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

彭真（1902年10月12日－1997年4月26日）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縣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傑出的國務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彭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等職，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1980年10月19日，彭真說中國體制最大的毛病是權力過分集中。1997年4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彭真
出生	1902年10月12日 山西省曲沃縣侯馬鎮垤上村
國籍	中國
職業	政治家
知名作品	《論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 《彭真文選》 《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彭真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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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漢

出生地 山西省曲沃縣侯馬鎮垤上村

出生日期 1902年10月12日

逝世日期 1997年4月26日

職業 政治家

信仰 馬列主義

政黨 中國共產黨

配偶 張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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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 第1集

人物生平

彭真同志於1902年10月12日出生於山西省曲沃縣侯馬鎮垤上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取名傅懋恭。參加革命後，他在地下鬥爭中使用過許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

彭真幼年時白天隨父母下田勞動，夜晚全家紡線，飽嘗生活艱辛之苦，曾隨祖母憤起反抗惡霸欺壓。由於家境貧寒，12歲才開始讀私塾。1919年，考入曲沃縣立第二高等小學，受五四運動影響，帶領同學進行反帝愛國宣傳。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參加進步組織青年學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4年5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山西太原共產黨組織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大革命時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員、書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太原地委書記，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區）委、一部（區）委、三部（區）委書記，中共天津地委組織部部長、職工運動委員，在太原、石家莊、天津、唐山等地組織領導工人運動、學生運動。1923年，在太原主辦以工人為主要學員的成人夜校，參與組織反對曹錕賄選的鬥爭和成立太原民權運動大同盟。

[3]來自搜狐圖片

1924年，參與國共在山西的合作事宜和國民黨山西臨時宣傳委員會的籌建，開展國共合作工作，同國民黨右派排斥共產黨員的活動進行鬥爭，並參加領導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國民會議促成會。1925年，參與或指導成立山西工人聯合會和太原總工會，發動工人群眾和各界民眾反對閻錫山強征房屋估價稅的鬥爭，五卅慘案後發動山西各界聲援上海工人、學生的反帝鬥爭。在石家莊領導恢復正太鐵路總工會，任正太鐵路總工會秘書。1926年，作為正太鐵路總工會代表出席在天津召開的第三次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先後組織領導了石家莊和天津的紗廠工人鬥爭。大革命失敗後，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書記、書記，中共順直省委（當時領導北平、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河南等省市黨的工作）常委、組織部部長、代理書記，是中國共產黨在北方地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白色恐怖的嚴酷環境中，深入工人群眾，繼續堅持鬥爭，組織領導天津近郊農民開展反霸護佃鬥爭，在農民中發展黨員。

1929年由於叛徒出賣，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殘，堅貞不屈，組織被捕同志同叛徒、敵特進行鬥爭，減少了黨的損失。在獄中秘密組織黨支部，任書記，組織學習、宣傳馬列主義，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1935年刑滿出獄後，任中共天津工作組負責人，組織領導天津各界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組織部部長，並直接領導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部。他支持劉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區工作基本方針和策略原則，堅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批評和糾正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及投降主義的錯誤傾向，為恢復和發展北方地區黨的組織，鞏固和發展「一二·九」愛國運動的勝利成果，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開創白區工作的新局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7年5月，作為白區代表團主席參加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任大會主席團成員。他在會議上發言強調，黨在白區的工作要充分運用統一戰線形式，廣泛組織發動群眾抗日，同時必須堅持黨的獨立性。接着，又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在聆聽了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深刻論述後，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認定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的領袖。

抗日戰爭爆發後，彭真同志參與部署黨在北方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北方分局）書記，同聶榮臻等同志一起，發展、鞏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關於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基本政策，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提出並實施了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武裝建設以及土地、經濟、勞動、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他明確提出「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根據地「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晉察冀邊區被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譽為「敵後模範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範區」。

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匯報晉察冀邊區各項具體政策及黨的建設經驗，分析了邊區各階級、階層的政治動向，說明了確定邊區黨的各項基本政策的根據和不同時期執行政策的重點，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邊區建設的基本經驗。這個匯報受到毛澤東同志的高度評價，稱它「是馬克思主義的」，由中央批轉各根據地黨委。此後，留在中央，任中央黨校教育長、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城市工作部部長，參加領導了延安整風運動。

