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

唐杰 197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1月参加工作，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会成员。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

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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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55年7月 四川省德阳市
国籍	中国
职业	深圳市副市长
知名于	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

目录

工作经历

1971.01--1979.09，天津市冶金建设公司工人;

1979.09--1983.07，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

1983.07--1986.07，南开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07--1995.04，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主任、副所长，讲师、副研究员、研究员(期间:1990.03-1993.12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09-1993.08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布赖特教授、副教授级客座研究员);

1995.04--1998.08，广东省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秘书长助理兼研究部部长、副秘书长

1998.08--2000.04，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0.04--2001.08，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巡视员;

2001.08--2003.03，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市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

2003.03--2003.04，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市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

2003.04--2007.03，广东省深圳市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

2007.03--2009.03，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2007.09-2008.01参加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B班学习);

2009.03--2015.06，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

2015.09--2018.01，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 。

职务分工

协助市长分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分管市政府办公厅，市监察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统计局。

联系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五届市委委员。

唐杰：深圳需要从创新制造走向科学发现

新浪财经讯 4月20日，“新浪好书分享会：《深圳奇迹》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在深圳举行，原深圳市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深圳的发展是一个聚集、扩散、再聚集的过程。从空间角度看，它的比较优势走向转换的时候是不断聚集扩散、聚集扩散。

联合国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中高端产业上升了2.6个点，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边界。唐杰表示，我们需要在这个情况下，再看中国跟日韩比差距有多大、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比差别有多大。“深圳很出色、很成功，但是停在今天就不会有出路。”

转型过程中我们习惯说工匠精神，技能训练，但唐杰认为，工匠精神是一定要的，但工匠不能决定中国的未来，“工匠是打不过科学的”。

世界名城大多数都是以科学为导向。

深圳从三来一补走向模仿、走向制造、创新制造，最后走向科学发现。他认为，未来深圳的周边会集中大量的生产，现在所有大城市都要做一件事，大城市要引领创新，做创新型制造，不能只是做大规模。

从空间经济学讲，所有大规模制造创新程度一定是低的，它一定要有稳定的批量化生产，但是所有大规模制造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单位产出的土地需求弹性释放，需要大量的土地。所以世界上所有大城市都会集中做创新性制造，走科学创新。

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深圳城市内在是创新创业

深圳一座年轻化的城市，它聚集了全国优秀的人才，从改革之初，秉着开放的大旋律，一路前进。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别人能做的、不能做的，深圳全部在做!今天的深圳，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拥有华为、腾讯、万科等世界500强企业，人均GDP在内地大中城市排第一，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

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凤凰网财经专访了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在唐杰看来，深圳发展史上，也曾有过波折。深圳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在于改革创新，创业创业是深圳内在。

深圳前十五年增长五百倍

凤凰网财经：您提到深圳在1995年遇到了困难。您能否聊一下当时的情况？

唐杰：1995年实际上是这样的，深圳从开始办特区到取消特区、取消特殊政策，持续了十四年。1994年是最后一次特区工作会，随后特区办并入国家体改委。从严格意义上面来讲，四个特区独享特区政策到九十年代中期结束了。过去是吃政策饭，当特区政策取消以后，大家平等竞争的时候，就造成了深圳的第一轮大衰退。

当时深圳经过十五年快速的成长，从现价上面衡量，这十五年已经增长五百倍了。什么概念呢？最早深圳做塑料花、塑料玩具、做服装，然后做中英街贸易，十五年之后这些产业要转型了。在我印象当中，那是第一轮深圳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其实以前还有一轮很短，那是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城市靠特区政策扶持起来的，你看没了特区政策就衰退了吧，深圳大概持续了不到四年，就走了一条新的路了。

