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序(孙建军)
作品欣赏
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序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当两位年轻学者刘婧和周毅，把他们刚刚成书的《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交与我时，虽说文学地理学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个我并不十分熟悉的学科，但还是马上联想到了杜甫与我们生存所在的这方水土，联想到了他的诗句，千古名篇中的地理意识与我们的血脉相连，肯定可以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典型之例。
两位年轻学者在概论中开宗明义：文学地理学是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研究者极大关注的一门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也可称作文地关系。这是他们倾心写作这部著作的动因。
然而细究起来，说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实说新也的确算得上新，因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是由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首次提出来的，是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新文学运动的产物。抑或说它同时又古老，也可寻找出佐证，并可谓源远流长。比如《诗经》中的“国风”，当时的采诗官或后来编辑成书的文化人，就是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域来分类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便至少可以定位于之肇于史称春秋的时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其实就有诸多文学学者对于文学地理学进行过系统化的初步探索，却又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而几度沉浮，冷寂许久。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国际学术环境多元交融的时代大背景需求，文学地理学在沉寂近半个世纪之后，其研究势头在国内学术界不断升温，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热门学科。
刘婧、周毅两位年轻学者，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创作了《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由此可以断言，这部研究著作的完成，对于四川文学事业，是一件很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并且可喜可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两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初衷，并不是因为学科的新兴时髦“蹭热度”而为，实在是基于近年以来四川文学现状与成果的迫切需要而敏锐感之并积极所作。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40年间的四川文学成就，先后有“大巴山作家群”“宕渠四子作家群”“大凉山诗人部落”“藏羌作家诗人群”，“攀西诗人群”“九城诗会写作群”“康巴作家群”等文学群体不断闪现。其间，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他们以地域文化书写为特征的文学成果耀眼夺目，成为了新世纪四川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特别是2000年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出版并获得巨大反响之后，开掘地域文化源流，书写乡土文化特色的文学创作势头，其热度一直在向纵深推进，而这一创作指向，已经不断呈现在“四川省作家协会文学扶贫万千百十工程”“四川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等选择中。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作时代写作的趋势选择，而这个趋势也为四川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兴发展的重要契机，由此不仅顺理成章地有了刘婧和周毅的这一研究成果，并且他们也恰到好处地选取了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在我的文学视野之内，将一位四川作家现存所有作品纳入文学地理学的方法专著研究，尚属首例，因而这部书便具有了承前启后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张中信作为四川实力中年作家的一员，历经三十余年的写作实践，他始终抱持着一种乡土情怀，守望着一程人文追寻。如果说一开始便联想到了杜甫的诗句，我认为张中信就是可以再加以联想的一位，是始终心系乡土的“千秋雪”，不懈笔耕文学“万里船”的“地理情怀”的作家，从而成就了他独有的文学书写特征，进而被两位年轻学者选择为研究对象。
两位年轻学者对张中信的作品，依照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分门别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读者可以见仁见智地细细品味，此处不须赘述。但是有必要指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厘清文学写作者和文学作品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中的整体形态与地域特性的差异，从而发现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创作规律。
因此，我们就不能把《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这一成果，当作对张中信个人写作成就的总结或褒扬，而应视为探究文学创作规律以获取创作进步阶梯的一种努力。这才是这个研究成果的目的，因此它不仅有益于张中信，更有益于广大有志于提升自己文学创作品质的文朋诗友。
文学地理学研究正方兴未艾，业内已有众多专家指出，因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研究这个学科才能算作完整。因此，对于刘婧和周毅两位年轻学者，此项成果值得祝贺，并且希望他们以此为起点，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就——路在脚下，梦在远方。
是为序。
2020年4月1日于听风堂 [1]
作者简介
孙建军,军旅出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曾获萌芽文学奖、四川文学奖、巴蜀文艺**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