1944年參加擴大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任歷史報告委員會成員、組織委員會成員，參與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在延安，他為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把全黨思想統一到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上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為培養黨的領導骨幹，為開展敵占區、國統區黨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5年，出席黨的七大，當選為主席團成員，並任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他在會上作了《關於敵占區的城市工作》的發言，總結了我党進行地下鬥爭的歷史經驗，闡述了精幹隱蔽，利用合法形式，團聚群眾，蓄積力量的方針政策和鬥爭策略。在黨的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8月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實現黨的七大作出的爭取東北的戰略決策，在毛澤東受蔣中正之邀親赴重慶，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由劉少奇提議，彭真同志任新組建的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第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政治委員。在到達東北後，彭真在矛盾錯綜複雜、形勢變化急劇的情況下，不能審時度勢，先是不肯離開大城市瀋陽，被迫撤離瀋陽後還是不能認清形勢，帶領東北局機關仍然徘徊瀋陽市郊，不能帶領和發動群眾儘快開闢並建立東北根據地。在國民黨大軍壓境、我軍被迫撤往東滿、北滿，羅榮桓副政委腎病嚴重發作的嚴峻形勢下，４月２７日，林彪致電請示中央、毛澤東，提出將高崗抽出，來前方代理羅榮桓-第二政委。毛澤東於５月１日致電林彪：「前線一切軍事政治指揮，統屬於你，不應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幫助，則可考慮調高崗等來助你。中共中央於5月12日致電東北局並林彪：「照林彪電以高崗代理羅榮桓為第二政委……此事如東北局同意，望速通知高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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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這個遭遇讓他氣憤，聽了彭真的話後更是義憤填膺

5月25日，彭真在哈爾濱主持召開東北局會議，林彪因在前方沒有參加此次會議。

26日，會議討論後向中共中央建議：東北局與北滿分局合併，西滿分局保留。關於東北局、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領導人分工的意見是：林彪在前方，由羅榮桓統一領導後方軍事，陳雲分管財政經濟，高崗分管剿匪與兵工建設……彭真兼管軍政工作……對林彪在東北局的職務，沒有提出具體意見。

為強化東北局領導，在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向東北局發出由劉少奇起草、經毛澤東修改的關於東北局主要領導幹部重新分工的決定的電報：「目前東北形勢嚴重，為了統一領導，決定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以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四同志為東北局副書記兼副政委。並以林、彭、羅、高、陳五人組成東北局常委……」）。到1947年，在新的東北局領導下東北各項工作都走向正軌。調彭真回到中央，任命彭真為劉少奇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並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指導晉察冀工作。1948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１２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1949年9月，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之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他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建立了不朽功勳。

新中國成立後，彭真同志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建國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後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從1954年起，任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56年在黨的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央書記處協助鄧小平同志負總責。建國後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從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長，直至1966年5月。建國後十七年中，他作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成員，為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政法工作、統戰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論工作、科學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為首都的建設和發展，嘔心瀝血，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過程中，彭真同志善於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依靠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團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蕩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實現了翻天覆地的偉大社會歷史變革。解放前，北京是一個民生凋敝、滿目瘡痍的消費城市。北京剛一解放，他就強調把恢復、改造與發展生產作為北京市黨政軍民的中心任務，其他一切工作都應該圍繞並服從於這一中心任務；並明確提出，首都建設要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發展生產服務，同時又要為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機關服務。到1951年，北京市的國民經濟就得到全面恢復，並超過歷史最高水平。隨着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北京市的經濟建設持續突飛猛進，由消費城市變成了生產城市。他從進城不久就開始抓首都城市規劃，1956年提出「城市規劃要有長遠考慮，要看到社會主義的遠景，要給後人留下發展的餘地」的指導方針。1958年，他領導了十大建築的建設和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他既愛護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又強調必須也只能實事求是地、老老實實地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他提出社會主義建設不犯路線上的錯誤，根本的問題在於調查研究。他身體力行，深入農村、工廠，直接聽取群眾意見，進行調查研究。十七年中，他為把首都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城市，精心擘劃，嘔心瀝血，作出了卓越貢獻。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對於發展科學教育文化事業給予高度重視。他強調北京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學校集中的地方，努力辦好這些高等學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他熱忱關懷青年的健康成長，連續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畢業生講話，勉勵他們自覺地走歷史必由之路，同工農相結合，堅決跟共產黨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他提出「發展城市人民大眾的文藝」，號召文藝工作者像過去深入農村一樣深入到工廠中去，反映我們取得全國勝利的新時代；並提出要「推陳出新」，對舊戲加以改造，從改造中提高。他經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廣交朋友，聽取意見。他尊重、團結老的知識分子，關心、培養青年知識分子，重視發揮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1965年，在文化領域中「左」的傾向已經相當嚴重的情況下，他明確提出：要區別政治問題和學術、藝術問題。真理要受社會實踐檢驗。一切人，不管誰，都應該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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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把執政黨的建設擺到突出的位置，認為這是關係社會主義各項事業成敗的關鍵。1950年，他把新形勢下防止黨的腐化問題提到了全黨面前，指出：保證黨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純潔；二靠跟群眾密切聯繫和廣大群眾的監督；三靠批評與自我批評；四靠制度、法律和紀律。他強調，保證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發生嚴重問題，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靠集體領導，堅持民主集中制。他要求北京市的黨組織和廣大共產黨員「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以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要求我們的工作」。他說：要正視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老老實實，對就對，錯就錯，有多少就說多少，這是共產黨的本色。不要說瞎話，不要掩蓋缺點和錯誤，更不要文過飾非、諱疾忌醫、報喜不報憂。他尖銳地指出，官僚主義害死人，是要亡國的；嚴肅地告誡廣大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必須堅決克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錯誤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夥的殘酷迫害，失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和人身自由。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總結歷史經驗，關心、思考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強加給彭真同志的種種罪名和一切誣衊不實之詞，均應予以推倒」。