凤凰网财经：我站在今天的角度，我想九十年代中期深圳面临的局面，您当时对这个城市抱有信心，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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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杰：1995年或者1996年初就认识任正非，认识任正非的时候，华为规模还很小，当年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就问任正非，说华为怎么能这么快的成长。任正非讲什么道理？他说“只要有足够的激励，中国人就有足够的聪明，我就一定可以快速成长。”周围会出现很多这样有创新性想法的人，在这儿办创新性企业，可以快速成长了。这样的企业两三年以后可能没了，两三年以后会出现新一批。我觉得你看周围的人不断的躁动，他要创最好的企业，最后就是这样的人。我遇到很多最后失败的人，你问他后悔不后悔，他说不后悔，这个是人生的经历，就是这个城市的创业创新成为一种很内在的东西，为什么有信心就是这个东西。

深圳的成功在于创新

凤凰网财经：咱们说到深圳当时，从九十年代政策在内地彻底放开了，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其他的城市开始发展，然后深圳当时是如何应对的？具体发生了哪些事情？

唐杰：1985年以后的深圳开始开展大规模的加工贸易。1985年前的深圳，现在经济学角度概括为套利时代，这个词没有贬义，就是说计划价和市场价有价差，那个时候深圳的企业也很多。然后1985年中央政策变化，特区工作会议召开，要求深圳发展工业。

深圳那个时候提了三个为主，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产业以加工贸易为主，产品有出口为主，然后以招商引资为主。那个时候深圳真正进入一个高速增长年代，深圳在国际分工当中从低端开始。你会什么，不会，就是有人，能吃苦耐劳，那么就是做最简单的东西。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变化了，劳动力成本贵了，土地也贵了，电又紧缺，深圳开始慢慢的转型，你要装配一点高端的东西了。到1995年不转不行了，大量的企业，因为劳动力太贵了，不能装塑料花，不能生产塑料花，不能装低端玩具。这个是90年代开始大规模在深圳出现的转型，有了品牌意识，还没有明确的产品就可以冒牌。

深圳出自己有一个词叫A货，很多内地人不太知道A货的含义，A货是什么？深圳大量的加工贸易，当加工贸易的水平足够高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个特定的现象：你要给我定一百件衬衫，能给我一百件衬衫的布料吗？不行吧，给我105件，我要有损耗，结果我水平高，损耗只有两件，我就有三件A货，我就用这个把它卖掉了。后来深圳的服装业因为这个成为了全球著名的服装之城。深圳女装占全国市场份额四分之三，我们所有时尚女装，四分之三出自深圳，出自于原来的加工贸易，这个就是转型。

其实讲另外一条线的时候，就是政府怎么做了。政府开始引导企业不要冒牌，你要做保护知识产权，就是最早搞了保护知识产权条例。深圳还做了什么事儿？深圳支持企业办研发机构，全国的VC、PE三分天下，中关村占其一，深圳占其一，长江三角洲占其一。深圳只有两千平方米，能有这样一个规模，我们可以想像怎么创新走过来了，这个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深圳的企业例如华为、中兴开始有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华为和中兴打败了上海的程控，深圳就从这儿走向了制造。深圳第四个阶段，就是从2000年之后，深圳慢慢开始走向创造了。深圳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的一半，创新值达到了如此高度。为什么这么多活跃的企业，就是这样。这个是深圳，假如说我们把深圳分层，其实从最低端走来，从德成说的爬锅底下面走来，我们现在大概爬到锅台上面。

凤凰网财经：深圳为什么放那么开，很多事情都能做到引领全国之先？

唐杰：假如说深圳按照传统的模式发展会怎么样，假如说不按照传统模式发展，又会怎么样？有了这样一个现实的比较的时候，它会选择另外一个效率更高的方式。深圳在九十年代初，曾经想过用政府组织的方式来办企业集团，来大力发展工业，按照中央要求要发展工业。那个时候深圳组织了八大集团公司，五年之后八大集团公司，大概出来一家，七家没有什么好的发展，而且负债累累。政府发现支持企业创新，可能比政府直接办企业效率更高。我觉得事实是比人强的，你发现一个做法它效率更高的时候，你就会持续不断地做下去。所以深圳现在成为了国有经济比例很高，国有企业很少的地方。国有经济比例、国有资产比例，在深圳并不低。它可以大量的参股、大量的合办这样的一种企业方式。但是国有企业，几乎不会占到经济的2%了。

