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販
作品欣賞
我在農村長大，沒見過大雜院。後來在保定，到一個朋友家裡，見到幾戶人家，同時在院子裡生爐子做飯，亂鬨鬨的，才有了大雜院的印象。
我現在住的大雜院，有三十幾戶人家，一百多口人，其大其雜，和沒有秩序，是可以想象的。每天還川流不息地有小販進來，吆喝、轉游、窺探。不知別人怎樣，我對這些人的印象，是不怎麼好的。他們肆無忌憚，聲音刺耳，心不在焉，走家串戶，登堂入室。買破爛的還好，在院裡高聲喊叫幾聲，遊行一周，看看沒有什麼可圖，就出去了。賣雞蛋、大米、香油的，則常常探頭探腦地到門口來問。最使人感到不安的，是賣菜刀的。青年人，長頭髮，短打扮，破書包里裝着幾把，手裡拿着一把，不聲不響地走進屋來，把手裡的菜刀，向你眼前一亮：
「大爺來把刀吧！」
真把人冷不防嚇一跳。並且軟硬兼施，使孤身的老年人，不知如何應付，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言無二價地買他一把。
因為站在面前的，好像不是賣刀的楊志，倒是那個買刀的牛二。
雖然有人在大門上，用大字寫上了「嚴禁小販入內」。在目前這個情況下，也只能是：有禁不止。
據說，這些小販，在經濟基礎上，還有許多區分：有全民的，有集體的，有個體的。總之，不管屬於哪一類，我一聽到他們的吆喝聲，就進戶關門。我老了，不想買什麼，也不想賣什麼，需要的是安靜和安全。
老年人習慣回憶，我現在常常想起，我幼年時在鄉村，或青年時在城市，見到的那些小販。
我們的村子是個小村，只有一百來戶人家。一年之內，春夏秋冬，也總有一些小販，進村來做買賣。早晨是賣青菜的，賣豆腐的，賣饅頭的，晚上是賣擀雜麵的，賣牛肉包子的。閒時是打鐵的，補鍋的，鋦碗的，甩綢緞的。年節時是耍猴，唱十不閒、獨角戲的。如果打板算卦也可以算在內，還能給村民帶來音樂欣賞。我記得有一個胖胖的身穿長袍算卦的瞎子，一進村就把竹杖夾在腋下。吹起引人入勝的笛子來，他自己也處在一種忘我的情態里，即使沒有人招攬他做生意，他也心滿意足，毫無遺憾，一直吹到街的那頭，消失到田野里去。
這些小販進村來賣針線的，能和婦女打交道，賣玩具的，能和小孩打交道，都是規規矩矩，語言和氣，不管生意多少，買賣不成人情在，和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再進村，就成了熟人、朋友。如果有的年輕人調皮，年老的就告誡說，小本買賣，不容易，不要那樣。
我在保定上中學時，學校門口附近有一個攤販。他高個子，黑臉膛，沉靜和氣，從不大聲說話，稱呼我們為先生。在馬路旁，搭了一間小棚，又用秫秸紙牆隔開，外面賣花生糖果，燒餅豬肉。紙牆上開一個小口，賣餛飩。當爐的是他的老婆，年紀不大，長得十分俊俏，從來不說話，也沒有一點聲響。只是聽男人說一聲，她就從小窗口，送出一碗餛飩來。
我去得多了，和她丈夫很熟，可以賒帳，也只是從小窗口偶爾看見過她的容顏。
學校限制學生吃零食，但他們的生意很好，我上學六年，他們一直在那裡。聽人說，他們是因為桃色事件，從山東老家逃到這裡來的。夜晚，他們就睡在那間小小的棚子裡，靠做這個小買賣，維持生活，享受幸福。
小棚子也經受風吹雨打，夜晚，他們做的是什麼樣的夢，我有時想寫一篇小說。又覺得沒有意思。寫成了，還不是一篇新的文君當爐的故事。
不過，我確是常常想，他們為什麼能那樣和氣生財，那樣招人喜愛，那樣看重自己的職業，也使得別人看重自己。他們不是本小利薄嗎？不是早出晚歸嗎？勞累一年，才僅僅能養家糊口嗎？…[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