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枝蔚
孙枝蔚[1](1620年-1687年)清初著名诗人,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生于明光宗泰昌元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年六十八岁。因其家乡关中有焦获泽,时人因以焦获称之。又因其扬州所居为“溉堂”,人亦以此称之。三原孙氏,世为大贾,孙枝蔚父辈家境较丰,世居原籍,有田产若干,并在扬州经营盐业。明亡,他赴扬州经营祖业,成为盐商。几年后弃商,一心读书、交友,作诗,选诗,建立诗名。与王士禛相交,参与红桥修褉,留下无数诗词佳作。
孙枝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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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 |
朝代 | 清初 |
姓 | 孙 |
名 | 枝蔚 |
字 | 豹人 |
号 | 溉堂 |
出生 |
1620年 清陕西三原 |
逝世 | 1687年(66-67岁) |
著作 | |
《溉堂集》 |
目录
人物生平[2]
来扬业盐
孙枝蔚于1646年到扬州,就承担起经营祖业—盐业的任务,成为盐商。到扬州,最早提及从事盐业活动的诗,是他写于1647年的《讥老翁》:“我自入盐市,间与富人游。”次年,《寄乡中旧游》中,再次吟到:“混迹鱼盐别草莱,寄言同学莫相哀。当时王烈为商贾,曾免公孙长史来。”看来此时经商兴致不减。1649 年,他接来妻子、儿女,作《喜妻子至江都》六首五律,中有“暂隐鱼盐市,聊登虾菜船”的诗句。
孙枝蔚的盐商经历,上限在1646年,下限在1651年或之前。有两个材料印证这点:其一,在《诫子文》中所云“吾自三十以后,始谢去游侠声色之习,折节读书”,他出生于1620年,三十岁是1649年,时间基本吻合。其二,他1664年作诗回忆当年身为盐商过着“曲中小妓争相待”生涯,道是“十五年前薄幸名”,十五年前,正是1650年。
他家在扬州的产业,虽经朝代鼎革、社会动乱,但好像实际影响并不大;他到扬州时,“遗产尚千金,挥之如秕糠”。经商也赚了不少,他自述是“我偶学其术,亦得三倍钱”。这几年,家中颇有点富商味道,“侍婢犹能买,双僮不用教”;他关照妻子“辛勤怜久惯,留客莫亲庖”;妻女则是“脂粉争罗列,衾绸细品题”。他自己更是“奉金结好友,夜夜陈歌宴”,修葺了先人所遗园亭,享受起一般士子梦想的世俗荣华。他这段经历,在陈维崧笔下被描述为:“学小贾则已倾广陵诸中贾,稍学中贾则又倾广陵诸大贾。孙子学中贾之三年,三置千金。”这段话也常被后人引用,尽管有着夸大倾向,但孙枝蔚业盐成功是事实。
弃商读书
1660年,已经四处求谒的孙枝蔚接待了来自家乡的李屺瞻,面对好友,他直述经商时的内心世界是:“愤激填胸中,蚤未取侯王。翻求速死术,饮酒近名倡。”稍早的《诫子文》也说道,“隐于鱼盐之市。先人产业尚足自给。乃复愤懑不平,无所寄托,则以饮酒近妇人为事,谓丈夫不得行胸怀,虽速死声色中可也。志日奇而趣日卑,心日放而名日损。玩世不恭狎及倡优”。可见,其富商生活浪荡之生活方式,寄寓着传统人生理想失落后的自戕,内心世界的伤怜悲怆于此尽显。
