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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家思家(严雨龙)

宅家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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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家思家》中国当代作家严雨龙写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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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宅家思家

宅家旬余,元宵第二天在笔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央视晚会,我家包场。昨夜央视的元宵晚会,没有一个观众在场,台下是那么的空旷,仿佛就是我家的专场。窗外的城市一片寂然,一家老小却从头到尾不断地鼓掌。没有了往常的灯谜,透过连线,一家人陷入了无尽的猜想——鏖战艰难,敲门的春天,一定是在赶来的路上-------

庚子过年,或许这一个正月,因为这场肆虐的新冠病毒,我们只能把年把节把这些日子连同忧虑与欢乐,静静地紧紧地关在家里。年味是家味,佳节是家节。对于许多人来说宅也是一个熬战,虽说“心安之处是吾家”,可心儿无不牵挂着疫情。似乎所有的一切只能如此无奈地苦等花开。

无奈的等待是漫长的,漫长的等待又何尝不是精神抗争 、抗击的精神呢?有道是:躺在家里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有个网友在朋友圈写道:二十几年了,感觉一直在路上奔波,连做梦都在赶路。这回突然停摆被摁在家里,从未有过这么长日子与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于这静静的宅家,蓦然读懂了家和家人的岁月沧桑。因此,这些日子常常一边为着抗疫勇士而泪流满面,一边对如此的居家生活而感到心潮澎湃——心潮大概就是泪流满心的样子吧?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其实在那个年代乡间山里孩子不管体弱体强,似乎都多病。起码头疼脑热是家常便饭。因为司空见惯所以治疗什么的也颇漫不经心。小孩持续发热了就蒸碗葱须、橘皮汤,捏紧鼻子灌下去了事;或外加刮一刮,拧一拧。若是间断性发热便“退惊”,那一定是受惊吓了。村里一般都有那么几个“退惊”老太婆,舀来一盘(碗)水,置一把筷子立于碗水里,口中念念有词,直到筷子倒下散开。然后到米桶里舀碗米,抓一把用手巾手帕包好,放孩子胸口头上搦压几下,再置于孩子睡觉的枕头旁。如此睡过一夜,算是好了。居然,发热什么的常常也就被这么捣鼓好了。倘若病老不见好,那应该不只是受惊吓,而是掉魂了。这就不是退惊婆治的了,要找有名望的叫魂娘来把脉诊疗。因为只有她知道孩子的魂掉在哪儿,应该在哪个时辰怎么叫回来。

在我十几岁时得了至今不甚明白的病,乡下郎中县里医生都看过,却老不见效。在乡亲一再怂恿下,父母也就满怀希望去请了叫魂娘来。在叫魂娘一番手把手面授机宜后,于那个凄风苦雨的深夜父母出门去给我叫魂了。

父母各自穿了蓑衣,还带上什么记不得了,母亲是捧了盏煤油灯的,去时必须黑灯瞎火,只有回来才可以点亮引路。做这些的过程,肃穆神圣,一家人全屏住呼吸,仿佛听见了每个人别别的心跳声。这样父母开了大门,一下子隐没进黑魆魆的雨夜里,像是沉没于一口深塘。他们要去村外的一条河边,叫魂娘说,我的魂就掉那儿好多天了。那儿是我们小伙伴经常玩耍的地方,放牛时早晚在那里集散,砍柴路过也在那儿歇歇。某天在那里玩得不亦乐乎,乐不思蜀,魂就掉那里了,找不到魂体独自在河边哭泣,再不赶紧叫回来怕是要飘游走了。

我就独自卧床,床边、房间不得有人走动,必须是黑灯瞎火,这也是叫魂娘反复交代的。黑黑的夜,哗哗的雨,听去很遥远的深处,隐隐约约有两个沙哑的声音呼应着,渐渐清晰起来;那是走在前头的母亲喊一声我的名字,再拖长音呼叫:“归——来——”;跟在后头的父亲应答着:“归——了——”。父亲母亲一步一呼应的声音,在这个的山村深夜里混合了哗哗雨声,仿若溺水人的呼叫----

多少年后当我在远方城市的夜里,看书写东西累了,仰靠椅子,点燃一支烟,吞吐之际耳边就想起那山村雨夜里的声声呼唤。也从那时起,每当要离家远行的时候,迈开腿却不自觉地会顿一顿,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遗落在家里没有带上。确认过该带的都带上了,可心里仍然有那么一丝丝不确定。或许那就是魂吧。这也是后来我会很固执地认为,所谓“魂不守舍”,这个“舍”就是房子,准确地说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或家的原因。并且还固执地认为,“舍”的全部词义都含有“家”的意味,包括旅舍、舍弟、舍得。