彭真同志恢復工作後，在1979年4月第一次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就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必須堅持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否則，必然造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個革命戰線的混亂，使親者痛、仇者快。對自由化思潮必須嚴重注意。但不能動搖我們擴大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決心，不能動搖我們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會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正確思想路線的決心。

1979年9月彭真同志在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連任黨的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1979年6月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併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1983年6月在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在新的歷史時期，彭真同志作為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參與了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為撥亂反正，確立和貫徹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反覆強調：要「把國家的工作重點堅決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上來。一切工作都要圍繞這個重點，為這個重點服務」；「四項基本原則既反映了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規律，又是中國億萬人民在長期鬥爭中作出的決定性選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不斷改革、發展、完善的」，改革開放「是客觀規律的反映，是從總結我國三十多年實踐經驗中得出的結論」，是不會改變的；「不發展商品經濟，我們的經濟就搞不活，要從戰略上看準這一點，堅決幹下去。」他不顧年事已高，經常到全國各地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他十分關心經濟特區建設，多次進行實地考察。1987年他到深圳、珠海視察時，指出：特區辦得成功，方向對頭。應該允許特區先行試驗，大膽改革。特區要緊緊抓住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外向型經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更加改革，更加開放，更加搞活。

彭真同志長期領導、主持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工作。1954年，他參加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制定工作，並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就憲法確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則作了深刻的論述。接着，又領導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間，他對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三個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部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七部重要法律。1980年，他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直接主持了憲法修改工作。1979年以來，他領導制定了一系列關於國家機構、民事、刑事、訴訟程序、經濟、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指出：從革命戰爭時期主要依靠政策辦事，到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以後，不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辦事，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必須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立法工作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東西；各級國家機關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同時通過宣傳教育，把法律交給群眾，這是法律得以遵守、執行的可靠保證；在我們國家，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己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堅持黨的領導，嚴格依法辦事，服從人民意志，三者是統一的。

彭真同志長期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對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國人民管理國家的基本組織形式，是我們在政權工作中走群眾路線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在新的歷史時期，他提出：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把國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這是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證，也是我們的國家能夠經得起各種風險的可靠保證；人大常委會依照憲法賦予的職責進行工作，一不要失職，二不要越權；在工作中必須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集體行使權力，集體決定問題，在充分發揚民主的過程中統一思想，實行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要不斷加強人大常委會的組織、制度建設，使它的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規範化。

彭真同志長期分管新中國政法戰線的工作。他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關於政法工作的方針政策，為建立和健全政法戰線的機構、制度和隊伍，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作出了重大貢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為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砸爛公、檢、法」所造成的嚴重惡果，恢復、健全、加強政法工作和政法隊伍，殫精竭慮。1980年，他任「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統一領導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工作。他確定了「嚴格地把黨內、人民內部的錯誤與反革命罪行分開」的根本原則，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依法辦事，從而保證了「兩案」審判的巨大成功。他總結政法工作的歷史經驗，對新時期政法工作的任務、方針、政策和隊伍建設作了全面論述，提出：新時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務是，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導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嚴厲打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嚴厲打擊破壞經濟的犯罪，堅決同危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犯罪行為作鬥爭，保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須依法從重從快處理；對輕微違法犯罪的青少年，則要像父母對待害傳染病的孩子、醫生對待病人那樣，滿腔熱情、耐心細緻地教育、感化、改造他們；政法工作必須緊密依靠黨的領導，緊緊依靠群眾，實行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反對和克服神秘主義；必須大力提高政法隊伍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