粤港澳未来应高度便利化

凤凰网财经：在这个理论推演上非常完美的大湾区概念，多少程度达成共识？

唐杰：我觉得是这样，共识早就有了，标准不一样。像广东早就做一小时交通圈，这个就是共识，但是标准不高。现在要你和世界一流湾区比较，不在于你GDP多少，在于你创新能力如何。如果GDP超过旧金山湾区了，但是你创新能力还差很远，世界影响力差很远，你改革还需要做什么？湾区是共识，如何快速建成国际一流湾区，任重道远。

凤凰网财经：刚才说到创新，创新的主轴还是深圳吗？

唐杰：创新的过程分两块，科学发现和产业化。那么我们不可能想像，未来的科学和产业都集中在深圳，深圳是一个重要策源地，但是它如果不能扩展到湾区全境，深圳就是失败的，深圳是这样的使命。我们可以想像广州是大学名城汇聚之地，广州论科学论文发表数量，远在深圳之上，但是它的开发能力不够。比如说做这样一个衡量，就可以看到广州和深圳的差别：中国的研究开发占GDP的比重，最高的是北京6%，第二是深圳4.2%，第三是上海3.8%，第四是天津接近3%。第五是广州2%，全国平均2.1%。广州研究开发费用占GDP比例居然低于全国各个城市，这个是广州从科学发现走向产业化的差距。广州是中国大学汇聚之地，这个是变化。所以深圳、广州、东莞，珠江东岸加香港会连成一条创新走廊，这个就是广东省规划过的。

广东省规划创新走廊不好包括香港，其实现在可以看到，这条走廊的端口，一定是香港，因为香港和深圳已经合成了一个过程。再给你讲一个三角的概念是什么？当我们说深圳和北京十二个专利，就是一百个专利有十二个合作的，北京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和旧金山湾区是十二个。深圳做一个典型调查，说一百个专利里面和旧金山湾区有多少？大概6-8个，构成一个“跨越”。从北京到深圳2400公里，从北京到旧金山湾区八千公里以上，构成一个全球的创新三角，这样创新三角概念在全球都有，东京、横滨和大阪、京都，和名古屋是。斯顿加特和慕尼黑是。但是跨大洋这样的三角是没有的，深圳和香港就在这个三角的一端上面。所以未来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深圳一定不是一个核心，它是构成了全球化的事业和概念，我说的不是核心不是唯一一点，它一定是一个区域的概念。

凤凰网财经：刚才和你聊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语言，大湾区发展成败与否，就是创新。在这个创新之外，在这个共识之外，影响将来发展的还有什么？

唐杰：我觉得目前来讲，中央协调的层面已经很高了，两个特首参加了这样的协调组。这里难度其实很高，为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现在这样想吧，我们在欧洲的，欧盟国家走来走去，没有任何一个标志在德国、法国之间有什么限制，但我们深圳和香港很方便，还要限制。那么今后通关便利如何说？第二步金融能不能打通，如果不能打通，香港还是进不来。首先就是人口、资金的流动便利性，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我们这个金融的门不可能一下打开的时候，怎么让它打的多一点呢？怎么让它更加便利呢？当然深圳和香港已经创造了一个模式了，一个大学两地，这个就是模式。马上要开通的京港高速铁路，上车不用管，到香港出来检，这个已经是高度便利化了，今后还可以有更多的模式。欧洲走向一体化，绵延了六十年，对吧？我们只要下定决心，它一定能推进的。在这个推进当中，每个城市都要想到一体化，这是对大家是有益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企业能够盈利，他有益就会做，如果每个城市都受损，他就不会做。

唐杰：四十年来，深圳产业升级过了多少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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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杰：哈工大深圳校区党委书记、凤凰财经研究院学术委员

