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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政烺[1]是我國著名的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專家,在古文字學、古文獻學等領域有很高的造詣。已故楊向奎先生曾對聽他講課的研究生說:「在中國,聽過張政烺先生的古文獻課,別人的文獻課就不必聽了。」

張政烺
出生 1912年4月
山東省榮成市
逝世 2005年
國籍 中國
別名 字苑峰
職業 歷史學家
知名作品 《張政烺文史論集》

目錄

傳略[2]

張政烺六歲開始上學,小學畢業後隨族伯張俊采(瑞三)讀過三年私塾,兼學篆書,凡讀過的書均能逐篇背誦。這樣,在他幼小時,不僅萌發了對我國古代文獻典籍的濃厚興趣,而且養成了酷愛讀書的習慣。這是他一生博覽群書、廣泛探求知識的基礎。

張政烺先生年方十四歲就離鄉到青島禮賢中學讀書(舊日制四年),十八歲入北京弘達中學讀高中。1932年,他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張先生在北京大學這幾年,知識面廣,在刊物上發表了幾篇學術論文,頗受師長們的青睞。《獵碣考釋初稿》是張先生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石鼓文是傳世的中國最古的碑碣,自唐代發現後,千餘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張先生所作的考釋,郭沫若同志曾摘抄於《石鼓文研究》的書眉。《平陵陳得立事歲陶考證》,也是一篇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先秦陶器文字,自清末發現後的半個世紀中有關學者只注意考釋其文字,而張先生的這篇文章,開拓了用陶文結合銅器銘文來考證歷史的途徑。

1936年,張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由於對我國古代文獻典籍(包括版本、目錄)具有淵博的知識,張先生進入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任圖書管理員(曾編印方志目錄一冊)、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等職,抗日戰爭後期曾兼任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委員。那些年,他發表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的學術論文,有《邵王之諻鼎及簋銘考證》、《六書古義》、《講史與詠史詩》、《字說》、《說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王逸集牙籤考證》、《問答錄與說參請》、《說文敘引尉律解》等,還在其他報刊上發表了《封神演義的作者》、《玉皇姓張考》、《宋四川安撫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事輯》、《一枝花話》等,內容涉及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說等許多領域。

他析疑辨難,考證史料非常精確。中國古文字學起於漢代經學家,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使漢字的形、音、義基本明了,這在當時確實起了進步作用,誠然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但是.後世學者研究古代文字以許書為宗,即使面對大量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文字等材料,仍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古文字學深受束縛。張先生的《六書古義》一文,通過考查"說文"學發生髮展的歷史,指出許書中托古改制的奧秘,這對於打破學者思想上的迷信,促進建立新的中國古文字學,起了除舊布新的推動作用。

從1946年開始,張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授,同時在清華大學兼授中國文字學,還擔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會委員。張先生講課,着力於內容深度的闡發。如果不認真聽,很難聽懂,一旦聽懂了,則終生受益。據當年聽過張先生講授先秦文獻研究的學生(現均為教授)回憶,張先生不局限於一般地介紹這些古文獻的作者生平、時代背景和內容,而是將自己多年來讀這些古書的心得體會和所發現的問題,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甚至連自己尚未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也都可以率先和盤托出。有的學生在以後的工作過程中,還不時翻閱過去的課堂筆記,從中得到教益和啟迪。1952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張先生擔任講授,參加五個教研組(在其中三組任主任),為培養新中國的考古工作者隊伍,做出了貢獻。

