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中衰
| 嘉道中衰 |
 |
嘉道中衰 指清國經乾隆後已經開始走下坡，吏治 敗壞，武備廢弛，國庫空虛。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在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開啟西方殖民主義侵華之序曲，國勢進一步衰退。
背景
清朝以少數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幾代帝王勵精圖治，廢除明朝末年因民變及清軍入侵而設立的"三餉加派"等苛捐雜稅，招徠流民獎勵墾荒，使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個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康乾盛世。但清王朝在乾隆年間達到鼎盛之後，吏治迅速敗壞，官無不貪，吏無不惡，清朝國勢日非。乾隆五十九年，朝鮮使者記錄:"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洪亮吉陳述乾隆末年時說:"士大夫漸不顧廉恥，""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饋謝者尚未在此數"。
嘉慶、道光時期，在清朝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土地高度集中，財政極度匱乏，吏治極端腐敗，軍備嚴重廢弛，這個盛極一時的封建國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隨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同時又面臨着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騷動，採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生計，鴉片的流入，河漕的難題等等。但是嘉慶都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制度上去加以解決。
道光即位之初，中國正面臨最重的內外危機。在內清王朝經"康乾盛世"後已經走下坡，史稱"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現在吏治腐敗，武備張弛，國庫空虛，民眾反清鬥爭頻頻;在外，西方列強勢力東侵，鴉片荼毒國民。道光頗想有一番作為，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圖中興。他雖然朝綱獨斷，事必躬親，以儉德著稱。但內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運，禁煙等均無起色。勤政圖治而鮮有作為。[1]
表現
貪污腐化
清代封建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之風實自乾隆朝開始。乾隆帝當政六十餘年，既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業，亦留下了衰落疲敗的種因。乾隆中期以後，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轉十倍於康熙之時"。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歲生辰，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十餘里中"剪彩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撫之貢物，爭奇鬥巧，"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
此後，在皇太后八十壽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壽辰時，"京師巨典繁盛"，與皇太后六十壽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競相效仿。嘉慶道光時，河吏的奢侈，是當時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風的明顯例證。清代漕運依賴運河，故而列朝對河政十分重視，國家財政撥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後，國家每年費帑數百萬，真正用於運、黃、淮河治理之費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皆供河吏揮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饌。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頭豬，取其背肉一臠，余皆棄之。一盤駝峰，必得殺三、四峰駱駝。河督終日置酒高會，參加河督宴會的人，鮮有能終席者。因為每次宴會，往往歷經三晝夜而不能畢。官場中的奢侈不是個別現象。道光時，一個陝西糧道在他迎來送往時，"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
在官場中的奢侈之風日益蔓延時，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過着揮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慶時某閣臣，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京師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瑰麗，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懷柔郝氏，乾隆曾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曰之餐，費至十餘萬"。乾隆帝的驕奢淫逸，開一代奢侈之風，而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慶帝、道光帝曾力加矯正，然無濟於事。
吏治敗壞
吏治敗壞與清王朝幾乎是相始終，這與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敗的官場文化有關。清王朝既是少數民族，必須對中原士子大加籠絡。康熙年間就有所謂的南北黨爭。清代的貪污問題是長期的，康熙晚年，官場奢侈腐敗之風已經興起。雍正時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乾隆時，奢靡之風又捲土重來且愈來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興土木，豪華與排場空前，糜費特甚。可謂極盡奢華之能事。
乾隆中葉之後，吏治的嚴重敗壞成為清朝封建統治極端腐敗的明顯象徵。當時，權臣專擅，結黨營私，欺矇粉飾;官吏昏聵無能，貪贓枉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權臣的專擅，前有和珅，後有穆彰阿。和珅，滿洲正紅旗，少貧無籍，為一普通官生。後來，依靠祖先功業，承襲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1757年，爆發雲貴總督恆文和雲南巡撫郭一裕的"金爐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選入鑾儀衛，充當了皇帝轎旁的一個小侍從。因他相貌英俊，口齒伶俐，應對乖巧，深得皇帝賞識。從此，他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在短短的十來年中，竟從一個轎旁小侍從變成了"寵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寵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寵威福由己，植黨營私，內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門。和珅恃寵肆意排斥異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和珅的專橫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囂張。當時，乾隆帝雖禪位於嘉慶帝，但仍以太上皇名義執掌朝政，政務完全依賴於和珅，和珅成為出納帝命之人。和珅恃寵專擅"甚於前日，人皆側目，莫敢誰何雲"。
