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傳
烈士周可傳
周可傳，1911年生，廣西上林人，1935年到日本留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國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秋，到第五戰區一七四師政治部工作。1939年夏，受黨組織指示，到三青團廣西支團任組織組長，積極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為黨組織搜集國民黨廣西當局的軍政情報。1942年桂林「七九」事件後，轉移到廣東、香港等地，從事抗日宣傳和抗日武裝鬥爭。1944年日軍第二次入侵廣西時，在賓陽區民團指揮部任政治顧問。1948年冬，參加領導上林南區武裝起義，開展游擊鬥爭。1949年5月29日，在賓陽下河莊地下交通站養傷時，不幸被捕。同年6月10日，在巷賢新橋被敵人殺害。（資料參考：天堂公墓）
人物事跡
1934年周可傳南高畢業，到南寧樂群社當職員。社總幹事程思遠賞識他。志存高遠的周可傳1935年東渡日本讀早稻田大學，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黨活動，跟學友蘇蔓、蘇文坤、梁炎昌等感情篤深。1937年七七事變，激起了周可傳與同學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10月，周可傳和梁炎昌等取道香港回國，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1938年春，周可傳回到廣西南寧，在邕寧國中教書，並積極投入抗日救亡和愛國宣傳活動。時秋，他赴安徽抗日前線在第五戰區第一七四師政治部任宣傳科長，精明能幹，責任心強。在周恩來等同志指導下積極進行黨的秘密活動，掩護鄂豫皖區黨委、立煌中心縣委；發展黨的組織；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動員組織戰區群眾堅持抗戰；支持前線和為戰地服務；做桂系軍政人員的工作等，激起了戰區抗日的熱情。
1939年夏，周可傳受黨中央的派遣回廣西工作，中共南方局葉劍英把周可傳的黨組織關係轉入桂林八路軍辦事處。憑程思遠的關係，周可傳打入了廣西三青團部，程以書記職務之便將組訓組長轉任周可傳，周以合法身份進行黨的秘密工作。此後，周可傳發覺原組訓組長方某搞派別，反動頑固，就撰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工作精神》發表，揭方劣行，獲程思遠、李任仁(民主人士)支持，並用計擠走了方等反動分子。周可傳隨後利用職權之便，安插我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進三青團。至此，三青團領導核心逐漸掌握在我黨手中，並成為進步青年的活動中心和我黨戰鬥的陣地。周可傳在三青團工作期間，掩護黨的活動，團結廣大青年群眾，同三青團內的反動分子作鬥爭，並運用各種方式宣傳抗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和專制獨裁，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引導青年閱讀進步書籍報刊，走革命道路；還向黨組織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提供了不少廣西國民黨內部的重要情報，在抗日救亡中起了骨幹作用，黨中央給予很高的評價。1940年周可傳與侯甸等到重慶國民黨中央黨政訓練班集訓。經組織安排，周可傳見到董必武，董說：「你們廣西三青團的同志很不錯，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以後繼續把工作做好。」周可傳深受鼓舞，對革命事業充滿了信心。後來他常到八路軍辦事處找曹瑛和李克農聯繫工作，此後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惡言攻擊三青團，矛頭指向周可傳，說周可傳把三青團「赤化了」。