自1990年代中期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任上调入深圳，唐杰在其后十余年间从深圳市政府“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一直做到分管发改委和国资委等重要经济部门的副市长，亲身见证并参与了深圳创新经济体系的诞生历程。

南方周末记者近日访问了刚从深圳市副市长转任哈工大深圳校区党委书记的唐杰，就深圳创新经济体系的诞生历程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访谈。

南方周末：我们在近年采访报道中发现，您在7年前发表的论文中所预见的“无边界产业”崛起和深圳创新经济爆发式增长等现象，都已经成为现实。能否谈谈“深圳奇迹”的实质及其意义？

唐杰：从创新经济的角度而言，深圳并不是唯一实现生产方式转型的城市，北京、杭州乃至上海和香港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结构向创新经济模式的转型。

深圳的不同之处，是通过40年间的多次转型，从工业制造产业链的最低端，走到了数字革命革命时代的最前端，并依靠市场分工深化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这两大市场机制优势，继续推动跨界与组合式创新的爆发式增长。

过去三十年中，深圳几乎不到十年就完成一次重大产业升级：从早期的“三来一补”为主，到规模化、集群化的OEM代工模式；在实现了机械钟表、服装印刷等传统产业从低端加工向高端设计转型之后，又进一步实现了从传统产业主导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

2016年深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6.2%，比2010年又提高了10%以上。深圳这一超乎寻常的产业持续跨越升级能力，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范畴，有必要从新的现象和理论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

南方周末：深圳这一“异乎寻常的产业持续升级能力”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它跟深圳所集聚的华为、比亚迪等一大批创新企业群体之间有何关系？

唐杰：应该说深圳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分工的一个结果。从“三来一补”到OEM代工模式，是在承接由亚洲四小龙转移过来的国际化企业制造外包环节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形态。

在这一“欧美设计、亚洲生产”的全球垂直纵向分工体系中，被传统观念认为只是付出劳动力而缺乏创意创新的加工制造环节，也在大规模生产与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重要的创新升级。

以富士康为例，大家都觉得它只是在苹果手机产业链下游的“血汗工厂”，但实际情形远非如此。富士康领导曾向我们介绍，一台苹果iPad比如说有六个功能模块，我的每个模块良品率都达到90%，那么整个iPad规模化量产的良品率只能达到70%，余下30%的报废产品就成为了高企的制造成本。

但富士康说我每个模块良品率都做到99%，整机良品率就变成了90%，而在良品率70%到90%之间的这块利润，就成为了别人无法跟它竞争的“垄断利润”。富士康自身也变成在电子信息产品工业化制造过程中，工艺性管理流程上的“最优创新公司”。最后甚至变成全球谁说自己是IT业领袖，首先要看是不是由富士康给你代工制造。

深圳的持续产业升级就是一个“爬锅底”的过程：在“三来一补”阶段完成了基本产业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的“创新组合”；在OEM代工制造阶段，包括华为、比亚迪等一批优秀制造企业在模仿和学习基础上，实现了电子信息制造领域“工艺性管理创新”的跨越；在此之后，它们并没有停留在制造工艺创新环节，而继续向产业体系上端攀登，进入产品创新、组织创新乃至产业创新的全新阶段。

在不同的产业创新阶段，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富士康在大规模制造下的工艺创新和流程管理创新是重点；而到了华为今天对接基础学科的研发创新阶段，就体现在如何有效激励与协调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项目，并有效管理自身的专利标准体系与产业链。

在传统的市场分工体系下，往往在不同的产业创新阶段会涌现出不同的代表性企业，但是像深圳的华为和比亚迪这样，短短数十年内从产业链最底端不断实现创新式跨越，最终引领整个产业创新方向的企业，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罕见的。

南方周末：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本身如何不断适应这种跨越式的产业升级与转型？为什么同样的产业持续升级现象，没有在其他地区发生？