彭真同志代表黨和國家，會見過許多國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訪過許多國家，多次參加涉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大問題的會議和會談。在外事活動中，他堅持我們黨和國家處理黨與黨、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本原則，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為維護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誼，推動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　　

1988年彭真同志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之後，仍然一直關心着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中，他發表了《用憲法和法律統一思想》的重要講話，對統一思想、教育群眾、分清是非，維護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和穩定，起了重大作用。他堅決支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高度評價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重要談話和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精神，他說：小平同志講，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是我們黨的基本路線。要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得更快更好，要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堅持兩手抓。改革開放是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要堅持改革開放，一直到共產主義。近十年來，彭真同志雖然年事已高，仍然以全部的精力讀書、看報、閱讀文件，外出調查研究，關心國有企業、農業、農村工作和黨的建設，關心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關注國際的風雲變幻。由於疲勞過度，1991年4月和1992年9月先後兩次突患重病。他以鋼鐵般的意志，頑強地同疾病作鬥爭，兩次戰勝病魔，創造了奇蹟。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非常關心彭真同志，他也認真地向中央提出建議，堅決支持中央的工作，對黨的十四大以來所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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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軍銜

1945年9月16日，毛澤東授予彭真、陳雲等中將軍銜。

人物貢獻

彭真同志早年在太原求學期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於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矢志不移，投身黨和人民的偉大事業，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大革命時期，彭真同志參與領導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在山西開展國共合作工作。大革命失敗後，他作為黨在北方地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嚴酷環境中，繼續堅持鬥爭。一九三五年後，他參加北方局的領導工作，為恢復和發展北方地區黨的組織，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開創白區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一九三八年後，他和聶榮臻同志領導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九四一年，他到中央工作，參加領導延安整風運動，參加七大的籌備和組織工作。抗戰勝利後，他到東北擔任領導工作，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作出的戰略決策，迅速打開工作局面，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彭真同志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為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為政法工作、統戰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論工作和科學教育文化工作，竭誠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長期擔任北京市的主要領導工作，為首都建設作出重要貢獻。彭真同志作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在實踐中努力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思想。他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不犯錯誤，根本的問題在於調查研究。他身體力行，經常深入工廠、農村和基層單位，直接聽取意見。他一向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重視發揮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他堅持實事求是地處理思想文化領域裡的問題，強調要在學術界、文藝界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他一貫提倡和堅持客觀、全面、本質地看問題的思想方法，強調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探索革命和建設規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的關鍵。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遭受林彪、江青一夥的殘酷迫害。但他在逆境中始終關心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堅決的鬥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新的歷史時期，彭真同志作為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參與了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為撥亂反正的進行，為確立和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不顧年事已高，經常到各地考察工作，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祖國大地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

彭真同志長期領導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設工作，具有豐富的立法工作經驗。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主持憲法修改工作，領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極大地推進了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他長期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為健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行了許多開拓性的努力，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長期分管政法工作，為推動政法戰線制度和隊伍的建設，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代表黨和國家，參與了許多重大的外事活動。他堅持我們黨和國家關於處理黨與黨、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本原則，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推動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彭真同志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仍然非常關心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堅決支持黨中央的工作。他一再強調，我們要永遠記住，人民群眾是我們共產黨的母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事物的本質；我們共產黨人的根永遠在車間裡，在田野上。

視頻

參觀彭真紀念館 牢記使命擔重任

八大元老

中共八大元老（簡稱中共八老或治國八老），是指中國於1980年代起至1990年代中期間（即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主政時期）在政治上擁有實際決策權力的八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家、軍事家（元老、老幹部）。這是一個非正式說法，最早見於香港媒體。歷年來有關「八老」的具體人物都各有不同，以下為兩種比較常見的講法：

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鄧穎超

名單出現兩個版本的原因可能是適用於不同時期，即原八老中的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在1992年至1993年相繼過世後，八老成員又換入宋任窮、萬里、習仲勛。實際上，「八老」可以被看作是鄧小平對正國級元老的召集，包括：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王震，薄一波。而1982年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中的元老則不包括薄一波，當時的8人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王震、習仲勛。陳雲的警衛員趙天元認為八老中鄧小平和陳雲是實際的當家人，鄧小平具有決定權，陳雲具有否決權。