正是对传统人生理想的追求,使他在经商得意之时居然弃商而去,专心读书作诗。陈维崧《溉堂集序》说得非常明白:“一日忽自悔且恨曰,大丈夫处世,既不能舞马矟取金印如斗大,则当读数万卷书耳,何至龌龊学富家儿为?”考察历史上经商而又读书者,不乏其人。一位成功的商人要想读书,并非过分困难的事情,不需要以放弃经商来专力读书,完全可以将生意委托他人打理。孙枝蔚为何不选择这种方式,而是采取结束生意的做法?有些材料,透出蛛丝马迹。其一,他《埘斋诗》有“奉金结好友,夜夜陈歌宴。易富亦易贫,快意贵当前”,花钱如流水,正解释了“易贫”的原因。其二,汪懋麟《送豹人游潜江兼呈幼华明府》云,孙氏“手挥千金作豪士”以致“昔日破产今常贫”。孙枝蔚经商虽然获钱三倍,甚或手挥千金,但毕竟不是大贾,其《埘斋记》亦云“游广陵二年,初尝学为商,稍致富”而已。而他“手挥千金”的豪士作派,大大消耗了他的经商财力。尽管诗中“破产”二字,并非确指今日之商业破产,但结合他的行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此,他弃商的“本心”是耻于为商,立志做一个研读诗书、交友吟诗的传统文人。也正是这样的本心,使得他在经商期间以“丈夫不得行胸怀,虽速死声色中可也”的生活态度,催生出一掷千金的豪奢行为;而这种行为导致的破产结果,恰恰又为他弃商读书提供了最后的决心。
他不事生产、立志读书的行为,曾遭到族中长辈和长兄的极力反对,但他特立独行,终“不复虑生产”,“自是读书之名渐著一门”。十年后,诗名远扬,三十年后,被征博学;其读书作诗的个人价值,在现实层面得到了文坛和政府的认同。不过,弃商后多年的家计窘迫,他慨叹“当此之时,岂复知有贫穷老病之苦哉”,似乎也传达出一丝悔意—很明显,后悔的不是弃商读书,而是当年的一掷千金,致使自己无法保证有尊严的读书。
不隐不仕
康熙十七年(1678),朝廷举博学鸿词科,孙枝蔚为曾任六科给事中的扬州官绅李宗孔所荐,亦在征召之列。
时孙枝蔚已年近六十,久无仕宦之心,虽然生活贫乏,亦不愿应召参考。遂以年老推辞,有司不允,被迫北上。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开考,他不终幅而出,照例当在罢黜之列,偏偏朝廷又以年老赏给内阁中书的头衔。同获此殊荣的还有其他七人,这在他诗中有记述:“部仪初授布衣及生员贡监生,年老者六人为司经局正字;疏上,上特命进内阁中书舍人,复增未试者二人同授是官,再纪二诗。六人为王方谷、丘钟仁、申维翰、邓汉仪、王嗣槐及枝蔚,二人为傅山、杜越。”很快,孙枝蔚就提出辞官,获准,离京回扬。孙枝蔚因为应诏、得官,故当时被排斥在明遗民之外。清初最早的卓尔堪所编《遗民诗》未收其人其诗,之后现存各种《明遗民录》亦如是,今人钱仲联《清诗纪事·遗民卷》也未收其诗。今天有不少人对此不满,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很有必要为溉堂一辩”。
今人看来应属遗民而卓尔堪也应该知道其人而未入选者还有不少,但多有原因。其中固有试博学宏词科而不收者,如孙枝蔚、邓汉仪、李因笃等人;也有不仕新朝也未收入者,如黄云、闵麟嗣、石涛等人。从孙枝蔚的一生行迹和诗文表现来看,明亡后他确实抱有故国之思,本以遗民自许;被迫进京等待考试时,别人“皆闭门研炼诗赋,枝蔚如野道士,本无意于蓬莱间一翻及经卷,送日而已”;以年老授官时,他也以年未老而辞;授官后也是立即出京,高吟“跳出红尘十丈,凭教白发三千;昨畏九关虎豹,今称地上神仙”,确实无心功名仕宦。但这种心态再真实,也抵消不了俯首称臣的事实。
同时代人施润章在《送孙豹人归扬州序》认为此时的孙枝蔚处于“不隐不仕之间”。这当是最早的评价,“不隐不仕”应是他自己认可的评价,否则不会列为《溉堂续集》的“序”。也有旁证,顾图河在《挽豹人征君》诗中,指出其最后几年的心境是“每恨交游误,深惭仕隐兼”。“不隐不仕”或“仕隐兼”,都是孙枝蔚自我认定的尴尬身份。