唐杰： 研究深圳经济不能只看金字塔顶端的那几家企业，深圳市值千亿级以上的企业也就十来家，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也有不少。但是你看金字塔第二层，百亿级以上的企业有上千家；再往下看十亿级的企业有上万家，亿级企业根本数不过来，这是其他城市经济体系中不多见的。

你再去研究这些百亿、十亿级的企业，就会发现它们中很多就是在为金字塔顶端的大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有的是供应商，有的本身就是这些大企业拆分出来的业务部门。

这跟日本汽车产业的分工形态不同，在日本的汽车产业体系中，小企业基本是不创新的，只需按照集团指令生产标准化配件，本质上还是企业集团的“工厂车间”。但是在电子信息产业中，从电容、电池到集成电路，中间产品模块之间不但高度兼容，同时还存在着从工艺性到功能性诸多层面的“微创新”空间。

从以日本汽车业为代表的工业制造企业内部分工，到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的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社会化分工，是现代产业组织结构从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这一“标准制造+模块组合”的产业形态下，电子信息产业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日本汽车产业中，由核心决策层直接指挥控制的“巨型企业集团”模式，被数十万家独立中小企业所构成的“产业生态圈”所取代。

在这样的产业生态圈中，让中小企业们“齐心协力”的不再是大型企业的股权或人事控制，而是由大量专利技术所构成的生产标准体系：哪怕是再小的企业，只要遵循华为开发的产品专利标准，其生产的产品就能够跟华为专利体系下的诸多其他产品“功能对接”，形成新的产品功能组合。

与此同时，数以万计中小企业从工艺到功能性的不断拓展与创新，又为相关的专利产品体系带来更加丰富的产品体验乃至形成新的产业体系，令传统工业制造体系下的“企业创新”变成了数字革命时代的“产业链创新”。

信息技术和数字革命为传统产业组织形态带来巨大变化，而深圳在国际化代工制造业基础上所形成的电子信息产业制造分工体系，是全球最早实现这一新型产业组织形态转型的地区之一，并因此而率先进入了数字革命时代的创新爆发阶段。

南方周末：你能否用实际案例来说明一下？

唐杰：在早期从工艺性创新到产业链创新的阶段，华为和比亚迪是典型的案例。华为通过对内部成熟业务的不断拆分，始终保持着前端研发的强大动力，从3G时代跟随到4G时代“并跑”，再到5G时代引领国际产业标准的领跑，是在数字革命前沿创新领域不断超越的案例；而比亚迪通过模仿创新在工艺制造流程中形成了“人工+模具”的“比亚迪生产方式”，短短数年内打败所有日系锂电池生产企业，跃居世界第一，随后将这一工艺创新模式引入汽车制造业，从低端汽车模仿到电动汽车的竞争性创新突破，成为世界上少数具有产业化生产电动汽车的创新型企业，是从工艺创新到产业链创新的代表。

在新一代企业中，大疆无人机是依托产业链创新的经典案例。梁振英特首曾经问大疆创始人汪滔能否回到香港创业，汪滔说我不能回香港，因为我只创造不生产，“连一个螺丝钉都不造”。大疆的核心专利就是无人机的点驱电控和摄像头，它的无人机就是在这两个核心技术基础上，依靠深圳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各领域内的创意工程师群体共同“攒”出来的。

无人机产业实际上是由许多不同产业中的“产品模块”所共同构成的：比如无人机制造需要高强度碳纤维，而深圳传统产业中的渔具和高档自行车已经带动了这个新材料行业的兴起；高精度铝加工、高密度电池与多功能集成电路等“模块”，则来自另一个特殊的“产能过剩”行业，那就是深圳手机制造的配套供应商，在退出早期山寨手机和低端品牌市场后，其“过剩”的电子电控技术与精密制造能力，恰好支撑了无人机产业化规模迅速扩大的需求。