因为那是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归属。家就是我们精神的寄托,这与房子的大小无关,与富丽堂皇还是寒窑茅屋无关。“山川只询物,宫观岂为家”。之所以想起这些,是因为我们很多年来一直在赶路,搬家多居家少,装修尽力,品赏无心。不断的迁徙里,告别了街坊邻居,陌生了左邻右舍。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家已经被简约为一个住处。虽然家里日益富有,却日渐“家徒四壁”——房子等于家了。真的不知道自己给自己泡的这杯茶,咋就老显薄凉,家味日淡,以至于我们的家多少显得无精打采。

好多年前央视播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州人家》,觉得真是很好。好在把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浓缩为一家人一路筚路蓝缕的创业奋进;好在这个“人家”。那叫什么家呀?全家四五口人,天南海北各奔东西,长年没有过相聚,各自为生。几乎毫无传统上的“家庭生活”。但是给人强烈感觉是,形散神不散,维系这个“人家”烟火只是一个“神”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某种角度上说,发源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极为关注了“承包责任制”,却相对淡然了“家庭”,这个在中国独具的最活跃的经济体,也可以说在中国她是最活跃的生产力。曾经多次探讨敢为人先、商机灵敏过人、在四海风起云涌的浙商,其到底有着咋样的与众不同的文化基因?曾经作过肯定——那就是浙商的“家传”。

有两个故事印象深刻又给我以诸多思考。其一,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温州的私有经济悄然萌发,兴起了第一代个体企业,那只能说店不像店,厂不是厂,家不像家的怪物。由于当时受“雇工人数”这个硬杆子的限制,所有的“怪物”只能请家里人家里亲戚搭把手帮个忙。所以即使官至地委组织部的副部长,下了班、节假日,也不得不脱下中山装换上劳动服,出大汗使大力地去“怪物”里做帮工,不,按他们的说法叫干家务。既然家务,那就不存在犯忌和无所谓斯文扫地了。其二,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当方兴未艾,面临更新换代的转型升级,从地摊升为商铺。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下,兴建了小商品“中心”。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些集聚性的商铺招商租赁受到了冷遇。无奈之下只好干部先行,强推机关干部按人头包干。干部也只好业余练摊,顾不过来不得不求家人和三亲六戚帮忙(中国人历来遇到困难,首先求助家人,所以有打虎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之说);然后逐渐逐渐将这份“家务”甩于他们而求脱身。

浙商的“家传”,其意就是原始资本和初始的生产要素,来自于家庭、家族、家乡;英雄出处就是“家务”的历练。于是有了家庭作坊、家族企业、家乡经济(一个个什么什么之乡)。这或许是浙商身上浓厚的家国情怀的一大渊源吧。

曾经有经济学家把浙商经济称作“番薯藤经济”,这很形象。体现了番薯藤的特性:对土壤要求不高,随处扦插藤蔓就四处伸展,勃勃生机,呈现出一种野生姿态;所有藤本作物里,番薯藤只爬不攀,贴地而行,即使番薯结得再大,也深埋泥土,不显山露水,一心伏地前行。结的果实可是一窝一窝的,且藤蔓长到哪里,随手剪下一节,随手就地一插,它又是一窝。其实我更喜欢将之称为“家”经济。浙商不是一个一个的,如番薯一样一窝一窝的(早期的什么什么之乡),不求独大只求同生共长;而且到哪里都立地生根,真正的四海为家。这种“家”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即使你回老家遇见一个在外的打工仔,他也会底气十足地跟你说:有机会到我武汉玩、到我新疆玩;甚至到我意大利法国来走走。俨然那些地方就是他的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浙江人喜欢把在浙的外地人称之为“新浙江人”“新温州人”等等,这应该说是他们一种天然的“家人情怀”。

还想说的是在这场抗疫中,浙江干群表现不俗,颇受好评。其实在我看来理所当然。其中之一因为有着那种“家务”经历,或者在普遍“家务”生态里工作的干部,他不能不对“家务家底”的熟悉,不能不心怀家人的情结。尤其是各地各级当家人。

同学都知道他是个从小爱打架的人,即便八十年代初读大学了,平时走在校园里也歪着头,两手似有似无地虚捏着拳头,像只小公鸡,摆着一副随时跟人干一架的样子。这一点他自己从不否认,且一有机会还津津乐道。小时候的打架史仿若人家的初恋似的,说起来眉飞色舞,一往情深。

对打架的情有独钟,他说是有道理的。不但他喜欢打架,他那个村里、附近的村里的孩子都喜欢跟他打架。起初他不明就里,天天遇到小伙伴闹着闹着就打一架。一段时间没人干架,回家就跟小哥也平白无故地来上一架。后来似乎有点醒悟,那些找他干架的,被他打输打败了,无不虚张声势的大哭大叫。每每他的母亲看他把人家打哭了,晚上就包一包鸡蛋去慰问那孩子。以至于他家母鸡哪天咯嗒咯嗒一叫,保准就有小伙伴打上门来。进而他家母鸡没咯嗒,哪个小伙伴想吃鸡蛋了,也蠢蠢欲动。于是他跟小哥商量好,看到家里母鸡蹲进窝了,哥俩赶紧打架。轮流着吃鸡蛋。只是有一段时间只见母鸡抱窝,打架不休,终究还是没吃上鸡蛋。惹得他火起来恨恨地砸了小哥一拳头,以致小哥的牙血还是白流。