相交王士禛
孙枝蔚与王士禛相交始于1660年,王士禛在扬任司理。按王士禛自己的说法,是自己先行赠诗、往访孙枝蔚,即其《居易录》所谓:孙枝蔚“高不见之节。予访之,先以诗云:焦获奇人孙豹人,新诗雅健出风尘。王弘不见陶潜迹,端木宁知原宪贫。遂为莫逆交”。这段记载突出的是作者礼贤下士、折节交友的风度。
《溉堂文集》有孙枝蔚写给王士禛的三封信函,其第一封《与王阮亭》谓:“吉节未敢趋贺,非山人之无礼也,循例逐队之后,唯恐转劳贵驾耳。然读先生之书,友先生之友,如日见先生焉;形迹之间,故当无关疏密,而世士往往不知,徒为贤者所笑,仆复何能蹈此也……”
这封《与王阮亭》看似拒人千里、拒绝交往,实际想传达的信息是:“我非常愿意与你交往,只是请你主动一些,附带哭穷之意。”王士禛获接此信,肯定高兴,主动写信来就是示好;阅读内容,不难理解真实含义,于是赠诗一首,公开传扬,两人遂成“莫逆交”。
王士禛在扬州公干时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俨然领袖扬州诗坛。其“红桥修褉”是最著名的诗歌活动。王氏分别于康熙元年、康熙三年两次举行“红桥修褉”。康熙元年的“红桥修褉”,孙枝蔚因作客东台,未与其事。康熙三年清明,王士禛陪同前辈林古度,并邀孙枝蔚等诸名士一起游赏红桥,王士禛一口气作了《冶春绝句二十首》。
孙枝蔚此次修褉,挥毫作《清明,王阮亭招同林茂之、张祖望、程穆倩、许力臣、师六、家无言泛舟红桥,酒间赋冶春词二十四首》。组诗中,除了常套的写景怀古外,作者多次提及这次修褉活动的主人。第一首“客子怕闻寒食节,布衣轻入使君筵”;第四首“惟有使君爱文雅,坐中宾客半渔樵”。王士禛时任扬州司理,为地方长官的第三位,故以“使君”相称,而布衣、渔樵与使君的对举,恭维王士禛礼贤下士的同时,也传达自己的感激之意。第二十一首“廉吏长贫却奈何,可能春酒比春波”,歌颂王士禛是廉吏,希望酒如春波,可以常常聚会喝酒作诗。
参与“红桥修褉”后不久,孙枝蔚又创作了《后冶春,次阮亭韵》组诗二十四首。与王诗原作多写景怀古不同,或许因为修褉当天的诗作中已多写景怀古之作,几日后的这首组诗无意再去多写,而把笔墨放在身世之感,如“头上韶光去若飞,老人想见古人稀;少年心性犹能在,偷眼船窗看舞衣”、“狂夫不悔事无成,烟月中间送此生”、“书生作赋徒辛苦,死宗糟糖鬓似蓬”等。诗作思绪翩飞,才是“亲朋常是隔天涯,垂老乾坤有叹嗟”,忽又“怪煞农家能换酒,田间耕出旧金钗”,感叹扬州的旧日繁华;“忽思家仲屯留县,薄俸犹堪醉故知”之后,偏又“最喜新城咏竹枝,无惭砚匣是琉璃”,歌颂起王士禛的冶春诗。看来修褉回来这几日,他回首往事感怀颇多,不吐不快。
康熙四年(1665),王士禛奉调北上,孙枝蔚参与送别聚会,吟出《七夕送别王阮亭仪部北上》诸首:“残萤傍水飞,暗泪滴生衣。预恐离宴散,天明独自归。”“众禽何集遽,帝女太娉婷。此夜分离者,文星与客星。”末句以文星称赞王士禛,得体而不失身份;客星自喻也包括众多寓居扬州的送行者,自有远离家乡客居扬州的身世之感,益显真挚。
民间轶事
孙枝蔚和焦获寓楼[3]
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年间第一个己酉年)夏五月,潜江县城衙门前正街,建起了一座西向的新楼。
这是知县王又旦为迎接故友、清初著名诗人孙枝蔚盖的住所。孙枝蔚,字豹人,陕西三原人。因其家乡关中有焦获泽,时人因以焦获称之。