1954年,張先生參加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併兼任研究員。60年代初,歷史系系主任翦伯贊去法國講學,系裡的領導說什麼張先生講課效果不佳,不適合在北大教課,趁翦不在校,就把張先生調離了北大。翦老自法國返校,知道此事無法挽回,乃大發雷霆:"你們知道張政烺是什麼樣的專家?竟然把他調走!我從哪裡去請這樣的專家?!"張先生調離北大,北大的先秦史從此一蹶不振,實在令人惋惜。 1960年至1966年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1966年起至今,專任中國科學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並先後任物質文化研究室、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室主任。1950年至今,任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1955年至今任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1978年當選為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1979年當選為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1980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理事。1982年起,兼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新中國建立以後,張先生的學術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迄今為止,據不完全統計,他在海內外的學術刊物上已經發表的論著達數十篇,共數十萬字。張先生崇尚實學,無論是長篇,還是短文,內容都很充實。他的論著貫穿着這樣一個鮮明的特點,即以唯物史觀為指針,廣泛搜集和綜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簡牘、帛書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資料,結合古文獻記載,加以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來研究我國古代的歷史,做出符合我國歷史實際的科學結論。因此,他在中國古代史、古文字學、古文獻學,乃至中國通俗小說等各個領域內,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突出貢獻。

第一,對我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認識。眾所周知,古史分期問題,曾經是我國史學界意見很分歧、爭論最熱烈的一個重大課題。張先生早在五十年代,連續發表了《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漢代的鐵官徒》和《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系統地闡述了自己對我國古代社會性質的精闢見解。張先生認為周代奴隸人數既不多,當時主要的直接生產者和革命鬥爭者是國人和庶人(這類似羅馬史上的國民和平民)而不是奴隸。因此,他在《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一文中,用大量的甲骨文材料結合文獻研究商周的社會組織,主要是說明農村公社的普遍存在,農民就是戰士。他所使用的"古代中國"一詞,相當於中國青銅時代。他認為這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發生髮展的過程,應把它劃歸為奴隸社會的初期。《漢代的鐵官徒》和《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則用秦上郡戈和後漢洛陽刑徒磚志等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記載,論證刑徒在周、秦是奴隸身份,漢代雖在逐漸減緩其罪刑,但奴隸身份未變。鐵官徒起義是奴隸起義。漢代是中國的奴隸社會。其後陸續發表的《卜辭裒田及其相關諸問題》、《甲骨文肖與肖田》、《關於肖田問題--答張雪明同志》、《釋甲骨文尊田及土田》、《殷契■田解》等論文側用甲骨文材料考查殷代開荒和耕種的技術,以及每年 田是慶豐收之禮,主要說明農民的身份和怎樣分裂出新的農村公社,最終論證殷代的社會性質。

第二,甲骨文的釋讀與考證。關於這方面,張先生所發表的文章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還有:《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釋它示--論卜辭中沒有蠶神》、《釋■》、《殷虛甲骨文羨字說》、《殷契首字說》、《釋因蘊》等。其中《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和《釋因蘊》,這兩篇是根據甲骨文研究商代語言方面的文章,說明古代漢語中的複音詞,在最早的文字中出現。推測是一字重音,後來才出聯綿字,變成書面語言後,語義又隨着作家的理解而有所改變。

第三,青銅器銘文的考釋和年代考訂。如《利簋釋文》、《何尊銘文解釋補遺》、《周厲王胡簋釋文》、《王臣簋釋文》、《中山王■壺及鼎銘考釋》、《中山國胤嗣<妾子>{次蟲}壺釋文》,皆考釋其文字,論證其年代。關涉史事,務求明白易曉。有的文章尚未公開發表,如《西周金文歷譜》一文,費時甚長,寫作過程幾起幾落。他推測周武王伐紂在公元前1070年,以此做出西周曆譜。這樣,西周銅器銘文有關曆法的材料,均可妥當地編排進去。

又如《十又二公及其相關問題》一文,寫作開始於1935年,1982年才脫稿,可見其治學之謹嚴。東周時期,秦國銅器銘文常見"十又二公",張先生考證,認為這和《春秋經》的十二公,都是"公取十二,法天之數"的一種迷信思想,公羊家所說孔子作《春秋》的原理,主要"存三統"之說,是東周貴族間共同的想法。他認為孔子囿於時代,有許多落後的東西,這是自然的孔子。漢儒、宋儒、清儒以及古史辨派,喜為孔子洗刷裝扮,這對新的歷史時期自然會起破除迷信,建立新的文化的作用,但對孔子本身的認識,卻離得越來越遠了。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幾件青銅器銘文和甲骨片上出現的一行三個或六個數目字,幾十年間,學者為之困惑。張先生對此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認為這些數目字組是最早的易卦。早在1978年11月末吉林大學召開的古文字學術討論會上,有人提及此問題,張先生作了題為《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報告,與會者報以熱烈的掌聲,同意張先生的看法。

