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學
地緣政治學，是西方政治地理學中創立較早、影響較大的核心理論。它歷經興衰，至今仍通行於西方世界，成為各國制定國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 "地緣政治學"一詞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學家契倫(1864- 1922)在所著《論國家》(1917)一書中提出。他將地緣政治學定義為"把國家作為地理的有機體或一個空間現象來認識的科學"，着重研究國家形成、發展和衰亡的規律。[1]
| 地緣政治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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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簡介
美國著名學者斯皮克曼給地緣政治學下的定義是"一個國家依據地理因素對於安全政策的統籌規劃" 。而另外兩名美國學者佩爾蒂爾和潘賽則把地緣政治學看作是"運用地理學為政治目的尋求指導方針的藝術或科學" 。顯然，這幾位美國學者把地緣政治學視為戰略地理學，也就是研究國家的對外政治戰略(包括國防和外交戰略)決策與地理環境相互關係的學科。
英國《牛津英語辭典》(第2版，1989)對地緣政治學提出兩種解釋:"①地理學對國際政治的特徵、歷史、結構尤其是與他國關係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研究本身;②在民主社會主義德國發展起來的一門偽科學。"第一種解釋是給地緣政治學下的又一個定義，它和美國學者的定義大同小異;第二種解釋專指為德國法西斯對外侵略擴張提供理論依據的"地緣政治學說" 。
叢以上介紹的幾個定義中不難看出，地緣政治學實際上是地理和政治的結合體，故又稱地理政治學。它把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國土面積、人口、民族、資源、經濟實力及戰略軍備等)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對外政治決策的一個基本因素;並依據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預測世界或地區範圍的戰略形勢及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
定義
是地理和政治的結合體，又稱為地理政治學。它關注地理學對國際政治的特徵、歷史、結構，尤其是與他國關係的影響，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對外政治決策的一個基本因素，並依據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預測世界或者地區範圍內的戰略形勢以及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
起源
拉采爾
拉采爾是德國慕尼黑工業學校教授和萊比錫大學地理學教授，一生著說繁多，他著書立說之時，正是達爾文的劃時代學說--"進化論"廣為傳播的時期。達爾文的"進化規律"應用於人類社會的學說，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例如，英國學者斯賓塞認為，人類社會與生物有機體間在三個方面具有相似性:一是兩者都有調節系統，生物是中央神經系統，人類是政府系統;二是兩者都有產生能量的系統，生物是消化系統，人類社會是經濟系統;三是兩者都有分布系統，生物有血管和動脈，人類社會有電訊和道路。拉采爾深受斯賓塞關於人類社會與動物有機體有相似性這一思想的影響，提出了有機體的國家理論。[2]
概括起來包括以下內容:
1.一個特定社會的人群集團或民族在特定的土地上所形成的組織--國家是一種單細胞的國家有機體。
2.國家是置於土地的基礎上的，國家就是一群人和一片土地的有機體。國家離開土地即失去了國家生命的存在基礎。國家是土地上人類的最大勞動成果。
3.把國家比作人體，邊疆屬於末端器官;生長中的地域為其四肢;公路、鐵路、水道為其循環系統;國家首都則為頭腦、心臟和肺腑。同時，國家又屬於一個空間性的有機體，它是生命的物體，不斷增長，國家的向上發展，就是土地與人民結合關係的增長。所謂生存競爭，即是爭奪空間的競爭。國家的發展也就是國土地域的發展。
4.有機體是生長的，國家也是不斷生長的，一個國家必然和一些簡單的有機體一樣地生長或老死，而不可能停滯不前。當一個國家侵占別國領土時，就是其內部生長力的反映，強大的國家必須有生長的空間。空間有機體的國家存在自然的增長趨勢，如果沒有強大的鄰國給予有效的反對，它就會超越這些界限。
因此，有人把拉采爾的國家有機體的運動論歸結為"國家有機體"、"生存空間"和"邊疆動態論"的統一體。拉采爾的政治地理學理論對後世產生了久遠的影響，特別是對地緣政治學的發展影響尤為突出。儘管他並未提出"地緣政治學"這一概念，但後人還是根據拉采爾的國家理論確認他為地緣政治學的鼻祖。
