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貶官都去嶺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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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貶官都去嶺南的原因宋朝官員只要不是犯了重罪，極少被判處死刑，最多只是貶官流放，而嶺南則是宋朝流放官員最熱門的「目的地」。宋朝的嶺南主要包括廣南西路、廣南東路兩路，廣南西路治所在桂州，廣南東路治所在廣州，兩路共下轄7州61縣，如今的廣西、廣東就分別是廣南西路、廣南東路的簡稱，而海南在當時隸屬於廣南西路。整個宋朝被貶謫到嶺南的官員多達491人，為什麼宋朝喜歡把官員貶官流放到嶺南？[1]
嶺南成為宋朝貶謫官員「熱門目的地」，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1、嶺南地處偏僻，路途遙遠，氣候濕熱，環境惡劣，適合流放。
從距離而言，我國古代政權的統治中心一直在北方，秦漢隋唐的統治中心位於關中，宋朝的統治中心位於河南，而嶺南位於五嶺之南，距離統治中心距離最遠，最適合作為長途流放地。唐朝名臣韓愈被貶潮州，寫詩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北宋宰相丁謂被貶崖州，作詩說「程途何啻一萬里，戶口都無三百家」，足以說明在時人看來，嶺南路途之遠，遙不可及。
從氣候而言，嶺南背山面海，五嶺山脈阻擋了來自北方的冷空氣，海上的暖濕氣流北上，造就了嶺南地區炎熱多雨、高溫潮濕的氣候特徵，屬於典型的熱帶、亞熱帶氣候。這種氣候讓遠道而來的北方官員很不適應，但流放本身就是懲罰，嶺南的氣候劣勢反而成了流放「優勢」。
從環境而言，嶺南氣候炎熱，林木茂盛，水源豐富，導致蚊蟲肆虐，疫病流行，很多流放到嶺南的官員都十分懼怕一種叫「瘴」的東西。從古人描述看，「瘴」應該是一種混合有毒氣體，但按照現代醫學解釋，古人稱的「瘴」是一種瘧疾，而瘧疾多由蚊蟲叮咬傳播，在古代醫療條件下不易醫治。唐宋時期，但凡被貶嶺南的官員作詩，幾乎無不談「瘴」色變。韓愈詩曰「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宋人呂本中詩云「嶺南無瘴便可老，江頭有酒猶堪喚」，都反映出時人對瘴的畏懼。
2、嶺南經濟文化落後，奇風陋俗，被視為化外之地，適合流放。
古人稱「禹貢九州」，九州被視為古代中國的固有區域，而嶺南不在九州封域之內，不是華夏最原始的版圖部分，歷代中原王朝雖然大多都將嶺南納入版圖，取得對這一地區的統治權，卻仍將嶺南視為化外之地。
在宋人看來，五嶺不僅是中原與邊疆的地理分界線，也是華夷、內外分隔的界線，儘管廣南東路的治所廣州早在唐朝便已是數一數二的港口城市，但畢竟這樣的城市畢竟太少，因此嶺南地區在宋朝仍被視為蠻荒之地。
宋人鄭樵著《通志》，甚至專門考證了嶺南是否屬九州之地：自晉以後，歷代史皆雲，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島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有舍荊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則嶺南之地非九州島之境。
嶺南地區位置偏遠，與中原長期隔離，缺乏足夠的經濟文化交流，北方先進的經濟、技術和文化無法傳播到當地，使得嶺南經濟比較落後，成為一片未開發的處女之地，而嶺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以及眾多少數民族聚集雜居的現實，又讓當地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風土人情和傳統習俗。
嶺南百姓迷信巫術，喜歡求神祭鬼，這些習俗一向被中原鄙視，稱之為「蠻俗」「陋俗」「夷俗」。宋人陶弼兩知邕州（今廣西南寧），長期在嶺南為官，曾作詩描述當地的奇風陋俗，詩云：孤城溪洞裡，聞說已堪哀。蠻水如鮮血，瘴天已死灰。吏憂民置毒，巫幸鬼為災。風土如斯惡，吾來胡為哉。
3、宋朝版圖有限，別無流放之地，嶺南成為惟一選擇。
我國古代有很多流放官員的「熱門目的地」，大多都位於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邊疆地區，如大西北的新疆、甘肅，大西南的雲南、貴州，東北的三省，東南的福建，以及南方的嶺南。嶺南地區成為貶逐官員的「熱門目的地」，主要是在唐宋，特別是宋朝，嶺南幾乎是唯一「熱門目的地」。
宋朝雖是正統王朝，卻不是像漢唐明清一樣的大一統政權。北宋時期，北面在幽雲十六州與遼交界，西面在陝甘寧一帶與西夏相接，西南在四川、貴州與大理相鄰；南宋時期，更是偏安一隅，僅占半壁江山，與金國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宋朝的版圖如此之小，其他流放「熱門地」都被異族權占據，嶺南成為貶謫官員的惟一選擇，因此宋朝貶謫官員，除了那些情節輕微、近距離安置在湖北、湖南等地外，大多數都被貶到嶺南，最遠者漂洋過海，流放到孤懸大海的海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