1980年應邀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召開的"偉大的中國青銅器時代"的學術討論會上,作了題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的報告。論證銅器銘中的易卦,是"以卦名邑。以邑為氏"。1982年發表《殷墟甲骨文所見的一種筮卦》。1984年又發表了《易辨--近幾年來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綜述》,這是一篇綜合敘述金文、甲骨文、竹簡、帛書等各種古文字材料中的易卦,其中有單卦、重卦、變卦、互卦等,進一步論證周易源流的文章。遺憾的是,最重要的資料--江陵天星觀楚墓出土的竹簡,其發掘報告多年尚未發表,張先生雖曾得見有易卦的竹筒照片,但因從不搶先使用他尚未發表的材料,以致論述未能盡意。然而張先生的這一划時代的重大發現,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此外,1971年至1974年,張先生還曾在中華書局參加標點二十四史的工作,從事《金史》的標點和校勘。1974至1978年,在文物出版社主持或參加新出土的臨沂銀雀山漢簡、長沙馬王堆帛書和雲夢睡虎地秦簡等的整理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張先生不僅學識淵博,學風嚴謹,而且虛懷若谷,光明磊落,正氣凜然,樂於助人,提攜後學,無門戶之見、親疏之別。幾十年來,他至誠地為向他求教的各方人士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張先生的文章和道德,為我們樹立了楷模,也贏得了海內外專家學者的由衷敬佩。張先生雖已年近八旬,仍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着,一方面正在從事着歷史所於五十年代開始、由張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歷史文物圖集》(共十五卷)的工作,另一方面整理和修改舊稿,完成中華書局預約多年的《張政烺學術論文集》。我們衷心祝願張老健康長壽,為弘揚我國古代文化的優良傳統,繁榮祖國的歷史科學,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文集

《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4月。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2008年4月。

《張政烺論易叢稿》,李零等整理,中華書局,2010年12月。

《張政烺批註〈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朱鳳瀚等整理,中華書局,2011年3月。

張政烺文集:第一卷《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第二卷《文史叢考》、第三卷《論易叢稿》、第四卷《古史講義》、第五卷《苑峰雜著》,中華書局,2012年4月。

合著

《五十年來的中朝友好關係》(張政烺、余遜、宿白、商鴻逵、金毓黻、楊翼驤 著),開明書店,1951年10月。

主編

《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

論文

獵碣考釋初稿北京大學潛社《史學論叢》第一冊(1934年)

平陵陳得立事歲陶考證同上,第二冊(1935年)

邵王之諻鼎簋銘考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第八本第三分(1939年)

字說《六同別錄》上冊( 1944年)

說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 (同上)

說文解字敘引尉律解《集刊》第十七本(1945年)

漢代的鐵官徒《歷史教學》第一卷第一期(1951年)

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同上,第二卷(1951年)

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 《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3期

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 《中國語文》》1965年第4期

滿城漢墓出土的錯金銀鳥蟲書銅壺 《考古》1972年第5期

卜辭裒田及其相關諸問題 《考古學報》1973年第1期

甲骨文肖與肖田《歷史研究》1978年第3期

利簋釋文 《考古》1978年第1期

滿城漢墓出土錯金銀鳥蟲書銅壺(甲)釋文 《中華文史論叢》1979 年第3輯

釋它示--論卜辭中沒有蠶神 《古文字研究》1979年,第1輯

中山王■cuo壺及鼎銘考釋同上中山國胤嗣<妾子>{次蟲}壺釋文 (同上)

周厲王胡簋釋文 (同上),1980年,第3輯

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 《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