哲倫創始
地緣政治學"一詞，是瑞典政治學家哲倫(1864-1922)的新創。他利用拉采爾關於有機體的國家論發展了地緣政治學，認為國家的行為應被看作是一種競爭力量，必然的結果就是少數強大的吞併弱小的，這是競爭中的永恆規律。這樣，力量因素就成了國家的決定因素，只有大國強國才能影響大陸及全球的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哲倫對沙皇俄國向外擴張的趨勢而對他的祖國瑞典所產生的危險憂心忡忡。在他看來，瑞典所在的斯堪的納維亞集團根本無力挽救這種趨勢。解決辦法是祈求德國老帝國能夠成為未來德國--北歐集團的中心，從而維護歐洲中心的穩定。他在《現代的諸列強》(1914)中明確提出，德國向外侵略是"人類的使命的責任"，認為德國海陸兼備，這是爭奪世界強國地位最有利的條件。哲倫的這種思想與以後德國的侵略擴張意圖不謀而合，從而成為第三帝國地緣政治學派的奠基人。
海權論
"海權論"最先是由美國海軍史學家馬漢(1840-1914)提出的，1890年發表的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海權思想"。他認為，在現實世界中，分析國家的力量時首先應重視海洋。
影響各國海上力量的主要因素有:
1.地理位置
一個國家要想發展"海權"，首先必須在地理上便於進入世界的海洋。
2.自然結構
只要一個國家擁有無數得到保護的優良港灣和深入腹地富庶地區的大河，這個國家發展海權的動力在一定時期就會爆發。
3.領土範圍
因為領土範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口的分布，如果擁有同海岸線長度成正比的人口分布，那麼這個國家海權發展的主要內部障礙就不存在了。
4.人口數量
一個海權國家必須擁有足夠的人口，才能有大批水手以及從事製造海軍設備的勞動力。
5.民族素質
建立一支強大海軍，關鍵在於全體公民對海上商業利益的渴望和需求。
6.政府性質
即政府有發展海上力量的決心。
馬漢進一步分析，海陸的增長或削弱，還受制於下列因素:
(1)一國國內生產力水平，它必須要不斷擴大生產可供對外貿易的產品;
(2)必須擁有進行海外貿易的大規模運輸船隻;
(3)殖民地和基地應能保障擴大和保護船隻的運輸;
(4)必須有一支海上武裝力量--海軍來保護海外基地和殖民地與本國基地間的交通線。
關於海上武力與一國的海權之間的關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海上武力因競爭而生並導致更加激烈的競爭;
(2)海軍的存在就是為了參加海上戰鬥，保衛國家海權體系的完整和正常運轉;
(3)海軍創立後，不僅要將國家的海權推廣到地球上的各個角落，而且它逐步演變成了國家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
馬漢的思想對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創建的海權學派導致了全球"新海軍"的崛起;美國史學界稱他為"帶領美國海軍進入20世紀的有先見之明的天才"。當時，美國完全征服了內陸，馬上就要由內陸國變為海洋國，馬漢的著作成了這種發展的理論基石。
陸權論
19世紀末，隨着工業的迅速發展和陸地機械運輸革命的發生，使海權逐步讓位於陸權。最早闡述這一觀點的是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1861-1947)，他曾任牛津大學地理學教授和皇家地理學會會員。麥金德一生從事教育和研究的目標之一，就是要通過對國際和各國局勢的變化的歷史觀察和思考，尋找一種"至少能表明世界歷史中某些地理因素的公式"，而"這個公式具有透視國際政治中的一些對抗勢力的實用價值"。1904年，他在皇家地理學會宣讀了《歷史的地理樞紐》這篇著名的論文，首次提出了"心臟地帶"這一戰略概念，成為第一個以全球戰略觀點來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此後，麥金德又分別於1919年和1943年發表了《民主的理想和現實》和《全世界贏得和平》兩篇論文，對他的理論進行了論證。
在麥金德看來，整個世界的歷史就是大陸強國和海洋強國相互鬥爭的歷史，儘管海權強國占過優勢，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由於陸權國家人力和物力資源豐富，並且交通日益改善，海權國家終將被陸權國家所壓制。因此他提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歐、亞、非三洲由於陸上交通發達，已變成一個世界島;世界島的中心位於歐亞大陸中部的心臟地帶，其範圍大致西起東歐，東至中西伯利亞和蒙古，南起小亞細亞、亞美尼亞、波斯和中國的西藏，北至北冰洋。其外圍則依距離的遠近和人力，除東歐這個門戶外，其餘方向海權國家均不易進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壘，而占據心臟地帶的國家卻屢屢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擴張。據此，麥金德斷言，占據東歐是控制心臟地帶的關鍵，並把他的全球戰略思想歸納成著名的三段警句:
