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關墓葬群
城關墓葬群也稱小毛莊墓群，城關鎮小毛莊，原有封土數座，最高者3餘米，已平毀。地面暴露有較多繩紋磚碎塊和泥質灰陶片。1991年發掘60餘座，面積約1000平方米，有豎穴土坑墓和磚室墓兩種，出土有陶罐、瓮、盒、壺、耳杯和五株錢等。2002年第二次考古發掘，面積43154平方米，發掘漢代至明清時期墓葬94座。79座漢墓，以單室土坑豎穴為主，出土了彩繪陶和青銅器，在以往的漢墓發掘中很少見到。2004年第三次考古發掘，共發現7座古代墓葬，東漢磚石混合結構畫像石墓即是其中的一座，為天津地區首次發現。該墓南北全長22.8米，墓室東西最寬處8.6米，方向正南北。
中文名稱: 城關墓葬群
發現時間: 1991年
目錄
史料價值
鼓樓南大街遺址，2004年發掘面積近4000平方米，唐遼時期地層堆積被晚期活動擾亂嚴重，發現了遼代房屋建築基址，金元時期較為完整的磚砌排水道等遺蹟。出土文物數量大，以陶瓷器為主。發現明清時期保存較為完整的連排式建築基址，具有典型商業店鋪的特點，出土了大量青花瓷器、陶器、玉器、錢幣等。此次考古發掘揭露出唐遼、金元、明清、民國時期依次疊壓的地層堆積，而且延續至今，為研究古代薊州城市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材料。
城關墓葬群與薊縣城的必然聯繫，使這一地區頗具有研究價值。城關墓葬群分布於薊縣古城及四周，發掘研究墓葬的存在對研究薊縣古城的歷史、文化、物質生活及城市建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這一地區墓葬遺蹟豐富，涵蓋時間長，墓葬種類豐富，有的是天津地區首次發現，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延續到清代、民國時期，跨越數千年，每一時期墓葬形制也不完全相同，戰國銅器墓，唐代圓形磚室墓，遼代的八角形墓葬，漢代帶陪葬車馬坑的土坑豎穴墓，東漢磚石混合結構畫像石墓均屬天津考古首次發現，具有極高的考古研究價值。
城關墓葬群範圍內，天津地區還首次發掘漢代建築遺蹟，出土了16塊漢代石刻，精美生動的漢代石刻在全國漢代考古中也極為罕見，填補了我市漢代考古的一項空白。
南北文化交融，地方特點明顯。戰國中原青銅禮器與山戎文化特點的青銅短劍共出，漢代磚室墓與積石墓並存，唐墓出土較多的加砂簡腹罐，頸部飾波浪紋或其他幾何紋飾。這些葬俗體現出從戰國一直到唐遼，燕山]地區南北文化交融從未間斷，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
歷史沿革
崔店子漢墓範圍內曾出土陶壺、五株錢等。1987年發掘薊縣城關鎮明敦信墓，地面封土已剷平，由墓道和墓室兩部分構成，出土墓誌一盒，買地劵一方，灰陶素麵雙耳罐兩個，宋錢數枚。2003年對崔店子古墓群(富裕家園)考古發掘，發掘戰國、漢代、明清各時期的古墓葬近百座，出土文物200餘件，銅錢500餘枚，戰國時期墓葬均為長方形土坑墓，形制較小，漢墓均為土坑豎穴墓。本次發掘還出土了天津地區最早的玻璃飾品。
西關漢墓群範圍內，2001年進行了考古勘探和發掘，近7000平米範圍之內，先後發現並發掘不同時期古墓葬63座，古窯址4座，灰坑4個，出土了陶、瓷、鎦金、銀、鐵、銅、鉛、玉、漆器在內的不同時期文物近千件。戰國墓3座，均為土坑墓，其中兩座出土了青銅禮器，漢墓15座，墓葬形制有磚室墓、積石墓、兒童瓮棺葬三種，磚室墓有單室、雙室和雙室帶耳室等多種；積石墓呈長方形，由河卵石簡單堆砌而成。唐代墓葬11座，均為磚室，可分為圓形、弧方形、長方形與船形幾種。遼墓3座，磚室，有圓形與八角形兩種。清代——民國時期墓葬31座，其中夫婦合葬墓10座，均土坑木棺墓，屬平民墓葬。古窯址時間為唐代，有饅頭形與橢圓形兩種，規模不大，應是當時居民燒制生活器皿的小型陶窯。
東關墓地，城關東門外，明代，在50平方米範圍內，發現3座磚室墓，皆東西向，長2米，寬1米，石板封蓋，出土有戒指、錢幣等[1] 。七里峰漢墓範圍內，2002年4月，首次發掘漢代建築遺蹟，出土16塊漢代石刻。
東大井古墓地考古發掘，2002年，在8萬平方米的征地範圍清理漢代墓葬79座、明清墓葬28座、商周時期窯址3座、漢代灰坑29座、水井3口，出土文物1500餘件。漢代墓葬多南北向，形制多樣，主要有磚室墓(單室、多室兩種)、磚槨墓和石室墓，西漢時期以豎穴土壙墓為主，東漢以磚室墓居多，並多帶有斜坡狀墓道。M106乙為天津地區迄今規模最大的西漢土坑豎墓，M109和M106乙為天津地區首次發現的漢代帶陪葬車馬坑的土坑豎墓。首次獲取到漢代墓葬的營造、下葬、填埋、防盜以及隨葬物品組合擺放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獨樂寺墓地，縣城東北角城牆下，占地面積約1000餘平方米，原有墓塔，早年已毀，曾出土墓誌和墓碑。現存有遼壽昌二年(1096)寂照大師墓碑、金大定十四年(1174)善成墓碑、金大定十四年(1174)「尚座清宮靈塔」銘、金崇慶元年(1212)「大金薊州獨樂寺故尚座珍公寶塔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