孙枝蔚客游四方,他受王又旦之邀,来潜江采风问俗。这次是从丰城出发,在汉口逗留数日后,“便往潜江”的。王又旦工诗善书,嗜友若渴,为孙枝蔚的寓所亲笔题写了“焦获寓楼”的匾额,安排好他的食宿。
孙枝蔚旅途不乏艰险之事,但是在这个多雨的汛期,踏上当年地势低洼潮湿的潜江,他感受到的却是水患的无情。绵延的大雨使江河泛滥,冲溃了堤防。他目睹涨水的汉江和大水淹没的村居,写下了充满忧虑和同情的诗歌:“我行历四方,对此但哽咽。”他同时也牵挂着在堤上奔走救灾的知县王又旦,看到友人“行堤视水,归来益瘦甚”,多次写诗宽慰,并赞誉其为“贤令”。
孙枝蔚此行,还带来了布衣诗人吴嘉纪(字宾贤,号野人)的新诗稿,他评点后,又因为“美玉难攻,虽欲效他山之石不可得也”,想想“知味赏音”的不会只是王又旦一人,便“携向潜江”。诚如孙枝蔚所料,雨水并不能阻止慕名来访者的脚步。孙枝蔚下榻的焦获寓楼,常常响起潜江“佳士”的敲门声。他们谈论起学问来,十分投机,不分早晚昏晨。
频频和孙枝蔚唱和诗歌的潜江人,有志称“经学家”的贡士朱士尊(字伟臣,一字石户)、进士莫与先(字大岸),还有刘声玉等。“异县往来谁最密,朱家出去到刘家”。在朱士尊的编柳草堂,他们一起饮酒谈诗。朱士尊的儿子朱含晖(朱载震之弟,莫大岸之婿)和刘声玉的儿子也来做陪。在城南明末崇祯贡生郭铗的谩园,潜江的文朋诗友们,也为孙枝蔚举行过一次宴集。孙枝蔚和朱士尊、莫大岸等人都留下了《谩园宴集》的同题诗歌。谩园主人郭铗,则对如上三人的诗分别作了《次韵奉和》的赠答诗。可见当时十分融洽而热烈的气氛。在谩园梅花亭,虽非梅花开放的季节,孙枝蔚却热情洋溢地留下了二十一联的长诗《梅花亭子歌》。虽然“今年五月客潜江,绕郭洪涛碍杖屦”,但水退之后,郭铗“三日两日勤相邀”,得以欢聚。孙枝蔚以诗寄情,表达了在潜江的另一番感受:“潜江之行颇不恶,潜江高士复可慕。”潜江段天门(本名陡云,字郇五),以布衣吟诗,默默无闻,孙枝蔚读其诗后,大为推崇,人始知其工诗。
孙枝蔚旅居潜江三月之久,创作了不少堪称诗史之作的诗歌。《潜江明清诗选》收录其旅潜诗作21首,居该书外地作者选诗篇数之首。在其著作《溉堂集》中,还有另外二十余首相关旅潜诗作。他的《焦获寓楼杂诗》(八首),因写的情真意切,古朴淡雅,深受当时一些著名诗人极力推崇。诗中可见孙枝蔚当年在寓所的活动和情怀:“仙人爱楼居,而况老腐儒,楼居有何好,可以读我书。”他曾经希望“不买千间厦,亦建三层楼”,目的是“厦以庇寒士,楼以望神州”。公则胸怀天下寒士,私则满足观光雅兴。但“此志今已矣,三叹不能休。”诗人“做客厌朝眠”,起得很早,却故意说“楼高天易曙”。有一次“怪风势拔屋,梁尘坠满案”,他担心酷爱的书籍被吹乱了,“呼童急收书,已愁缃帙乱”。但诗人更关心江湖中的危舟:“此时江湖里,危舟谁相看”。体现出诗人对人民安危的深切关怀。
“寓楼非真宅,不久须远别”。三个月后,孙枝蔚离开了潜江。在给王又旦的多封书信中,他表达了对潜江友人的思念之情:“甚思再游潜江久矣,潜江可不再至而知交在焉,如莫(大岸)如朱(士尊)如刘(声玉)如郭(铗),乌得不思?
作品欣赏[4]
【采桑子·老僧头白焦山顶】[5]
老僧头白焦山顶,不管兴亡。
安稳禅床。卧对江南古战场。
客来久坐浑无语,饭熟茶香。
归路茫茫。水打空船月照廊。
【金山 其一】
湖落题诗处,渔翁送客来。山风下吴楚,海月上楼台。
僧老鼋鼍大,钟残鼓角哀。全家寓江北,绝顶首频回。
【次韵学士兄述怀 其二】
葱麦推还井大春,拂衣归伴卧云人。胸中历历蟠三略,肘后时时校六淳。
已作移文排俗士,更将要术混齐民。知闲聊复求闲地,岁晚功名恐逼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