誰統治東歐，誰就控制了心臟地帶;
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
誰統治世界島，誰就控制了全世界。
麥氏分析認為，最有可能控制心臟地帶的是俄國和德國，因此警告西方防止俄國的擴張和俄德聯盟。麥金德提出陸權論的本意是想提醒作為海權國的英國，它正面臨着陸權國家興起的嚴重挑戰，需要修改戰略和外交政策，然而由於德國所處的大陸位置，它比麥金德的祖國更能從該理論中獲益。麥金德晚年時根據世界戰略地理形勢的變化，意識到"企圖支配世界的威脅，與其說來自東歐，不如說來自心臟地帶本身，即來自蘇聯" ，而單憑西歐國家的力量遠不足以遏制蘇聯，因此提出了以北大西洋及其領海和與之相連的江河流域為區域範圍，以英國為海島航空港，法國為橋頭堡，美國和加拿大為強大基地的"地中洋" 概念，認為"地中洋" 地區可以同心臟地帶分庭抗禮。從其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1949)不難看出他的這一新思想的影響:該組織的成員國基本都是"地中洋"地區的國家。
麥金德的陸權論在其後半個世紀中成為西方地緣政治學的通行理論，直到今天，多數西方戰略家還是按照麥金德的描述來觀察世界。事實上，人們從二次大戰後西方集團從未放鬆對東歐的爭奪這一事實中，就不難找到麥金德地緣政治思想的痕跡。
空權論
杜黑(1869-1930)是意大利空軍戰略理論家，他把地理環境與戰略結合在一起研究的思想方法使其理論在地緣政治學占有重要地位。杜黑在《制空論》一書中全面闡述了他的基本理論觀點。
1."航空為人類開闢了一個新的活動領域，結果就必然成為一個新的戰場"。今後"空軍極有可能單獨完成戰爭使命，不必有陸、海軍參與"。尤其重要的是，空中力量具有比海上和陸地力量更為有利的機動性，飛機在行動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時間(沿直線)沿任何方向的路線向任何地點往返飛行。由於這種獨特武器的出現，未來戰爭的樣式必然發生深刻的變化，戰爭的主要特性將與以往戰爭根本不同。空中力量的發展將使陸權和海權受到嚴重削弱。
2.制空權的獲得是取勝的關鍵。"掌握制空權，能阻止敵人飛行，同時保持自己飛行" 。奪取制空權一般通過兩個途徑:①在空中與敵方空軍交戰而取勝;②摧毀敵方地面空軍及其基地。
3.空戰中進攻作戰是最重要的。空中進攻的目標包括工商業設施、重要公私建築、運輸幹線和交通樞紐以及某些特定的居民區。
總的看來，杜黑的論點主要是圍繞"制空權"這個中心主題展開的。事實證明，制空權的確是戰爭中一個非常有力的手段，特別是在太空武器飛速發展的今天，杜黑的理論與核時代的戰略在很多方面不謀而合。
德國學派
德國地緣政治學是西方地緣政治學中的一個極端主義思想流派。它發展於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戰敗又急於復仇的歲月里。代表人物是納粹地緣政治學家豪斯霍費爾(1869-1946)。
豪斯霍費爾在一次大戰中曾任德國陸軍少將，納粹時期官至德國科學院院長。他在慕尼黑創立了地緣政治研究所，還於1924年創辦了《地緣政治學雜誌》(月刊)，使之成為納粹德國對外侵略擴張的重要支持者和倡導者。
豪斯霍費爾及其創立的德國地緣政治學派深受拉采爾、哲倫和麥金德理論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綜合發展成以下幾個論點:
(1)國家是一個有機體。
生長的意志、生活的意志、獲取權力的意志，決定國家的命運。
(2)生存空間。
指足以供養一國人口的土地面積和自然資源。國家既然是一個有機體，它必須進行擴張。出於其生命的本能追求，國家必須向其領土之外進行擴展，即擴張其生存空間。大國即是擴張的國家，沒有一個大國真正處於"飽和"狀態。新的國際法應確認生存空間擴張的必要性。
(3)國家經濟自給自足。
經濟自給自足是國家獨立存在的需要，為生存而進行的戰鬥要求經濟的邊界不可超越防禦的邊界線。如果生存的需要依賴外部世界，將在戰爭中處於不利地位。
(4)泛地區。
豪斯霍費爾認為，現代世界中成功的擴張將最終導致具有地理意義的大國組織形式--泛區的出現。1941年，豪氏將當時的世界劃分為四個各由一強國控制的地區:以美國為主導的泛美利堅區、以日本為主導的泛亞細亞區、以德國為主導的泛歐非大陸和正在形成中的以蘇聯為主導的泛俄羅斯。最後，德國應當強大到接管泛美和泛亞地區。
(5)海權和陸權。
豪斯霍費爾認為，相對於俄國而言，德國同樣享有控制世界權力"樞紐"地區的有利條件，而且比俄國更易接近海洋，因此，德國應追求雙重的世界權力，既控制心臟地帶，又奪取海上霸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失敗，也標誌着德國地緣政治學派所倡導的理論和戰略的失敗。戰後，德國地緣政治學受到譴責和擯棄是理所當然的，但這並不是地緣政治學理論本身的錯誤，更不是地緣政治學關於軍事戰略思想方面觀點的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思想重新在西方大國的外交戰略制定中占據重要地位，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發展趨向
