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燮

葉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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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字：

    叶燮xiè（1627～1703）清初诗论家。字星期，号己畦。嘉兴（今属浙江）人。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叶绍袁、沈宜修幼子。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任江苏宝应知县。任上，参加镇压三藩之乱和治理境内被黄河冲决的运河。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和诗文集《己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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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葉燮

主要成就:詩論專著《原詩》

民族: 漢族

逝世日期:1703年

代表作品:原詩、江南星野辨、己畦集

信仰 :佛教

身份: 詩論家

別名: 字星期、號己畦、世稱橫山先生

出生日期:1627年

出生地 :江蘇吳江市北厙鎮

國籍 :明末清初

目錄

1人物生平

2主要著作

3詩論主張

4葉汪之爭

5清史文載

6代表詩作

7詞條圖冊

目錄

1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1627年農曆九月二十九日，明崇禎元年，葉燮生於南京國學署，祖居今吳江市北厙鎮葉家埭

村。葉氏家族的歷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葉夢得（1077～1148，號石林）為南、北宋間著名學者、詩人，曾官至翰林學士，極力主張抗金，多陳抗金

較為集中，宋、元間名人輩出，有「吳中葉氏、天下望族」之譽。明初，葉氏第十六世葉福四由同里遷居分湖，成為分湖始遷祖，其居住的地方，後來被

叫作葉家埭（即今午夢堂故里）。定居分湖的葉氏一族，注重對子女的文化教育，以第二十世葉紳起，代有中舉人、中進士的，葉紳在明成化間中進士，

官至尚寶司少卿，人稱尚寶公。其後，第二十二世葉可成、第二十三世葉重弟（葉燮祖父）都是進士出身，葉可成曾參與並指揮抗倭鬥爭，吳江歷史上有

名的勝墩戰役就是葉可成參與策劃及指揮的。

　　葉燮的父親葉紹袁是晚明文壇重要作家，母親沈宜修則是明末最傑出的女詩人，葉紹袁因不滿官場黑暗腐敗，辭官歸隱後，與沈宜修在葉家埭築午夢堂而居，夫婦二人與膝下的子女陶醉在文藝的氛圍里，一門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夢堂集》傳世，其文學成就為葉氏家族史上輝煌燦爛的一頁，時人贊為「吳汾諸葉，葉葉交光」。葉燮正是出生在這樣一個崇尚氣節和有着深厚家學淵源的家庭中，為他此後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葉燮為葉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譜，葉燮原名世倌、字星期。為葉紹袁第六子。

少年高才

葉燮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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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燮的五個兄長、四個姐姐，個個都富於文思才情，在貧淡的生活中，流連詩詞歌賦，表達對於生活的熱愛。特別是三姐葉小鸞，常常手把手地教葉燮讀詩、古文，培養他對文學的興趣和熱愛，小鸞在去世前的幾天，還在教葉燮讀《楚辭》。 家庭生活的幸福，在父親葉紹袁歸隱後的最初幾年達到高

潮，聰慧的葉燮，四歲時由葉紹袁親自教讀《楚辭》，過目即能成誦，一時傳為美談。五歲時，與兄長們一起遷入謝齋（葉家讀書之所）讀書，由葉紹袁

親自教導，葉紹袁常指着家中「清白堂」的匾額對年幼的葉燮他們說：「我家自都諫公以來，五世食祿，所貽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顧不敢忘。我雖貧，

不為戚戚，固窮安命，可以自怡。汝輩若能興起繼志，吾願畢矣！」父親的這些訓誨，葉燮「謹泣而志」，銘刻在心，終生不忘。

　　然而，不幸卻接二連三地光顧這個貧困的家庭，在兄姐們（二兄世偁、大姐紈紈、三姐小鸞）相繼夭折後，母親沈宜修積勞成疾，終於一病不起，那

時，葉燮才八歲，就遭遇了人生三大悲痛之一的「少年喪母」，使年幼的葉燮更多地體味着塵世的悲歡離合。 母親去世後，葉燮跟隨父親讀詩作文，家

庭的變故，促使他在思想上的早熟，詩歌創作也突飛猛進，三兄世傛夭折時，年僅十四歲的葉燮作《哭兄詩八首》載入《靈護集·附》（《靈護集》為世傛的作品集）。

　　受父親葉紹袁的影響，葉燮從小鑽研佛學，精通佛理，尤其是《楞嚴經》、《楞伽經》等。葉紹袁也常把葉燮帶到佛寺接受薰陶。其中，10歲那年，

葉燮隨父到浙江徑山拜訪雪嶠上人，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晚年游廬山時，在山上寺里見到雪嶠上人畫像後題詩：「從來散聖別禪宗，巨擘唯推此一公（雪