道光朝的大學士穆彰阿，固寵竊權，"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內呼朋引類，廣植私黨，"門生故吏遍於中外"。清中葉以後，龐大的封建官僚機構，因大批官員的尸祿保位和昏憒無能而運轉不靈。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為保位貪榮而故作庸懦者。嘉慶時，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甚至問一事，則推諉於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各省督撫"或於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
道光時的大學士曹振鏞津津樂道於"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將國事政事置諸腦後，以保一身一姓之尊榮富貴。在嘉慶道光時期的大批朝廷官員中，還有大批不學無術的庸劣之輩。道光時的閩浙總督慶瑞，與司道幕友宴會，"較力唱曲，俗語村言，無所不說，不學無術，殊不自重"。直隸總督桂良，"其胸中蘊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屬如市井"。
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員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陝西雁平道章荊凡，終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發審案，亦令書吏在外勸言，從不提審。即便提審，也是"兩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鈍言澀，獄不能折"。穆彰阿當政時，因各地知府率兼稅收，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員為外任，而旗員"多不識字，聽信幕友家丁，恣為奸利"。乾隆中期以後，官場中更形成了種種層層相因的陳規陋習。當時下級官員覲見上司時，要饋送銀錢;年節生辰，要進送禮品;官員外放，要通賄吏部官員及京中大員;欽差及督撫大員赴任途經地方，地方官員必須饋贈盤費。這樣，上至閣老大員，下至胥吏差役，都從這種陋習中獲取厚利。因為"州縣有千金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於是，各級官員層層受賄，狼狽為奸，幾乎是無官不貪污，無吏不行賄。正如時人所說，清中葉以後的官員，廉與不廉的分別，只在於"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因此，乾隆中期以後，揭出不少的大貪污案。乾隆寵臣和珅，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攬權納賄，積聚起驚人的財富。當和珅在乾隆帝死後，被嘉慶抄家時，對和珅家產總數的最低估算也達"數千萬兩之多，最多達到億兩左右"。還有些官吏，為了填滿欲壑，竟到了玩視民瘼的令人髮指的地步。嘉慶時，廣東英德縣知縣陳寅，於審辦案件並不隨時完結，以致數年之內，在押病斃人犯共有數十餘名。這種情況並不是廣東一省才有。地方官員推遲案件的審結，是因為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贓，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牽連眾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輾轉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詐使費，有錢則正犯縱令他逸，無錢則旁人亦被牽連，必至賄賂已通，欲壑已滿，始肯審結一案。而由縣詳府，由府詳司詳院。一杖責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長途解送，因此拖斃人命"。
1790年禮部侍郎尹壯圖上疏道:"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及至乾嘉之際，隨着王朝的盛極而衰，吏治腐敗問題表現得更加突出。嘉慶時期，爆發了白蓮教、天理教等農民抗爭，社會衝突激化，更使政府財政大受衝擊。嘉慶五年八月曾談到追賠的原因:"年來辦理軍務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將次完竣，一切善後事宜均需籌撥款……理應按限完交"。嘉慶帝無奈地說:"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賴?甚至大缺一萬，中缺八千，形諸白簡，此非彰明較著者乎?…… 朕澄敘官方，首先責己，力行節儉，永杜貢獻。諸大吏受任既重，養廉又優，貢獻之費已除，權門之索又絕，必應清白乃心，為國宣力。然而風氣未移，俗態猶故，時有在朕前借端嘗試，巧言利國，實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這時鴉片開始流入中國，而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外流，使中國對外由出超國變為入超國。嘉慶帝屢申禁令，一旦案發，"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併懲辦不貸"。道光四年進口鴉片高達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箱，"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道士、僧尼，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至道光年間終於發生鴉片戰爭。
軍務廢馳
八旗勁旅早年在關外所向披糜，戰無不勝，但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的戰鬥中，八旗兵軍紀已散，軍力已大不如前，"八旗將佐，居家彈箏擊築，衣文繡，策肥馬，日從子弟賓客飲"。以漢人為主的綠營開始堀起，朝廷一有戰事，便主要依靠綠營兵。乾隆元年諭:"八旗從前風俗，最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齒日繁，漸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即恣意花銷……而兵丁閒散惟知鮮衣美食，盪費成風，旗人貧乏，率由於此。"嘉慶年間八旗和綠營均已腐敗，喪失戰鬥力，嘉慶曾隨乾隆閱兵，所見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平定白蓮教時，八旗請纓赴戰，卻四處搶劫，"其在京諳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嚴如煜說:"教匪之役，前後八九年，兵調十數省，其中勁旅勇鷙敢戰者固自不少，而矯捷堅實可恃，必以黔兵為第一。……各省提鎮大營之兵，所駐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風俗華靡，平時未嘗遠出城郭，一旦負槍荷戈，走山路數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寧，又且飲醇啖肥，習以為常，山內包米雜糧，食不下咽，先自飢疲，與猾賊追逐百數十里，鮮不病乏者"。
費正清說:"1800年左右的中國經濟不僅與歐洲經濟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且結構不同，觀點迥異。………技術水平則仍停滯不前，人口增長趨於抵消生產的任何增加。簡言之，生產基本上完全是為了消費，陷入剛好維持人民生活的無休止的循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純節餘和投資是完全不可能的。"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