個人著作

彭真一生著述甚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專門論述或涉及民主和法制問題的。本書對彭真民主和法制思想的研究，主要依據的是國內公開出版的彭真的三本著作，即《論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彭真文選》和《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

以上三部著作全面、系統、歷史地反映了彭真民主和法制思想的主要內容和形成過程。在這三部著作中，集中體現了這樣一些民主和法制思想：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改革和歷史性的根本任務；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必須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國人民管理國家的基本組織形式，是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證；必須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集體行使權力，集體決定問題，在充分發揚民主的過程中統一思想，實行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從革命戰爭時期主要依靠政策辦事，到人民掌握政權以後，不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辦事，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管理國家，一定要靠社會主義法制，黨內、黨外，幹部、群眾，人人都必須依法辦事，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一項基本原則，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全體人民、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機關實際行動的指針，不能允許有超越於法律之外的特權分子；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東西；在我們國家，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己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堅持黨的領導，嚴格依法辦事，服從人民意志，三者是統一的；要不斷加強人大常委會的組織、制度建設，使它的工作走向制度化、規範化；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實行法律監督，黨組織和各級國家機關都要嚴格按照職權進行監督，形成監督系統，同時也要接受監督；各級國家機關要通過宣傳教育，把法律交給人民，讓人民掌握法律，這是法律得以遵守、執行的可靠保證；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政法隊伍的建設，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群眾路線；法學研究必須理論聯繫實際，從實際出發，用實踐檢驗，要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和毒素，為我所用；等等。

此外，彭真在領導憲法、民法、經濟法、刑法、婚姻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工作中，也有許多精闢、深刻的論述，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這些基本法律部門的理論。

[6]來自中郵網圖片

人物紀念

1991年1月，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了《彭真文選》。

1992年10月，由鄧小平同志題寫書名的《彭真》畫冊出版。10月10日上午，畫冊的編輯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座談會，祝賀畫冊的出版。

1998年4月25日，在彭真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際，紀念文集《緬懷彭真》和畫冊《彭真》兩本書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緬懷彭真》一書，收入了55篇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懷着深厚的感情，回憶了彭真同志為創立新中國，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建設，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全書從不同側面展示了彭真同志的光輝業績、偉大思想和崇高風範。

畫冊《彭真》收入了100多幅珍貴照片和20幅手跡。這些手跡是第一次公開發表。

2002年10月11日，江澤民出席紀念彭真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歷史評價

彭真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傑出的國務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績，深受全黨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彭真同志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具有堅定的信念，對黨、對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百折不撓，堅韌不拔。他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敏銳地發現問題，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顯示出創造性地開拓新局面和處理複雜問題的革命家的膽略和組織才能。在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他一貫堅持原則。

他始終不渝地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為行為準則，始終保持人民公僕的本色。他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堅持群眾路線，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作風民主，重視傾聽不同意見，集思廣益，多謀善斷。他謙虛謹慎，樸實無華，嚴於律己，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他胸懷坦蕩，光明磊落，顧全大局，模範地遵守黨的紀律。他關心同志，愛護幹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為黨的事業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幹。彭真同志不愧為德高望重，功勳卓著，深受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愛戴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包含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 張國燾(1921.7－1923.6) 毛澤東(1924.5－1925.1) 陳獨秀(1925.1－1927.4) 張國燾(1927.5－1927.7) 李維漢(1927.8－1927.11) 羅亦農(1927.11－ 1928.6) 周恩來(1928.6－ 1931.1) 康生(1931.1－ 1933.1) 任弼時(1933.1－1933.3) 李維漢(1933.3－ 1936.10) 秦邦憲(1936.10－ 1937.9) 陳雲(1937.12 －1943.3) 彭真(1945.07－1953) 饒漱石(1953.4－1954.3) 鄧小平(1954.4－1956.10) 安子文(1956.11－1966.8) 聶濟峰(1966.9－1973.8) 朱光(1966.9－1973.8) 郭玉峰(1966.9－1973.8) 康生(1970.11－1975.12) 郭玉峰(1973.8－1977.12) 胡耀邦(1977.12－1978.12) 宋任窮(1978.12－1983.2) 陳野苹(1983.2－1984.8) 喬石(1984.8－1985.12) 尉健行(1986.1－1987.5) 宋平(1987.6－1989.12) 呂楓(1989.12－1994.10) 張全景(1994.10－1999.3) 曾慶紅(1999.3－2002.10) 賀國強(2002.10－2007.10) 李源潮(2007.10－ 2012.11) 趙樂際(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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