在整个无人机产业的诞生过程中，深圳市政府只做了一点工作，就是引入某种磁性材料生产线，它只占无人机成本不到2%，但是没有这种材料，整个无人机产业链就无法形成。

在生物科技方面也是如此。生命科学就是数字化，只要能够数字化的领域在深圳一定扩张很快。比如华大基因在深圳能够做成，就是因为深圳是数字化技术的中心。现在各地都把超算中心当成重点项目，其实深圳的企业早就实现了“超算”化，华大基因、光启科技乃至深交所都是超算中心。

华大基因早期在基因测序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人家不卖测序设备给你，基因测序速度就受制于测序设备的价格与供应。而数字化设备制造本身就是深圳的强项，结果华大基因提出自己的测序标准与要求后，很快就在深圳电子制造产业链里形成了完整的配套，现在它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基因测序设备生产商了。

南方周末：数字革命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态，这种新形态下的创新模式与工业化时代的企业创新有哪些不同？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与作用？

唐杰：数字经济和传统工业化时代的最大差异在于制造环节的生产方式不同：

工业化时代是由企业自身完成厂房、设备等配套及企业内部分工，因此固定投资成本极高，只有大企业才能够实现规模化收益；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标准化与模块化所构成的社会化分工不断深化，由海量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的“共享式”、“柔性制造”产业链，足以支撑不同领域创新成果的迅速产业化与规模化，也带来了创新成果加速扩散的效应。

因此，在传统工业产品中制造成本占比很高，以创新研发为代表的“沉没成本”占比较低，创新产品的社会应用和扩散周期比较慢；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产品的制造成本占比极低，同时研发成本占比极高，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扩散速度大大加快，这都形成了数字经济时代与工业制造时代不同的市场规律与产业特征。

面对这一新经济形态，应该说深圳政府跟企业一样，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试错中总结经验并寻找规律。

比如在上世纪末深圳也曾按工业化时代的思路，试图扶持以国企为主的八大“超百亿集团”，最后被证明是失败的。在这种不断的试错过程中，政府方面逐渐意识到对企业创新最好的支持，不是给它“量身订做”什么优惠政策，而是要对整个产业链条加以分析，找到影响产业创新突破的关键“瓶颈”，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或鼓励。

比如1990年代中期深圳产业结构面临从代工制造向自主创新的关键转型，其中最大的瓶颈之一就是企业缺乏独立研发创新能力，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深圳政府为此煞费苦心，出台了一连串类似商鞅变法中“立木为信”式的引导政策：

1995年鼓励企业申报自建研究机构，一家企业试着申报后，立刻获得500万补贴；到第二年更多企业前来申报时，政府又提出申报研究所不能只有办公室，还要有符合资质的研究人员，于是一批企业马上去找学校研究机构，请老师们来当科学家；第三年申报要求再提高到要有具体研究项目，于是企业家们又回学校去翻老师们的研究课题；第四年再提出要有项目前景预测和市场调研分析……这样一步步引导了五年之后，深圳终于有一批企业开始尝到自主研发创新的甜头，进入产业创新的良性循环阶段。

今天大家都知道深圳著名的“四个90%”：90%的研发机构、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90%的发明专利出自企业。但是如果没有政府在20年前的政策鼓励与引导，深圳产业结构中从跟随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关键一跃”是不那么容易产生的。

今天深圳政府对创新经济体系中的政府角色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自觉，那就是“补足产业链缺环”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两大功能，除此之外都交给市场和企业去解决。

南方周末：为什么“补足产业链缺环”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对创新经济体系如此重要？又必须由政府来发挥功能？

唐杰：这是因为在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分工由“企业内部分工”向“社会外部分工”转型的过程中，原来在企业内部设立的许多为创新技术和产品服务的“成本中心”，在社会化的分工模式下，缺乏相应的企业形态。

比如基础研发需要投入巨额设备投资，但本身并不产生利润，在产业规模尚未形成时，中小企业很难承担这一巨额的固定投资成本。深圳的音响行业在全国领先，但是音响产品设计所需要的静音试验室投资高达数百万元，中小音响企业很难自己投资设立，深圳政府就投资设立了产业共享的静音试验室，由此引发了大批独立中小音响企业创立，也带来了整个音响产业链的持续创新。

