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冶方

孫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化名宋亮、孫寶山、葉非木、勉之等，無錫玉祁鎮人，模範共產黨員，著名經濟學家，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於1985年開始設立和評選，每兩年評選、頒發一次，是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

孫冶方
孫冶方 原圖鏈接 來自360網
出生	(1908-01-01) 1908年1月1日 江蘇無錫
逝世	1983年1月1日(1983-01-01)（75歲）
國籍	中國
別名	薛萼果
職業	經濟學家

目錄

人物生平

戶籍介紹

孫冶方（1908—1983年） 原名薛萼果，又名宋亮、一洲、寶山、勉之等。 江蘇無錫市玉祁鎮人。經濟學家。

個人經歷

1921年入高小讀書。

1923年在無錫竢實學堂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4年底轉為中共黨員，任無錫黨支部第一任書記，同時也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5年從事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同年11月受黨組織派遣，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夏畢業後，在該校和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任政治經濟學講課翻譯。 1928年回莫斯科中山大學繼續任翻譯。 1930年9月回國後， 任上海人力車夫罷工委員會主席，未幾又改任人力車夫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同年底，調任滬東區工人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積極參加組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並編輯《中國農村》雜誌，以孫冶方筆名發表了許多具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中國農村經濟論文，在理論戰線上對托派及王明的「左」傾錯誤進行了鬥爭。 九一八事變後，在史沫特萊主編的《中國論壇報》擔任撰稿人。 1933年與陳翰笙等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1935年又開設新知書店、中國經濟資料室，發行《中國農村》 月刊，並任月刊編輯，還任英文《中國論壇》通訊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9月調任中共江蘇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後來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經濟部門的領導工作。 1941年6月，去蘇北根據地，在華中局宣傳部任宣傳教育科科長。後調華中局黨校教學，併兼任教育科科長。1941年在華中黨校工作期間，提倡加強理論與實際的聯繫，加強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 其後還擔任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宣傳部部長、蘇皖地區貨物管理總局副局長。在山東工作時任華東財辦秘書長。 1949年隨軍到上海。任上海市軍管會工業處處長。 新中國建立後，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上海財政經濟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院長、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1977年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顧問、名譽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等職。 1982年9月，他抱病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同年12月16日，為表彰與學習孫冶方，中共社會科學院機關黨委通過決定，授予他模範共產黨員的稱號。 1983年2月22日，孫冶方在北京逝世，終年75歲，骨灰撒入故鄉太湖。

革命之路

孫冶方一生經歷過種種磨難，青壯年時期冒着生命危險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曾被捕入獄；在抗日救國中被「口誅筆伐」，蒙受不白之怨；進入老年時期又遭受「無情」打擊。他光輝的一生深受黨支中央的重視、學術界的讚賞、廣大群眾的愛戴！下面敘述的是孫冶方在革命征途上的兩個故事。

抗日救亡

孫冶方1

1937年7月7日，日寇進攻盧溝橋，中國軍民奮起反抗，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該月，孫冶方在《中國農村》等雜誌上連續發表了《如何「維護民族工業」》《資本主義工業在中國》《中國當前的民族問題》三篇文章，緊緊圍繞抗日這個中心來分析人力、物力、財力，喚起民眾。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遭到中國守軍的抗擊，開始有組織的全面抗戰。不久，中共江蘇省委指定孫冶方（黨內名字宋亮）負責新成立的省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的工作，並任文委書記。參加文委工作的還有夏衍、田漢、曹荻秋、於伶、顧准等人。 文委的活動中心是在周圍被日軍包圍的上海租界裡，那進被稱為「孤島」，文委的文化活動被稱為「孤島」文化活動。黨直接領導幹部出版社有復社、北社和新知書店，公開出版的報刊有《譯報》、《上海周報》、《求知叢刊》等，秘密出版的有《時論叢刊》《內地通訊》等。在文藝方面，由文委委員於伶組織13個救亡演劇隊，幾乎動員了上海戲劇界的全部主力，其中包括著名演員袁牧之、金山、王瑩，著名音樂家冼星海、著名戲劇家洪深、周信芳等人。聲勢之大，前所未有。孫冶方後來在提供的黨史資料中說：「當時職業界、學生界、婦女界等群眾團隊都開展了業餘演出抗日救亡話劇的活動。業餘話劇團先在新光大戲院、璇宮劇場演出，後來在新世界商場下面綠寶劇場演出。這在上海戲劇界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來知道後稱讚說：「星期小劇場的工作搞得非常好！」 接着，孫冶方在9、10月間，又連續發表文章《最後勝利的把握在哪裡》、《「非常時期鄉村工作大綱」的修正》、《戰時的農民運動》、《十月革命的教訓》等，激勵人們抗日救亡。