皖南事變後，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特務歹徒公開向革命青年和進步力量進攻。形勢惡化，周可傳審時度勢，組織同志們反擊惡敵，周利用掌握的人事權，安排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分別擔任廣西三青團分布在各縣的22個分團中的主任、書記、股長，使各縣得以相繼成立戰時工作團。部分縣成立中共特支黨組織，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各縣分團在各地抗日救亡中起了骨幹作用。一面掩護地下黨員楊富凡、鄧建成、華嘉夫婦、區雪蕊等同志以到黎塘創辦開智中學為由分散轉移。(在周的指導下，後來的開智中學成為粵桂邊南路回廣西工作的同志和地下黨同志秘密活動的落腳點，為革命鬥爭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周可傳到三青團貴縣分團與共產黨員梁寧、蘇榮燦和盧哲不斷地交換情況，開展地下活動。以後他便在上林、賓陽、貴縣一帶奔走進行地下革命活動，如第一次回鄉在巷賢鼓動村人開辦了夜校識字班，宣傳抗日道理，第二次回巷賢時又勸導村人賣祭資田籌款買槍打日軍，這為後來巷賢鄉青年抗日自衛大隊的成立和上林南區的武裝起義鬥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2年4月，一天，有個人到三青團部找周可傳說是黨派來的，聯繫的暗號是四字，來人錯漏後尾兩字，周可傳不敢貿然相認。以後再也沒有人復來與他接頭。從此，組織關係被中斷了，但周可傳仍然自覺和周圍黨員同志們一道抗日救國，與反動派作鬥爭。
1942年，桂林發生「七九」事件。中共廣西省委副書記蘇蔓、羅文坤夫婦等同志被捕犧牲。過去，蘇、羅與周可傳同留學日本，在桂林又常來往，今遭敵害死，周可傳極度悲痛，激起了對敵人的憤恨，他語重心長地囑咐同志們提高警惕，注意敵人的新動向。
1943年1月，周可傳夫婦、楊富凡夫婦及梁炎昌等從桂林到黎塘創辦開智中學，梁炎昌任校長，周可傳任教導主任，其他人任教師。周可傳想借梁瀚嵩(梁炎昌伯父，第四戰區賓陽區民團指揮官)身份作掩護，把開智中學變成地下黨的一個據點。學校辦起來了，除了傳授文化知識外還教育學生愛國抗日。國民黨反動派得知周可傳的革命活動，就派人去抓，梁瀚嵩在桂林得知消息，便派人通知梁炎昌轉告周可傳。一天傍晚，一車國民黨兵開到學校要抓周可傳，梁炎昌一面應付，一面用本地話吩咐堂弟梁寶昌立即帶周可傳從學校後門轉移隱蔽。天智中學在1943—1947年間，在梁瀚嵩、梁炎昌的保護下，一直是地下黨同志往來的落腳點，如地下黨員林克武、盧哲等同志充任教師，藉此隱蔽，進行革命活動。1946年林克武從粵桂邊南路帶一批同志回廣西工作，領到開智中學以教書作掩護，指揮各縣南路歸來的同志工作。周可傳把開智中學作為我地下黨的一個據點的想法變成了現實，為革命鬥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開智中學，周可傳和地下黨同志常商討並開展統戰工作。當時梁瀚嵩與其他軍閥有矛盾，梁有抗日進步的一面。周可傳找到梁，做他的統戰思想工作，梁即任周為指揮部機要秘書。後來，周又說服梁，同意周可傳推薦的地下黨梁寧、盧哲和進步青年陳保芹等人在梁指揮部掛職，藉此開展地下黨工作，並推薦盧哲任指揮部政工隊長。梁瀚嵩在成立指揮部大會上，宣布周可傳、盧哲是他政治的左右手。周、盧他們繼續做好梁瀚嵩的統戰工作，打着指揮部的旗號，在敵後策劃建立一支由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賓陽淪陷前夕，指揮部從賓陽遷到上林鎮圩。
