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程

周程，男，1964年2月出生，安徽枞阳人，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交叉科学系(科学技术基础论方向)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暨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校科学研究部副部长。

周程
原图链结来自中国科技网
出生	1964年2月 安徽枞阳
国籍	中国
知名于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交叉科学系(科学技术基础论方向)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暨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校科学研究部副部长。
知名作品	《福泽谕吉と陈独秀:东アジア近代科学启蒙思想の黎明》 《科技创新典型案例分析》 《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

周程

目录

人物经历

1981年9月考入上海海洋大学(原上海水产大学、上海水产学院)渔业机械系，1985年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8月至1987年8月留校任教。1987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19 89年获法学第二学士学位。1989年8月至1993年8月先后担任上海海洋大学团委常务副书记、书记、社会科学部讲师。1993年赴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技术基础论系进修，1995年4月考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交叉科学系，1997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博士学位，任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科学技术政策部门外国人特别研究员。

2003年回国工作，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聘为B1岗教师，2004年被评定为副教授(2010年评为正教授)。2004年起担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系科技哲学教研室副主任，2005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科技哲学教研室、逻辑学教研室、科社中心党支部书记。2008年4月经北京大学推荐、获国家汉办任命担任全球第一所研究型孔子学院--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同年被早稻田大学聘为留学中心客座准教授，2009年4月获聘担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科学史专题研究》课程兼职主讲教师。2010年10月结束早大任期回国，2011年1月起挂职担任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副部长。

社会兼职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科技与社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科学·技术·工程伦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科学方法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中国历史学会理事，日本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3年10月 ~ 2006年2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制定工作专家组成员 。

主讲课程

在北京大学主讲的研究生课程:自然辩证法、科学史原著选读、科学史名著选读、科学社会史研究专题、日本近现代科学与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史、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本科生课程有:世界文明中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概论。此外，还在东京大学用日语主讲过《科学史专题研究》本科生课程，在早稻田大学用日语主讲过《中国研究前沿》研究生课程，并协助其他教师承担了斯坦福大学北京分校英语课程《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个学期的教学任务。

主要贡献

1.周程著《福泽谕吉と陈独秀:东アジア近代科学启蒙思想の黎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 2.周程著《科技创新典型案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美]Toby E. Huff著,周程、于霞译《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研究方向

科学社会史、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 。

北大副教授周程：日本政府救灾表现难如人意

日本东部3月11日发生9级地震，随后引发大海啸和核泄漏。在这场空前的大灾难面前，日本民众处变不惊，秩序井然，给世界各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日本政府的救灾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地震已过去半个多月了，核泄漏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检点日本政府近期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日本政府的防灾救灾能力存在着不少缺失。

　　日本民主党政府明显缺乏执政经验，尤其是危机管理经验

　　民主党夺取政权后，为改变自民党时代的一些陋习，强调决策要由政治家主导。外交决策如此，危机管理也是如此。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削弱了职业官僚的话语权。尽管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也即议员们对民意掌握得比较精准，但他们普遍缺乏行政经验，对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不甚熟悉，以致决策时患得患失，不敢当机立断。为了弥补经验不足，政府紧急设置众多临时机构，开起会来没完没了，没有决策权但有提供决策信息义务的职业官僚们被弄得穷于应付、疲惫不堪。

　　平心而论，民主党政府在这次救灾过程中确实非常卖力，但就是效果不彰。3月12日，也即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首相菅直人一大早就乘直升机冒险飞到福岛第一核电站视察﹔15日又来到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听取汇报。为迎接首相，东京电力公司及其所属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不得不抽调本已十分紧张的人力来应对，以致核泄漏事故的处理进程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而且，政府派遣由多名政治家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东京电力公司，成立核泄漏事故综合联络总部，并由首相亲自担任总长，也被认为并非上策。

　　很明显，以“反官僚”为标榜的民主党没能充分发挥行政经验丰富的职业官僚团队的作用，是导致日本政府救灾决策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这次救灾，民主党应该会意识到，政府像自民党执政时代那样过于依赖职业官僚不行，过于依赖由跑选举出身的政治家同样不行。

　　日本政府对东京电力公司监管不严，对核电风险重视不够

　　这次受到海啸冲击的除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之外，还有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的福岛第二核电站，以及东北电力公司所属的女川核电站。其中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分别按防5.7米和5.2米高海啸设计，两者的地基高度均为10米﹔女川核电站则是按可防9.1米海啸高度设计的，其地基高度为15米。11日的海啸最大高度达到15米，远远超过三座核电站的设计防卫能力。但是，东北电力公司所属的女川核电站尽管离震中更近，但损失却要小得多。