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稀奇他说小时候打架给了他后来成长与创业深刻的启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歪着头说,只是那头早就光秃秃寸草不长了。他说起码有两大启示:一是培养了拼搏和敢闯敢干的执行力,不玩虚的。更重要的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即使邻村的小伙伴,那都是乡里乡亲的兄弟姐妹,家人打架真不是兄弟相残,打架是动真格但更多的像游戏,彼此都没有致伤的故意,最多失手疼而不伤。这让他明白创业中与对手的竞争,也不过是小孩打架,好听的说叫博弈,是一种较量一种输赢。哪是什么商场如战场啊,置对手于死伤的那不叫竞争。所以他的创业一直“生意不成情谊在”,对手常常成了家人一样的好朋友。其次,打架也好、较量也好、竞争也罢,赢者不是通吃,输者也有补偿的可能,这就叫共赢。否则,没人跟你玩,连玩的伙伴都没有了,霸主也是只给自己当。

这让同学很有些敬佩了,没想到打架打出学问了,搞企业也搞出点学问了。企业家不简单。但他对同学的“企业家”似乎很不敢领情。经过几十年的拼搏,他算是创业有成,事业做得比较大了,却仍然在不遗余力千辛万苦着。为什么?他说家业企业怎么样,只能说明他干了不少事,那是成绩而不是成就,不敢妄自称“家”。这让我有点意外,资产几十亿还不是企业家?他说严格讲目前还是个大点的企业主吧。

他起步于一个一度响当当的家族企业,后来自己做了。如今他偌大的企业里,管理层几乎没有他的家人和亲戚。但是他说起来喜欢称自己的企业为“家族企业”。他说最早到北方时,无论进店吃饭,还是跟人谈生意,对方把自己的店和企业总称“我家”,这让他感触很深,也理解了为什么企业的单位是“家”,这家企业那家企业、厂家店家的。因此,他一直尝试着用“家族式管理”理念,实践现代企业的管理。

比如企业内部有奖惩的规矩。那不管怎么大的罚也要限定在疼而不伤,不管怎样小的奖也是荣耀而非获利。这种效果或者说境界,唯有员工从内心认同家人,才会生成。我们小时候,干了好事,家人一个微笑,父母一反常态独独给你碗里夹一道菜,尽管那还是梅干菜,全家人都明白那是至高奖赏啊。干了错事,即使没有什么处罚,一家人的沉默,那几乎也要让你窒息。这为什么?因为是家。

听他这么一说,再看他那被岁月磨得光溜溜的脑袋,有同学打趣说魔头闪闪亮啊!他倒不客气了,说他生于斯长于斯——郑义门,这郑义门可是皇帝封的“江南第一家”。鼎盛时家里千号人口,不争不吵同吃一窝饭,更是几百年世代没有出过一个贪官,没有出过一个犯法坐牢的,而且人才辈出。现在“郑义门”被省里列为“廉政教育基地”。作为“郑义门”的后人,深感这个家道的内容是非常深厚的,蕴含了治家治学治企业治社会等等等等极为丰富的理念。所以要实践着弘扬。就说这次抗疫居家隔离吧,别人或许宅的是小家,而我们宅的是一个郑义门,五千多人的村子家家非常自觉,出钱出力,看得出人人“自危”,唯恐不小心染上那真愧对“郑义门”,虽然许多不姓郑,但都认同“郑义门”啊。

家道,我们或许对之不甚明晰,却是家的魂魄所系,陪我长大伴你同行,也是我们能够走多远的一个脚力所在。

宅家多日,难免羁绊的忧虑,对此朋友圈劝慰:“大疫当前,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难得忠孝两全时,风霜雪雨修行处。”“中国沉静,一个民族在沉思”------

宅家思家,家是什么?哲人说:家的发明是人实现了从动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我认为,家庭的出现本来就是因应了自然威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危机的催生。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家的社会化程度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形态。家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其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所谓的大同世界,那就是家与社会的高级同化,天下为家、四海一家。

因此,每当人类共同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国人友人爆发出的那种相濡以沫、倾力相助的大爱,我看到了家与社会瞬间融合,蝶变出好大一个家。这个家是如此的灿烂美丽!

因此,每一次渡尽劫波,我们都会变得更加豁达从容与坚定地奔向诗和远方——因为再一次明确和体悟到了家的方向方位。[1]

作者简介

严雨龙, 浙江衢州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