周可傳隨同指揮部到鎮圩，他把上林抗日鬥爭工作的部署交代盧哲後，與梁商量同意後便帶九位同志翻山越嶺前往賓陽縣鎮龍山，在敵後籌建賓陽縣政府。縣府建成後，梁瀚嵩派其侄兒梁炎昌代理縣長。周與梁互相配合，積極策劃以鎮龍山為依託開展抗日自衛鬥爭，進而發展到崑崙關，大明山一帶，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1944年8月，根據廣西省工委 「一切為了建立抗日武裝」的決定，盧哲、梁寧聽從周可傳的意見，一面協助梁瀚嵩在上林建立五個區民團聯隊，與他們保持統戰聯繫，爭取他們積極共同抗日；一面與各地的地下黨、革命進步青年加強了聯繫，在鎮圩、壙紅、古蓬、思吉、白圩、巷賢以及賓陽北區等地，發動群眾組織擴大武裝，建立大小不等的70多支人民抗日武裝，對敵作戰60多次，殲敵300多人，俘敵30多人，繳獲三大批軍用物資，攻下古蓬、紅渡、北欄三個敵人據點。
1945年3月，日軍敗退，國民黨恢復統治。周可傳與其他同志迫於形勢，轉移貴縣、玉林等地鄉下，開展新的工作。期間，周可傳要梁寧設法為他找尋黨組織關係。一葉知秋，可見周可傳堅心向黨。周可傳於1946年下半年到廣州尋找黨組織關係。周就住在高中同學莫榮甫在廣州開設的「力生莊」商行做秘書等一類工作，利用商行掩護革命活動。在此期間，不少廣西地下黨同志去廣州和香港都由周可傳安排在商行倉庫避敵搜捕。1948年1月，為疏散隱蔽，周可傳妻區雪蕊、好友邵德宏到廣州見周可傳，周可傳安排他們在花縣的楊村小學教書，並做宣傳工作，發動師生出演《一江春水向東流》、《兄弟開荒》等進步戲，贏得了群眾的信任與支持。
1948年10月，周可傳去香港聯繫上了楊德華、馮培瀾，回來後他高興地說，他的組織關係問題已向香港地下黨組織全部講清了，中共南方局的楊德華派他回廣西遊擊區工作。
1949年1月，周可傳夫婦和上林地下黨盧哲接上頭，決定在上林南區搞武裝鬥爭。周可傳決定送妻孩回貴縣。臨別時，周可傳滿懷激情地說：「我到游擊區工作困難，幹革命總會有危險，有犧牲的，不要怕，萬一我遭不幸，你要帶孩子，堅持鬥爭，共產黨是一定會勝利的，黨組織和同志們會照顧你們的。」這正是周可傳鐵心革命，可敬可歌，一生革命的真實寫照。
進入1949年，周可傳和盧哲、周國楊、盧建文等人在巷賢組織武工隊準備起義，發動群眾、培訓骨幹。時任武工隊參謀和顧問的周可傳親自講課，講解放戰爭形勢，講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入淺出，啟迪人們。經培訓的骨幹明理識世，個個摩拳擦掌紛紛籌槍集彈。1949年1月，武工隊攻打了國民黨黃華山金礦，收繳金礦武器，沒收庫存礦沙和黃金並分給群眾，揭開了上林南區武裝起義鬥爭的序幕。4月下旬，上林南區游擊隊在巷賢新隆村商議，組織刺殺縣聯隊長李文瀾，攻打偽巷賢鄉公所，破倉濟貧。當時有人怕打不過敵人，周可傳說：怕什麼，一是我們化零為整，敵駐我擾，敵進我退，以大明山為靠；二是化整為零、分散隱蔽，侍機殲敵，搞武裝鬥爭，使上林革命鬥爭形勢形成南北呼應的態勢，以震懾乃至消滅敵人，如今形勢是雞叫天將亮，我們會勝利的。經周鼓動群情激昂。武工隊隨即通知各村骨幹發動群眾投入戰鬥，不久捉拿了國民黨巷賢鄉正副鄉長，擊敗其團伙，繳獲一批武器，還把巷賢的六個糧倉10多萬斤糧分給貧農。對這上林南區武裝起義，反動當局驚恐萬狀，國民黨縣長王贊光急忙向上求援。不久，敵幾營人從上林、賓陽、武鳴三路向南區進剿，游擊隊分散隱蔽，周可傳與游擊隊一小組撤至六河村時跌傷腳，被敵賓陽團隊包圍。周可傳、周展才等同志被捕，被關在巷賢鄉公所。敵人對周可傳嚴刑拷打，周可傳堅貞不屈。敵上林民團副司令陸華山軟硬並施，誘可傳說同意與其合作，可當司令云云。周可傳一聽大罵，怒斥陸華山。敵上林自衛第一聯隊長李文瀾譏諷周可傳說：「現在捉住你，怎麼樣?」周可傳堅定地回答說：「不怎麼樣，今天你殺害我，我有無數的革命人民明天會審判你。」敵人面對寧死不屈的周可傳策窮無奈，又怕游擊隊營救，於1949年6月10日在巷賢圩把周可傳殺害。碧血殉國，光耀日月，先烈的血沒有白流。1949年11月5日粵桂邊區人民解放軍獨五團第三營北上與上林北區的獨五團第二營集合圍攻白圩，解放三里，實現了周可傳提出的把上林南北游擊區打成一片的夙願。12月9日，第三營回師巷賢清掃殘匪，活捉殺害周可傳的匪首李文瀾並槍決，終於為周可傳報仇雪恨。
周可傳犧牲後，粵桂邊縱隊第八支隊司令員楊烈主持召開追悼會。1981年8月，廣西區黨委組織部作了《關於周可傳同志黨籍問題的決議》，恢復周可傳黨籍並讚揚他革命的一生。碧血染上林，浩氣存千古。周可傳的英名永遠銘記在上林人民心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