另一些产业链缺环则是由于关系到公共产品标准或行业准入资质，更需要以政府以“公共服务”的方式为产业链提供。比如2003年前后深圳山寨手机市场爆发，我们在调查这一现象时，发现当时的手机入网检测要通过层层送审，检测通过后市场产品已经换代了。于是我们向工信部申请在深圳设立入网检测中心，由政府出资建设和运营，短短数年内手机制造中心就从北京天津转到深圳，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自主品牌。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关键在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模式从企业内部分工转向产业链外部分工的市场背景下，政府要为社会化分工模式下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而这一“创新公共服务”的标准，就是为整个产业链而不是个别企业减少创新风险和降低创新成本，有了这个标准，政府在创新经济体系中的功能边界就清楚了。

至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则涉及到经济学理论中的“企业边界”问题：社会组织交易成本越高，企业就越倾向于在内部实现分工，而不是外部的产业化合作。而以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为标志的新经济组织形态，恰恰是从企业内部分工向社会化外部分工深化转型的数字经济模式。

在在一“由内而外”的市场分工深化过程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标准体系的执行乃至数以万计企业间研发合作与代工制造合约的履行，都是过去由企业内部实现，而现在需要由社会化的法治与公共服务体系加以保障的。

在这方面深圳政府早期就做了很多制度创新方面的尝试，包括全国最早出台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并最早实现跨地区知识产权审判执行；以及在全国最早引入风险投资（VC/PE）体系。

从创新经济角度而言，风投并不仅仅是投资，更是对创新产业链中一系列“中间技术”和“中间产品”的定价机制，也正是由于风险投资及其相应的技术估值与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高端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才为深圳数十万家中小企业创造了有利的创新生态环境。

在这方面还有太多话题可以讨论，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市场创新机制不断深化和完善，政府、社会和市场企业都还有更多需要研究与探索的课题。

嘉宾文荟 | 唐杰：深圳何以突然成为创新之城？

为什么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无人机的生产中心了？因为无人机产业需要的碳纤维材料行业、航空铝后加工业、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深圳都是最强的。深圳的无人机产业配套之好就是全球之最，没有之一。

曾经有专家跟我说，深圳一年一万多项PCT专利，90%集中在这四家企业手上，不是很危险吗？一家搬走你就没了。我说最大的问题是它搬不走，因为它的生产体系在深圳，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或是产业群，在这样一个产业群下它的配套是最有效的。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到目前为止能证明的是，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发现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不够，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

华为系的秘密

创新活动存在很典型、很明确、很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别，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很创新的，在世界上能数到的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都是不多的，创新是一种制度、技术、人力资本高度契合的产物，这个产物需要一个好的空间环境，空间的差别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定空间上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第二个因素和政府的行为有关，合理的政府行为，合理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其他的创新要素。

创新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效应，一个是创新扩散的速度，一个是创新扩散的范围。深圳过去十年、五年创新的爆发是什么？是速度+范围。一个行业里迅速地向一个先进技术靠拢，多个行业迅速采用这个技术。在深圳就是数字革命，深圳的通讯业、细胞科学、基因组学、材料科学、绿色低碳产业都是数字技术。

创新和分工肯定有关系，分工并不必然造成抄袭，就是靠合约制、契约精神。过去企业为什么很大？因为合约执行很难，要想发展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分工的关系，一定是靠合约能够履行，其实这一点在深圳看来是最清楚的。华为公司不是华为，是华为系，大家可能不知道，比亚迪又是华为的供货商，华为手机可以做出大屏幕窄边的创新，是比亚迪生产的。

2000年初期，中国的手机业集中在哪儿？天津的摩托罗拉和北京的三星。现在，中国大概有10亿手机的生产能力，8亿在深圳。深圳2000家和手机有关的公司，大家是分工合作，能保证合约的履行，如果没有合约的可执行，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发展。