　　女川核电站有3座反应堆，地震后只有1号机组的涡轮间起火，但不久后火势就被控制。第三天，女川核电站的三个机组都恢复到了低温停止状态。福岛第二核电站一共有4个反应堆，震后三个机组的冷却泵发生故障，后来因接通外网电源，逐渐恢复到低温停止状态。而上个世纪70年代初建设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却没有这么幸运。

　　福岛第一核电站在6座反应堆全部停止运行，应急柴油机发电机组被海水浸泡之后，只能依靠备用蓄电池勉强支撑数小时。而在此期间，东京电力公司既没有全力解决冷却液的补给问题，又没有迅速启动外网电源的接入工作，以致第二天不得不面对是否使用海水冷却，以及如何解决冷却系统的供电问题等。因担心使用海水损伤设备，东京电力公司高层迟迟不肯拍板使用海水进行冷却，因而导致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人们纳闷，东京电力公司一开始为何如此拖沓，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东京电力公司是日本最大的电力公司，其发电量占日本全国发电量的1/3，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电老大。其高层中的“下凡”官员，也即从日本政府（包括电力监管部门）退休的官员为数不少。由于监管方和被监管方关系密切，故东京电力公司胆大妄为，多次篡改安全记录，以阻止政府的处罚和民众的抗议。为抑制民间的反核电运动，东京电力公司还编造了不少核电安全神话。这些神话无疑被11日的海啸彻底冲破了。

　　在震后停电问题上，东京电力公司也饱受诟病。由于核电站停止供电，造成关东地区的电力供应出现缺口，而有富余电力的关西地区却很难帮得上忙。因为关西和关东电网使用的频率不同，前者是60赫兹，后者是50赫兹。是故，关西电网无法直接向关东电网供电。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东京电力公司不得不采取分区停电措施来加以应对。问题是东京电力公司的停电区域的设定和行政区域不对应，以致民众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区究竟是停电还是不停电，从而造成人为混乱。更糟糕的是分区停电致使一些不该停电的行业，如医疗和交通机关也被断电，因而混乱进一步加剧。

　　简言之，倘若在自民党执政时期，政府就能对东京电力公司严加监管，以备不测，那么东京电力公司的安全意识和官僚习气就不可能严重到如此地步。可以说，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迟迟得不到控制和东京电力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不无关联。

　　日本政府宏观调控过于重视经济效益，忽视了危机时期的民生需求

　　这次海啸发生在气候寒冷的日本东北地区。由于雨雪不断，急需向电力和煤气供应已经中断的受灾地区提供大量燃料。可是，因日本政府的调控，日本的炼油厂已由1995年的44座减少到27座，整个东北六县只有一座炼油厂。1995年，日本海沿岸有5座炼油厂，现在也只剩下1座。地震之后，日本太平洋沿岸的炼油厂被迫关闭。灾区的燃料供应不得不主要依赖日本海沿岸的炼油厂。显然，只靠日本海沿岸的那座炼油厂无法满足灾区的燃料需求。

　　而且，运油和储油能力也捉襟见肘。1995年，日本全国有1.8万台运油车，600座油库﹔2004年后只剩下7000台运油车，190座油库。11日的海啸卷走了100多台运油车，灾区幸存下来的运油车要么无法点火启动，要么没有汽油。即使运油车油罐里有油，也无法给自己加油。

　　震后，日本政府从东京、大阪等地紧急调动上百台运油车前往灾区。可是，又遇到了运油车驾驶员不足的问题，因为运油车驾驶员必须持有危险物运输许可证。由于运油车驾驶员数量严重不足，抵达灾区的驾驶员不得不超负荷工作。这些习惯在大城市开运油车的驾驶员到了东北之后，一时无法适应那里的雪地和山道，加上部分道路已经中断，因此行动非常缓慢，以致灾区的燃料供应无法满足需求，一台家用车一次只能加10升油。

　　不难看出，过于强调物流效率和经济效益极有可能影响社会防灾和救灾能力建设。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才有可能做到处变不惊。日本政府对防灾救灾工作的重视堪称典范，即便如此，在大灾来临之后，仍显得手忙脚乱。其他国家就更应该好好地反思一番了。（作者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