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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根竹,西陂乡大洋村人,1916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一个贫苦雇工的家庭。他不满10岁,扛长工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间。为了糊口,母亲只好带着他寄居在亲戚家里。他无钱上学读书,便给地主放羊,12岁时又到一家纸坊当学徒。地主的残暴,纸坊老板的狡诈,使他自小就觉得这世道不平,并厌恶这些吸血鬼。   1931年,红军队伍路过他的家乡,发动群众,废除租债,这使他看到了红军是为穷人谋利益的队伍,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15岁的徐根竹毅然参加了工农红军,在连队当了司号员。1932年,徐根竹被调到营里当号目。由于他勤奋好学,作战勇敢,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升为团部的司号长,并担任了党支部青年委员。   1934年10月,徐根竹开始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历尽艰难困苦,跨越了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省。在川贵交界处的连城战役中,徐根竹的右脚不幸被炸弹炸伤,造成粉碎性骨折,同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追赶部队,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双手和双膝支撑着身躯,在布满荆棘的山野丛林中爬行了四天,饿了,就吃几把野菜;渴了,就喝几口泉水。当他找到部队时,身上的军衣已被磨得丝丝缕缕,手掌和双膝被磨得血肉模糊,身边保留的只有一个破瓷碗和一个军号铜嘴。由于当时药品和器械奇缺,得不到及时治疗,使徐根竹右脚留下了残疾,成为二等甲级残废。   但是,徐根竹身残志不残。他含着热泪告别了手中的军号,告别了那杀敌立功的火热战场,决心做一名白衣战士。1935年6月,部队在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趁自己在医院治伤的机会,观察医生、护士的操作,主动帮助医护人员为伤病员消毒、换药、包扎和护理伤员,初步掌握了一些医护知识和技术。他的伤口愈合后,被医院留下,当了看护长。虽然他跛着腿,行走不便,但他硬是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闯过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跟随中央红军胜利地走完了长征路,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不久,徐根竹被党组织送进了驻在县(今富县)以西张村驿的卫生学校。这对于一个从未进过学堂门的看护长来说,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但是在高兴之余,他也看到了摆在面前的两座大山:他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攀登文化山;还要奋力向医学山进军。在一年半的学习期间,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革命责任感,像战士攻碉堡那样,拼命向前,战胜了一个个拦路虎,取得了良好成绩。1936年冬结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分配到驻在吴旗镇附近的军委第一后方医院三所当医生。在两年多实践中,徐根竹大胆探索,刻苦钻研,为部队的伤病员和老百姓治好了许多顽症,有的老乡夸奖他这个瘸子医生是“铁李拐神医”,但他总是谦和地说:“我是在红军里长大的,从认字到学医,都是在红军里面,红军就是我的父母。”   1939年,卫生学校(后搬到延安,扩建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高级班招生,徐根竹积极报名应试,但学校嫌他文化低,腿残废,不愿接收。他再三要求,卫生部才批准他入校“试读”。在他的那个班里,大多数学员是高中毕业或者上过大学一二年的学生。徐根竹文化基础没有他们好,起初学习很吃力,功课跟不上。他虚心向同学求教,补习了数学、物理课程。夜里同志们睡下了,他悄悄地到办公室看书,整理笔记。为了学好选修的英语课,每天清晨,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在院子里朗读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1942年2月,徐根竹在延安举行的首届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典礼上,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荣获了“学习模范”的光荣称号。同志们都说他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模范。   徐根竹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最初是-卫生部直属医务所,1939年春改编为八路军军医院,即延安拐峁医院,同年12月又改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做主治医生。在医疗工作中,他认真细致,态度和蔼。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要把一天的工作作个小结,把一些问题和心得记载下来,所以他的业务技术提高很快。1944年4月初,延安县川口区三乡发生了急性传染病,当地叫“吐黄水病”。患者上吐下泻,死亡率很高,老百姓极为恐慌、着急。