第二个是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关联，你可以视华为是个垄断公司，我们也可以说华为是开放的公司。2015年全球PCT专利申请排名前30名，深圳是4家，占全国的48%，排在前列的是华为、中兴。专利要变成一个生产标准才能盈利，华为需要很多供货商，只要你进入我的供货体系，我的生产标准就向你开放。华为的专利不断更新，技术标准不断提高，华为系企业同时享受到华为同等的技术开发，这就变成了创新扩散速度。

曾经有专家跟我说，深圳一年一万多项PCT专利，90%集中在这四家企业手上，你不是很危险吗？一家搬走你就没了。我说最大的问题是它搬不走，因为它的生产体系在深圳，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或是产业群，在这样一个产业群下它的配套是最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很多小企业，在这个细分产业中排名全国前三，大家分享着巨大的分工合约可执行度和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带来的收益。

无人机的这个市场创新的主体和产业主体目前都在深圳，这是深圳过去没有的东西，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无人机的生产中心了。因为无人机产业需要的碳纤维材料行业、航空铝后加工业、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等配套产业，而在这些领域深圳都是最强的。深圳的无人机产业配套之好就是全球之最，没有之一。深圳无人机发展是从小航模起来的，没有品牌，就给人加工、代工航模，突然有一天深圳的航模和电控连起来就变成无人机了。

深圳政府是怎么做的

深圳就是这样个城市，大家共同用一个数字技术，这座城市看起来最核心的东西是追上世界的数字革命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下，政府还是很有用的，保证合约可以执行，大家都重视知识产权，深圳创造了非常合规的合约性城市，在国内这样的城市不多。

深圳是用模块化的方式生产。模块化是分工分到底的，分到一个动作，经历了工业化的洗礼，知道是怎么分工的，大家都能保证合约执行，这样的横纵向分工就变成了大规模的合约制产业群。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到目前为止能证明的，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发现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不够，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

要怎么激励创新？深圳已经形成“找市场不找市长”的观念，不少别的地方可能还是找市场管用多了，不改变这样的局面创新永远是不会成功的。在新型的现代产业模式下，深圳政府选择的合理行为就是补足产业链和完善包括合约执行在内的市场规则体系。

比如在手机产业的转移中，深圳政府做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因为当时手机入网必须通过工信部北京检测中心的检验，而长达三四个月的送检过程根本无法满足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于是深圳市政府向工信部申请成立深圳检测中心，并以财政补贴等方式为中心提供运营支持。政策出台后迅速引发深圳“山寨”手机业向自主品牌转型，并拉动整个手机产业链的升级壮大。你可以说是产业政策，也可以说是公共政策。

政府的产业政策要先看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提升创新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假如你干预了半天创新扩散没有在多个行业里发生，这样的政府干预可能是有问题的。创新的外部性很多，包括维迎教授讲的非生产性创新，大家知道电冰箱的氟利昂破坏臭氧层，这是重大的创新，后来都淘汰掉了。这样的过程中，政府保护市场的公平，防止恶性的竞争，或是防止一个企业的负外部性，是很重要的。成功的创新支持政策是保护竞争而不是破坏竞争，而且是透明公开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如果见张三是一个，李四是一个，这就是失败的。失败的产业政策一定是自以为是的，大量产业政策的失败在于老子说了算，今天老子说对了就成了，明天我要说错了呢？那就失败了。

我们要实现几个关键的转变，过去我们很重视钱、积累，招商引资，现在看来是知识最重要；二是从重视物到重视人；三是从重视现有到重视未来；四是工匠到科学；五是服从转向重视分歧；六是从重视单一企业、单一城市转向重视产业群和空间集聚；七是从重视政府显性效率转向重视政府隐性效率。深圳政府做的都是大量看不到的，就是扶持、引进、培育市场，尊重企业家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看不到的东西是最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