秦律葆子釋義 《文史》1980年,第9輯

秦律集人音義 《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

哀成叔鼎釋文 《古文字研究 》1982年,第 5輯

釋■■(同上),1981年,第6輯

殷墟甲骨文羨字說 《甲骨探史錄》( 1982年)

王臣簋釋文 《四川大學學報叢刊--古文字研究論文集》(1982年)

庚壺釋文 《出土文獻研究》(1983年)

婦好略說 《考古》1983年第 6期

殷契■田解 《甲骨文與殷商史》1983年,第1輯

釋因蘊 《古文字研究》1983年,第12輯

王簋蓋跋--評王國維"古諸侯稱王說" (同上),1984年,第13輯

殷墟甲骨文字中所見的一種筮卦 《文史》1985年,第24輯

易辨--近幾年來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綜述 《周易縱橫錄》(1986年)

士田十萬答問 《文史 》1988年,第29輯

十又二公及其相關問題 《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1990年)

六書古義 《集刊》》1942年,第十本

講史與詠史詩同上王逸集牙籤考證 《六同別錄》下冊(1945年)

一枝花話 《集刊》1948年,第二十本

宋故四川安撫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忠烈公事輯--黑韃事略作者

彭大雅北京大學 《國學季刊》1950年,第 6卷第4號

敦煌寫本雜鈔跋 《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1950年)

宋江考 《歷史教學》1953年 1月號

金史校勘記中華書局, 1975年春秋事語解題 《文物》1977年第1期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 (與裘錫圭等合作整理)文物出版社,1980年

會文山房與韓小窗 《社會科學戰線》(吉林)1982年第2期

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序 《農史研究 》1 982年,第2輯

封神演義漫談《世界宗教研究》 1982年第4期

帛書六十四卦跋 《文物》1984年第3期

岳飛"還我河山"拓本辨偽 《余嘉錫先生紀念論文集》(1989年)

十二寡婦征西及其相關問題--柳如是別傳下冊題記 《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1989年)

讀"相台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中國與日本文化研究所》第一集,1991年

上古時代的中朝友好關係《開明文史叢刊--五千年來的中朝友好關係》,1951年

紀念文章

著名歷史學家張政烺先生逝世

本報訊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獻學家、古文字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政烺先生因病於2005年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張政烺先生1912年4月15日生,山東榮成人。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同年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1946年至1960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54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60年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1966年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曾兼任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古文字與古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顧問,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顧問,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文字學會理事、顧問,中國先秦史學會顧問等職。1990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張政烺先生是第六屆北京市政協委員。自20世紀30年代起,張政烺先生在科研、教學、古籍整理等許多領域辛勤耕耘60餘年,在中國古代史、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版本目錄學、通俗小說等諸多學術領域都進行了具有開拓性的研究,解決了許多疑難問題,並承擔過出土文獻整理、二十四史點校等重大學術任務,培養了一大批科研人才,為中國學術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張政烺先生的主要學術成就集中收集在《張政烺文史論集》一書中。

張政烺先生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執著進取,為人正直,待人誠信,樂於助人,生活簡樸,道德文章有口皆碑。他的逝世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數字卦的認定者

在先秦史、易學史領域,他的一個重要功績是把一種所謂奇字認定為數字卦。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今湖北孝感出土過著名的安州六器,一件是中方鼎,其銘文最後有了兩組六個數字組合的符號,宋代學者視為奇字,曾釋為"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奇字何意?八百多年一直是個謎,1932年郭沫若說是器主的族徽。二十世紀後期,出土文物上連續發現六數組合體,中國科學院(當時沒社科院)歷史所三位學者研究後,做出如下推測:1956年李學勤猜測,這類符號似與《周易》的九六之數有關,猜對了大方向;1957年唐蘭認定了大多數數字;1978年12月在長春古文字學術會議上,張政烺認定是一種卦,並於1980年在《考古學報》發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他的開創性拓荒性成績打開了一個新研究領域。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