坛不久，1972年8月28日，《光明日报》二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的评论《热情培育文学新苗》，内容是学习鲁迅的心得体会。此文后来被收入《鲁迅研究资料编目索引》（1949，10一一1974，12）和广东省文艺创作室编选的《文艺创作学习资料》。
1976年4月，据说是几家省级报纸、期刊负责人的推荐，我有幸借调到湖北省武汉鲁迅研究小组工作，对我来说，名为研究鲁迅，实则是学习鲁迅。研究小组附设在湖北省委宣传部，由陈扶生副部长主管。组长易竹贤（武大中文系教授）、副组长黄曼君（华师中文系教授），都是对鲁迅作品熟悉了解的专家，另有四人从部队、企业、文化单位借调来的。成立之初，我们的任务是潜心读书，有目的地读书，读鲁迅的书，一篇一篇的读，一字一句的读。当时，全国在北京、武汉、广州、厦门、上海、天津等地成立了六个鲁迅研究小组，掀起了学习与研究鲁迅的高潮。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75年11月1日，毛主席对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这是毛泽东同志逝世前为鲁迅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功德无量的大事。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促成了《鲁迅全集》（新的注释本）的编辑、注释工作的“立即实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拟新出这一套《鲁迅全集》，分配给湖北的任务是注释杂文集《热风》，由武汉大学负责，我们协助完成任务；其次，是在广大群众中普及鲁迅著作。试验点定在宜昌云池乡（云池大队）。于是，我们六人小组一方面研读鲁迅作品；一方面摘编、注释鲁迅杂文，以及学习前辈关于鲁迅的文章与研究史料，编印《读点鲁迅》一书，内部交流，不定期出版。与此同时，北京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先生（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意我们小组报送的选题《鲁迅论文艺》。经过集体努力，于1978年5月完成书稿（37万字）。 那本《 鲁迅论文艺》1979年1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湖北省武汉鲁迅研究小组（当时尚未恢复署作者名），印数14000册。这是我参与编著、注释的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书。我至今很感念这个最初的学术训练，懂得了做学问的方式。同时，也影响了我后来的文学人生。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又重读鲁迅的全部著作。那《狂人日记》“救救孩子” 的呼喊声，仍然震撼着人心；那《阿q正传》竖立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块丰碑；那如匕首投枪式的16本杂文集，开创了一个“鲁迅杂文时代”。 《鲁迅日记》(上下卷)与《鲁迅书信集》(上下卷)以及鲁迅译著，为“五四”新文学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鲁迅的方向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语）。鲁迅堪称中国“新文学的开山”（ 蔡元培语）。其作品深刻的思想性与完美的艺术性，至今仍滋养和照亮中国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心灵,，影响着世界文学。
记得我读《答北斗杂志问》，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亲切的感受记忆犹新。它发表于1932年1月20日《北斗》笫二卷1期，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这篇篇幅短小、内容丰富的文章，从创作源泉、创作态度、典型化、文风，到文艺批评、外国文艺的借鉴等，都提出了应该遵循的原则，这是鲁迅先生长期创作经验的总结。不仅极为亲切，而且具体可行。比如，“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不生造除自已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等等，足见鲁迅的写作态度与著述理念是最严谨的。鲁迅逝世后，曾留下十分沉痛的遗言：“莫作空头文学家。”这对今天的广大作者、作家仍然很有教益。我从事业余创作几十年，除了深深感谢生我养我的大湘西那片神奇热土的无私馈赠之外，还长期得益于鲁迅文艺思想的哺育与指引。我以为，常读点鲁迅，温故而知新，以承续我们中华民族之根和精神之魂；常读点鲁迅，可从中汲取丰富深厚的思想和艺术的营养，让自己的肩上多一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少一分自我迷醉, 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让写出的作品多含一点“钙”，多一点“风云气” ，以突破个体经验的自我满足，开拓更辽远的审美境界。
在研究鲁迅的日子里，我们曾两次上北京采访前辈作家和前辈学者，征求专家意见。比如夏衍先生、曹靖华先生等。印象深刻的有，笫一次走进北京大学，高大的校门令人肃然起敬。校园里湖光塔影，秀树繁花，岸边垂柳，水面风荷，但到处一片寂静。教授宿舍“燕园”“镜春园”，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到了王瑶教授家里，一栋矮矮的平房出现在眼前。一进门便是书房，约二三十平方米，书架整齐地挤满屋子，似图书馆的摆放方式。生活用房狭窄，没有沙发，只有几只大小不一的板凳。个子矮小的王瑶先生热情招待，言谈拘谨。问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有关问题，他介绍涚，本文最初发表于1936年8月15日，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5年12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此时此刻，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为我党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着重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告诫全党不要忘记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教训。文艺畀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一方）与“国防文学”（周扬等人一方）两个口号的论战。徐懋庸写信攻击鲁迅“破坏统一战线”，张春桥等也围攻鲁迅。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鲁迅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信中说：“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如何注释鲁迅信中的“四条汉子”？需不需要注释？王瑶先生颇有点为难，小心翼翼地说：“可注可不注。”“四条汉子”即夏衍、周扬、田汉和阳翰笙。他们都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人物、大领导，是得罪不起的。他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稿，曾经被他们大批特批过。至今心有余悸。显然，王瑶先生的模棱两可，说的不是心里真话。后来，在闲谈中，他竟请黄曼君老师帮忙，托人给他女儿找个工作。因他女儿正在靠拉平板车争钱……令人心生感慨，一位堂堂教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的生存状态，竟是如此这般的无奈，足足叫人出乎意外……
第二天，我们访问了著名研究专家唐弢先生，时在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工作]。他在上海时期所写的杂文，常被读者误以为是鲁迅的杂文，一样的犀利，一样的深刻，一样的笔法，一样的风格。我们同样地问他：鲁迅所指的“四条汉子”需不需要注释？唐弢先生极其庄重、态度鲜明地说：“应该注释。现在是现在；历史是历史。”“对学术问题应当存真求实！”聆听这一席话，凸显出这些专家学者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为我们编著《鲁迅论文艺》指明了方向，对每一条注释必须狠下苦工夫，绝不能掉以轻心！
今年是鲁迅诞生141周年。他的作品历经了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和“经典”。 中国因拥有伟大的鲁迅而骄傲与自豪。“经典”是人类千百年来审美经验的积累，是树立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高高的标杆，是一座巍巍的丰碑。湖北武汉鲁迅研究小组虽然于1978年上半年解散了。但我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依然任重道远。让鲁迅作品、鲁迅精神留给我们永远鲜活的记忆![1]
作者简介
李华章 ，湖南溆浦人，湖北宜昌市文联原主席、党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