地緣經濟學
冷戰後，經濟利益和經濟地位已成為世界各大國追求的戰略目標。
美國一些從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者認為應放棄以軍事實力作為全球稱霸的主要手段，而轉向以國際投資、自由貿易等經濟手段作為維護美國經濟利益與經濟地位，確保世界霸主地位的主要手段。
這種以經濟利益和經濟關係取代軍事對抗和政治關係作為國際關係主要理論的學說即被稱之為"地緣經濟學" 。
在各國追求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的同時，也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促使它們進行協調與合作。在地緣經濟學的作用和影響下，一方面，地區經濟合作增強，區域經濟集團化進程加快。這主要表現在歐、亞、美三大經濟區域集團化由小到大，由初級到高級，不同發展水平並存。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主要表現在:
①世界貿易快速增長;
②國際資金流動異常活躍;
③生產與經營全球化不斷增強;
④科技信息傳播全球化;
⑤經濟困境的全球化不斷加深。
綜上所述，地緣經濟正在推動國際經濟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並促進和加速世界經濟向着多極化方向發展。
文明衝突論
1993年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1993年美國《外交》季刊夏季號)，對國際政治的演變特徵進行了獨特的分析論述，構建了一個較完整的國際政治理論。亨氏認為，世界政治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新的世界衝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或國家間的經濟摩擦與政治對立，而是截然不同的文化。亨氏解釋了冷戰後文明衝突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原因，預言文明衝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鬥線。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相同文明的集團或國家將在未來的全球文明衝突中團結在一起，而且儒家文明將同伊斯蘭文明聯合起來反對西方文明，形成非西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對抗的局面。
亨廷頓還認為，冷戰後將出現一個多極和多文化的國際體系，西方僅為其中之一。西方的文化價值不具普適性，其影響力已呈下降趨勢，因此西方文化缺乏同化、整合其他文化的力量。同時，非西方社會也將越來越伸張自己的文化價值，拒絕西方強加給它們的文化價值。
如果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硬要向全世界推銷自己的價值觀，其結果將適得其反，將會激化矛盾，引起文明衝突。當然，亨氏宣揚他的觀點，絕非反對西方文明的統治，他只是善意地提醒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決策者們，不要被冷戰的勝利沖昏頭腦，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以免把戰線拉得過長，樹敵過多，陷入被動境地。顯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並沒有擺脫冷戰的思維方式，在冷戰後西方國家內部凝聚力下降的情況下，他企圖樹立起非西方文明作假想敵，以維護西方的內部團結和美國的霸權地位。
《文明的衝突》面世以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不斷惡化的巴以衝突、9.11事件、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特別是9.11事件)似乎驗證了亨氏理論，也使得亨廷頓"文明衝突論"再次引起廣泛注意。
9.11事件後，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面對新形勢，基於對恐怖主義、武器擴散等現實威脅的認識，全球加大了反恐和防擴散的力度，但世界各國都極力地避免把反恐鬥爭與"文明的衝突"相聯繫。當今世界某些不同文明的國家或地區之間似乎存在着矛盾與衝突，但也存在着不同文明之間和平共處、共同繁榮，甚至相互融合的現象。文明或文化的多樣化是當代國際體系一個重要特徵，這使得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成為當今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成為正確認識國際形勢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