嶠）。我到廬山無別識，原來兩世有家風」。可見佛學對葉燮有着深刻的影響，包括他的詩文創作。到了十五、六歲時，葉燮對佛學的理解和闡釋，甚至

連許多道行高深的老和尚都駁不倒他了。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二月，朝廷派人到民間採選淑女，風波傳到浙江，漸近嘉善。葉燮的岳父家嘉善王家緊急派人通知葉燮趕快到嘉善成婚，因

葉紹袁不在家裡（時在杭州），葉燮由長兄世佺帶領趕往嘉善，因趕到稍緩，風波也已過去，沒有舉行婚禮。 恰好那時嘉興府開設科舉考試（考秀

才），葉燮就在嘉興參加應試。三月發榜，葉燮高中第一，其應試文章得到高度評價，學使李于堅（介止）評為：「辭鋒郁壯，妙辯縱橫，至慧心靈悟，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豈小乘家可望」。閣學錢塞庵擊節贊道：「以《南華》之汪洋，闡《楞嚴》之了義」。

三年流亡

　　1644年甲申之變，崇禎自縊於煤山，明朝滅亡。隨後，清兵大舉入關，鐵騎所到之處，「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企圖以武力來威脅人民臣服。 在「民社既屋」之際，有民族氣節的文人、學士，或樹起義旗抗清，或削髮為僧，走向空山荒剎。 1645年農曆八月二十七日，葉燮一大早起來，與三個

兄弟，隨父親在家庵圓通庵，和家人揮淚泣別，乘一葉扁舟，冒着瓢潑大雨，駛向茫茫分湖，開始居無定所，出沒飄搖的流亡生涯，誰都不會想到，這一

去，竟再也沒有回來，故鄉，從此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秋風瑟瑟，蘆葉飛花，淒淒秋雨裹挾着漫無方向的離人之途。船行過處，遭受兵火之劫的土地滿目荒涼，到處是頹牆廢桓，路上儘是逃難的人群，扶

老攜幼。直到九月十二日，打聽到杭州城外皋亭山華桐塢有個叫安廬的地方，較為安全，葉燮立即動身前往，聯繫妥當後，將父親等人接到安廬，暫時歇

腳。流亡途中的生活，讓葉燮真切地感受了人情冷暖。在皋亭山住了兩個多月，在此期間，既無法讓家中知道他們流亡的情況，更無從知道家中會發生什

麼變故。寄居的庵主主動提出來願代勞去分湖跑一趟，本以為有些油水可撈的庵主沒想到葉家竟相當貧困，回到山中立刻毫不客氣地下了逐客令。 與庵

主相對照的是周圍的人家平日對葉家父子就很照顧，聽到被趕走的消息，借了船送葉燮父子離開，也虧得他們幫忙，才僥倖躲過清兵的盤查，重新僱船再走。

　　到下一年（1646）農曆四月，葉燮父子輾轉進入太湖，先後在太湖周邊的寺、庵中避難。一路上，葉燮他們大多寄住在寺、庵，使葉燮有機會觀摩佛事的禮儀，與僧人討論佛學，象奉慈庵迎如來佛像的儀式，聖恩寺說戒受戒的儀式等，既讓葉燮對佛理及佛事有直觀的感性認識，也給葉燮的流亡生活以

些許的精神調節和慰藉，暫時忘卻流亡的痛苦，同時對葉燮的學術和創作有深刻的影響。 在太湖中相對平靜的生活轉瞬即逝，清兵瘋狂搜捕、屠殺江南

一路上困難重重，經過平望時，清兵設了重重關卡，葉燮與父親化妝成農民，棄船上岸，繞道而行，在鶯 湖邊與船隻會合，重新上船，先到嘉善，隨

後，趕往浙江平湖，那已經是1647年的夏天。平湖馮家，是葉紹袁的外婆家，葉燮在平湖陪伴年邁多病的父親，直到父親病逝。

隱居橫山

葉燮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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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燮在平湖料理完父親的喪事後，離開平湖，孤身一人來到太湖，隱居橫山。 橫山，在蘇州城西南約十五里（古時計量，據《木瀆志》）的地方，因四面皆橫而得名。橫山又名踞湖山，也叫七子山。據《橫山志》，橫山方廣四十餘里，蘇州城外的茶磨、吳山、寶華、紫石、民山等山都在橫山範圍之