參加新四軍

1940年8月，孫冶方接到黨中央調他到延安工作的通知，便與夫人洪克平繞道香港、桂林、貴陽等，於次年初到達重慶。 1941年2月初的一個晚上，孫冶方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1928年莫斯科見過面的周恩來。周恩來開門見山的對孫冶方說，去延安的飛機已經沒有了，並介紹孫冶方到新四軍去工作。他說：「皖南事變中犧牲了許多好同志，現在胡服（劉少奇）正在重振新四軍，那裡很需要像你這樣的骨幹。」孫冶方夫婦聽從了周恩來的安排，再經香港、到上海，由新四軍交通員接應，於1941年7月1日到達蘇北鹽城新四軍軍部。 當天，孫冶方就受到了時任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劉少奇的熱情接見。劉少奇對孫冶方說：「黨校很重要，大多是縣團級以上的幹部……如果講課時對某些疑難的理論問題自己沒有把握，可隨時向華中局請示。」孫冶方被華中局先後任命為華中局宣傳教育科長，華中局黨教育科長兼馬列主義科教員。 1941年7月13日，孫冶方在編寫《馬列主義原理》教課書過程度中，寫到《方法與理論》一章時，碰到了一個自己感到沒有把握的問題，既對有些同志存在的經驗主義和輕視理論學習的傾向怎麼辦，便給劉少奇寫了一封請示信，劉少奇肯定了孫冶方的看法，並論述了革命理論對指導革命的重要意義，即《答宋亮周志》。 1942年春，華中局黨校成立校長委會，孫冶方為校委會委員仍兼職教育科長。3月中旬，劉少奇離開新四軍之前，為孫冶方平反了「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 任職情況 建國後曾經擔任上海財經學院院長、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顧問、名譽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顧問。是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成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著作理論

著作

《關於國民經濟建設和國家資本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法權」》《關於改革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幾點意見》《社會主義經濟論》《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社會主義的若干理論問題》《孫冶方選集》《中國社會性質的若干理論問題》。 孫冶方不僅在經濟理論上造詣深，而且有膽識、有創見。許多經濟學家曾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規律將隨着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消滅而失去作用，而孫冶方卻認為，價值規律不但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發生作

用，就是到了共產主義，只要存在社會化大生產，只要生產還按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個部類進行，商品流通就會發生，價值規律就仍要起作用。這些後來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卻成了孫冶方的修正主義罪狀。這位正直敢言的學者，因為維護和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就受到迫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帶上鐐銬關進監獄達7年之久。孫冶方同志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方面，也提出過不少獨到的見解。他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報告裡說過，研究經濟管理體制，不能總是強調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那是屬於國家政體的問題，從經濟學角度看，所謂管理體制，首先是作為國民經濟細胞的企業的管理體制，其核心是企業的權力和責任問題。他主張，為了調動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必須擴大企業的權限，把固定資產折舊和設備更新的權責，交給基層企業。同時，把產品在原來協作關係、供銷關係範圍以內的供產平衡工作，下放給企業自行處理。

學術觀點

孫冶方提出社會主義企業的"分權模式"：擴大再生產權力歸國家，簡單再生產權力歸企業。主張抽象法，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與價格一致，抽象掉了社會必要勞動量的統計過程，有脫離實際統計數據的傾向。反對長官經濟、命令經濟，主張技術更精密、計算更精確的計劃經濟；只承認產品經濟，而不承認商品經濟；強調價值規律，但僅僅是把價值規律建立在產品經濟，而非商品經濟的基礎之上；不贊成通過自由市場，通過競爭來決定價格；認為價格不是由供求關係決定，是由生產價格決定的，而生產價格是可以通過計算而被掌握的；不承認企業是商品生產者，不承認人們的經濟利益差別，從根本上排斥市場機制堅持"利潤是考核企業經營好壞的綜合指標"。堅持"利潤是考核企業經營好壞的綜合指標"，坐牢也不放棄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