县政府迅速派出几个防疫队下乡救治病人,防止传染,调查病源,进行扑灭。徐根竹被派到槐树庄去调查、防治。他带了两名助手,在乡下辛勤工作了两个星期。为了及时救治群众,他每天早出晚归,忙个不停,使许多病危群众脱离了危险,重获新生。为了查清病源,他不顾劳累,追根查源,还画了一张很详细的疾病分布图,说明了得病的起因,得出了这种疾病的发生与饮水有关的结论,并将调查情况向卫生部做了报告。当地老百姓和党政机关,对徐根竹和他领导的防疫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延安《解放日报》用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徐根竹写的《延安县川口区三乡防疫工作的报告》。由于徐根竹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被命名为“模范医生”,出席了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英模大会。   1944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进犯关中解放区。在爷台山反击战中,徐根竹率领一支手术队,星夜赶往前线,参加战地救护。有一天夜行军,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崎岖的山路行进中,他连人带马掉到沟里,身上多处被擦破,同志们劝他在附近老乡家里休息一下再走,他说:“前方的仗不能等我们到了再打呀,这一点伤算得了什么!”在前线,他更是忘我地工作,精心地进行着一个个手术,拯救了许多受伤战士的垂危生命。每次战斗,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手术台。指战员们都称他是战地神医。   1946年夏天,徐根竹被提升为关中军分区卫生部长。虽然他成了领导干部,可他始终没有放下手术刀,继续为患者服务。一位腹内长着大瘤子的农村妇女前来求医,徐根竹亲自为她做了手术,成功地从这位村妇腹中摘除了重达十几斤的肿瘤。他还受党中央的委托,为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受伤的著名学者李敷仁作过手术。李敷仁当时在演讲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那颗子弹给同志们看,他说:“这就是蒋介石送给我的礼物!蒋介石把我打死,党又把我救活了!给我取出这颗子弹的,就是再世华佗——关中的卫生部长徐根竹同志。”   徐根竹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又是党的优秀工作者。1946年10月,徐根竹被调回延安,卫生部派他到一位外科专家那里进修深造。他刚学习了两个月,后因胡宗南军队疯狂进攻陕北,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回,任命他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随后又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院长。   1947年10月,西北野战军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牵制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主力北上,策应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并相机夺取榆林而发动了第二次榆林战役。徐根竹奉命率领第二野战医院也跟随大部队马不停蹄地昼夜兼程,向榆林挺进,并在距榆林城十多里的三岔湾村安营扎寨。刚到营地,徐根竹顾不上吃口饭、喝口水,就马上带领同志们清扫了四孔石窑洞,支起了手术台,摆起药箱,挂起了绣有红十字的旗帜。不一会儿,一所很像样儿的野战医院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了。   30日下午3时许,忙碌了大半天的徐根竹仍不肯坐下来歇息一下,立即穿上白大褂,戴好卫生帽,拖着一条伤残的右腿,高一脚低一脚地去看了各个窑洞病房,检查手术室里的消毒情况、石膏准备以及夹板够不够用等具体事项,还亲自看望了伤员,并把他们按伤势的轻重排好了上手术台的顺序。徐根竹要求同志们要做好苦战一个通宵的准备。为了节约时间,及时抢救伤员,他还叫炊事员按时把晚饭送到手术窑洞来吃,确保伤员们来一位,就及时抢救一位,真正地做到了一切为了伤员,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徐根竹仔细地洗手消毒,戴上胶皮手套,登上手术台前,正要亲手为一位重伤员做手术时,突然间只听得窑洞外枪声大作,0声四起,只见几架敌机嚎叫着从空中突然袭来,对准我第二野战医院四孔窑洞疯狂射击、狂轰滥炸,机枪子弹打在手术床下的石板地上,溅起一串串火花。紧接着,炸弹在窑洞上0了,两孔半窑洞被炸塌,徐根竹的头部、颈部、胸部和四肢被炸成重伤,重度昏迷,立即被送到约20里远的谷塔寺二连手术室进行抢救。刚抬上手术台,徐根竹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就停止了呼吸。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野战医院奉命连夜撤离了三岔湾。在行军途中,同志们将徐根竹等烈士的遗体掩埋在僻静的山沟里。正在陕北转战的周恩来,得知徐根竹牺牲后,便对身边的黄树则医生说:“像徐根竹同志这样的人民的好医生,你们应该写文章,应该宣传,应该让大家知道。”卫生部在河东为徐根竹举行了追悼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徐根竹烈士的遗骨被迁葬到塞上古城榆林烈士陵园里。虽然,他离开人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那种工农干部知识化的精神,那种伤员第一、工作第一的赤诚之心和优良作风,却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