內，橫山是其總稱，有橫山山脈的說法，其南面臨石湖，宋代詩人范成大隱居石湖，有范石湖之稱。 葉燮在三年的流亡生活中，曾經一度在太湖周邊的山中、寺庵居住，對橫山的地理環境有相當的了解。橫山樹木蔥籠，地域廣大，人煙稀少、人跡罕至，是個適宜於隱居的處所，歷史上的一些名人就曾隱居於些，如朱桓、陸雲、顧野王等。當時，山中就有一名據說姓陶的隱者隱居於此，此人從不與人交往，葉燮隱居於橫山之後，二人也從來沒有見過面，葉燮曾數次去尋訪那人也避而不見，因此，選擇在橫山隱居，可以避開塵世的紛紛擾擾，尤其在清初，存有復明之想的葉燮，自然把橫山看作是一個理想的隱居之處。 古人在選擇隱居場所時，往往存有忠、孝兩全的想法，不少人在先人的墳前結廬而居，同時為先人守墳，盡後輩一點孝道。 葉燮選擇橫山，也不無這樣的考慮。

　　遷分湖之前，葉家的祖墳葬在吳縣西山，遷分湖之後，葉家的祖墳就葬在北厙大珠圩。尚佛的葉紹袁覺得風水不好，多方選擇理想的墓穴。1641年、葉紹袁入太湖，在踞湖山百福字圩看中了一塊地，買了下來，準備安葬先人的墳墓，其後，葉紹袁多次到踞湖山，規劃墳地，到1643年農曆十二月，葉燮隨父親等人到踞湖山百福字圩，將祖父祖母的墳安葬好，並遷入其它先人的墳。在出家流亡離開太湖往浙江前，葉燮還曾到祖先的墳上掃墓。 在橫山隱居，既可以為先人守墳儘自己的孝心，又能躲避清廷的追捕，且有一個安靜的環境讀書，此舉是一石三鳥，橫山，自然成為葉燮隱居的首選之地。 況且，當時葉燮的長兄世佺、四兄世侗、七弟世倕都在橫山附近的鄧尉、支硎等地避難、就醫，也需要葉燮的照料，出於多種因素的考慮，葉燮在橫山隱居下來。 隱居於橫山的葉燮，在橫山一住二十多年，除了出門遊歷坐館之外，幾乎閉門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讀書上，博覽古今典籍，參悟學理與佛理。

  ===奔鲋炊饭===

　　葉燮的婚禮於流亡途中的1646年三月十八日在嘉善的岳父家舉行。在那段流離失所的日子裡，為了照顧疾病纏身的父親和兄弟，在岳父家住了不到二十天，葉燮便不得不與新婚的妻子垂淚泣別。在橫山住下來後，葉燮把妻兒接到橫山，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們自食其力，在住所邊上開墾出小塊土

地，種上稻米、蔬果，還植花種草調節貧困的生活。 為了生計的需要，葉燮有時還得離開橫山。舊時的文人謀生的方式以當私塾的老師為主，稱為坐

館。葉燮也是如此，葉燮少負才名，在江浙一帶有一定的影響，請葉燮前去坐館的人家很多，葉燮前後曾在蘇州本地以及浙江的海鹽、石門等地做過多年的坐館先生。

　　在做坐館先生那些年中，葉燮在教小孩子讀書之餘，還有機會同當地一些少年文士相交往，這些人中，有不少後來成為清初文壇的知名人物或者地方

上的大吏要員。他們以文章聲氣相應求，文人的交往常以酒助興，所謂詩酒唱和，葉燮與這些少年文士的交往亦常常約為詩文酒會，葉燮的雄辯闊論，精

辟獨到的見解，下筆千言立就的敏捷才思，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儼然有精神領袖的風采。而這種交往中建立的友誼，一直保持到人生的暮年，幾十年過

後，名士勞之辨（康熙三年進士）回憶當初與葉燮的交往時說：「予甫事操觚，追隨於…諸君末，大率少壯習氣，未盡除去」。當初葉燮等人的意氣風發

由此可見一斑，勞之辨又說，「其議論兼讀其古文辭，學海才瀾，隨手湧出，予信其必以文章名世」。 葉燮坐館時與文人的交往，以及南來北往的匆匆 奔走，開闊了思維的視野，文友交往時思想碰撞的火花，都為葉燮的詩文創作提供了大量的題材。

