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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 ,(1922.08.03-2018.02.01),男,汉族,辽宁沈阳人,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宿白
出生 1922年8月3日
辽宁沈阳
逝世 2018年2月1日
国籍 中国
职业 考古学家
知名作品 白沙宋墓

他是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作为历史考古学上集大成者,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著作,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2018年2月1日凌晨6时,宿白在北京逝世。

目录

人物生平

192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

1950年起,宿白先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

1951年至1952年,他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当时历史考古学尚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撰写发掘报告时大都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进行记录,却很少深入讨论相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问题。他凭借自己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一手考古资料相结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深入分析,生动刻画了宋人的社会图景。尽管已出版70年,《白沙宋墓》至今仍在学界颇具影响。

在研究生阶段学习过版本目录学,对古籍版本目录也有着极深的造诣,他所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和《汉文佛教目录》都是该领域经典著作。1947年,他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文献。他据此写作《<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由此开启了他的石窟寺研究,这也是宿白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1983年北京大学成立考古系后担任系主任,同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他曾访问日、韩、法、伊朗等国,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

曾任北大考古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1]

人物成就

他在历史考古研究方面底蕴深厚,著述颇丰; 最能体现其考古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的,当推《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以及将要完成的《中国历史考古论集》,著有《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

人物自述

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

那时,我不清楚沦陷区和后方有什么区别。1939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那时,日本人不希望学生干别的,就希望大家念书。我觉得有这样一所大学上、可以学历史很好,所以也没有再往后方去。

当时的历史课对我来说非常新鲜,而且还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一无所知的。这个时期,北大还是有一些名师,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关门以后,一些老师就转到北大来了。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我的本科在历史系,但别的院系的课可以选。

1944年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时听了不少哲学系的课。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抗战胜利以后,在西南联大的北大回来了,就把我们这个北大解散了,我也没有着落。冯承钧先生问我打算上哪儿去,我说没地方。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到图书馆工作,我说这工作我很喜欢,他就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了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准。

后来,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他去看冯先生,说起了这个事,冯先生就又介绍了我。我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我这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

我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开始上课并带学生实习。

考古不能脱离田野工作,实际上,从1950年开始,我就一直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停止。 从1952年到1964年,我教的主要课程是汉以后的考古学和古代建筑。从1964年到1974年,我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我的书都被封了。后来回想,幸亏封了,不然也保不住。所幸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所以还算清白,没受到太大冲击。

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当时我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就没继续管这事情。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我去参加。我发现,很多寺庙在“文革”被毁掉了。回来后,我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图都是我那时自己画的,现在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这离我当初去西藏调查已经隔了三十多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还没人做过。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到西藏历史诸多方面。

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2]

“文革”末期,北大恢复招生。1979年9月,我带领北京大学研究石窟的学生到新疆克孜尔石窟实习。其间还有一次历险的经历。那里的98窟是由僧房窟主室改建的中心柱窟,原先的门道便单独成为一个长条形小窟,后来不知是谁为上下窟方便,又将它们之间封闭的门重新打开,串通起来,而长条形小窟一直未安窟门,与99窟前室敞口侧壁相隔仅有1米多。这样,往来于98、99窟,除走梯子外,还可攀岩,直接从长条形小窟进出。

这看起来便捷多了,但若是手扒不住岩壁,或是脚踩不稳,都有可能跌入沟底。 我那天也是从99窟直接攀到98窟,我先用右手抓住99窟侧壁,转过身,迈出右脚,蹬到一块突出的地方,再翻身伸左手拽住长条形小窟侧壁,将整个身体紧贴住崖壁。因为上了年纪,我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文管所曾经有一位年轻同志,就在跨越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

我到中国各地石窟寺工作的经历很多,但像这样有生命危险的经历还是很少的。

1983年,北大成立考古系,我就担任了系主任,开了不少新课。到现在,我还带了三个研究生,带着他们在南京栖霞山石窟和龙门石窟实习。 [3]

人物逝世

2018年2月1日凌晨6时05分,中国考古学泰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在北医三院病逝,享年96岁。

视频

96岁考古大师宿白去世,新中国考古骨干都是他的学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