　　而葉燮自己對這一時期的坐館生活卻很不滿意，這不是自己願意選擇，而是為了生計的所迫不得已而為之，葉燮把自己這一時期的詩文創作分別結集

為《奔鮒集》和《炊飯集》，正是表達了這種思想。鮒是鯽魚的古稱，奔鮒即是為了覓食而奔波的魚，炊飯的意思也差不多，說明了無奈、艱苦卻還要去

做的意思。因而，這兩部書稿中的大部分作品，葉燮晚年在編《已畦詩文集》時多刪棄沒有選用，僅存的部分作品也散見在其他人回憶、追悼葉燮的詩中。

科舉出仕

　　清朝初年，為了鞏固和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特別是抗清運動聲勢浩大的江南地區，清朝統治者一方面殘酷鎮壓抗清運動，包括進行文化控制，製造了「明史案」等慘案，一方面又使用懷柔手段，籠絡江南的知識分子，在科舉考試中，大量錄用江南的知識分子，尤其蘇州，清初的科舉考試中，出了 許多狀元（當然還有大量進士），狀元和進士的數量超過全國其它地方。 隨着清朝政權的逐步穩固，復明已經成為不可能，在這樣有時代背景下，胸懷大志的葉燮重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選擇，決定走科舉出仕的道路，做一番人生的大事業。

　　早在少年時期，為了應試科舉，葉燮就學習過應制的詩文寫作，青年以後，社會時局的變遷，生活境遇的變化，使葉燮在詩文創作時喜歡「六朝駢麗指事屬辭餖飣藻饋」一類的作品，即詩文中堆砌華麗的詞藻，也學習長於表達情感的長短句（即詞）的寫作，這些寫作，是葉燮在特定條件下的遊戲之

作，晚年時，葉燮把此類作品盡行砍去，一首不留。 科舉應試，主要是寫策論之類的文章。葉燮為了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在大量閱讀經史子集等典章

時，把讀書過程中的一些思考，寫成策論式的文章，一則是練習應試的技巧，一則是記錄自己讀書的所思所得，這些策論文章中的部分精品，後來收入

已集》。 收入文集的這些策論，一方面繼承了「文以載道」說，一方面又能直抒胸臆，爭是非而不爭工拙，文章議論風發，語言雄辨，很有氣勢，構思

畦文新穎，立論大膽，層次清晰，步步深入，極富感情色彩，而最突出的特點是能不因襲前人，提出自己新的觀點卻又非故作怪語的翻案文章，如《諸葛

孔明論》、《李泌論》等。從具體的事實出發，以實踐來檢驗功過是非，在層層推進的論述中，認為諸葛亮並非歷來所論的「智」與「義」，李泌則才是

當之無愧的「社稷之臣」，此論力排眾議、不同凡響。經過精心的準備，葉燮在科舉考試中一路順風滿帆，康熙五年（1666）在鄉試中中舉人，康熙九年取進士。

　　進士歸來，葉燮的知名度比以前更高了，趁着尚未被選派官職，葉燮到安徽黃山等地遊覽，抒發豪興。黃山的雄奇險絕、變化萬端，其氣象之闊大，

讓葉燮感慨不已，他在黃山住了十多天，反反覆覆地體味揣摸黃山的精神和韻味，但沒有寫一首詩，在古稀之年追憶當年游黃山時，依然為黃山的博大精深所感懷，覺得難以提筆作詩。

知縣寶應

　　寶應古稱安宜，秦時屬東陽郡，唐代天寶年間，尼姑真如於安宜得到八樣寶物獻給肅宗，朝廷目為祥瑞，即將安宜改為寶應，隸屬揚州府，沿習至今。 康熙十四年（1675），49歲的葉燮懷着為國為民干點有益事業的理想，出任寶應知縣，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葉燮到任之時，寶應縣境滿目瘡夷，

百廢待興，而民怨沸騰充塞於道，葉燮接任之時，立即着手整頓吏治，興修水利驅除水患。 寶應縣境東北有一射陽湖，是當地的大湖泊。前任孫蕙在任

時，射陽湖發生一起殺人劫案，遷延日久，未獲真盜，孫蕙急於破案，竟輕信其心腹奸吏祥的捏辭，將射陽湖無辜漁民四十六人，指為盜匪團伙，駢斬結

案。葉燮到任後，當地漁民紛紛告狀訴說怨情，葉燮展開周密的調查，詳察災情，在查清事實真相後，嚴懲兇犯，為被殺的無辜漁民恢復名譽，加以撫

恤，終使怨案雲開霧散，並將奸吏祥驅逐出境，贏得當地百姓的拍手叫好。 面對當時連年水患，那些高官們只知墨守成規，卻不懂因勢制宜的治水方

法，徒擾百姓而於患無補。康熙十五年，淮（河）黃（河）並溢，山陽釣魚台，寶應高家堰，高郵清水潭一時並決，河水泛濫，聲如雷霆，道路村莊全被

衝垮，百姓呼號連天，景狀十分慘烈。葉燮征督民夫搶修堤防，對老弱病殘的貧戶一律免派，而對那些「公然脫籍簿」，依然燈紅酒綠的豪紳富戶卻概不豁免。葉燮審時度勢，根據地理狀況採用合理的方法加緊搶修，葉燮親自參加搶修河堤的勞動，與民工同吃同住，經過三個月的奮力搶救，寶應東西60里

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緩解了水災造成的損失，雖然得到了百姓的擁戴，卻也得罪了那些豪門富戶、縉紳之家。 水災剛過，洪水尚未退盡，當道監司即令

申報涸田，以便恢復征賦。當道派出使者查勘，厲聲呵斥：居然目中無官，而不報涸田。葉燮陪同使者同去查看，待看到實情以後，使者也只得同情地嘆

息而去。 興修水利恢復生產都需要錢，以前，寶應地丁歲入了萬餘兩，驛站額支1萬餘兩，到葉燮時，地丁歲入僅1700餘兩，且須按月提解，無可挪移，

驛站額支減為400餘兩，不啻杯水車薪，應付往來信使猶嫌不足。而「三藩」軍興以來，軍器、糧草等運輸使費，皆須地方墊支，雖可報銷拔補，也大多

是一紙空文，葉燮多次呈文催拔，自然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強拔補，也是大打折扣。葉燮面臨財政空虛，而家無餘資的情況，只得私人舉債，以應驛政急

需（後來還有人到橫山向葉燮討債）。其實，葉燮並非沒有錢路。當時寶應有「萬鄉紳之盜案」等三大獄，說情者，仇陷者，絡繹不絕。若以此據為奇

貨，攫取萬金可說輕而易舉，葉燮卻絲毫不為所動，秉公執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潔為當地百姓所擁護。

白田風雅

　　作為詩人的葉燮，在繁忙的公務政事之隙，不滿官場的黑暗腐敗，置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的社會現狀，一腔悲憤之情溢於筆端，寫下了反映寶應民生疾苦的《紀事雜詩十二首》，悉系發自肺¸之言，堪為史詩。《御馬來》寫討伐「三藩叛亂」時，騎兵過境，先遣一騎衝風而來，「手持大府貼，

馬到頭行」，索要軍需糧草限時刻日，軍帖告誡：「毋輕身與名」，連縣官吏役都戰戰兢兢，何況百姓。清廷為恩賞討叛將士，特自內庫關發餉銀，由京

解送前線，稱為「帑金」，《帑金遞》紀述，所過州縣，要確保其安全，且須備足民夫到站倒換，「夕到朝送發，斯須勿停徂」，而寶應當時「邑小剩殘黎」，應募的人雖勉強挨達前州，卻「道死十三軀」，屍體運回，家人哭聲動野。

　　反映寶應水患的《荷鍤夫》記一位荷鍤持畚、挑土築堤的老翁，「皮骨拋酸楚」，「腸飢轉鳴鼓」，相反豪門巨戶卻「占籍酣歌舞」。《采柳謠》描

述水患時的擾民，當時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采東鄉，今年采西鄉，東西兩鄉柳，采之盡斧戕」，以致「境內一望空」，而這些「投之滄淵

中，飄如馬脫僵」。《衙前鍾》等抨擊上官、令史和大差們，不顧人民疾苦，索要「犧牲酒醴羅，玉帛交橫陳」的供應，尤其是頻繁的大役，搞得人誠惶誠恐，聞「鍾」喪膽，惟恐「抗拂立粉齏」。　

　　葉燮的這些詩稿在寶應的文人中迅速流傳開來，一批正直的文人為知縣的人品、文品所感動，不約而同地匯集起來，用詩人的敏感和率真，寫出了一批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作品，並且追隨在葉燮身邊，形成了一個詩人群體，這些人和葉燮結成了真摯的友誼，並這種友誼保持、發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終

老。 這些人中有稱為寶應二傑的王築夫、陶 （及其子文虎），寶應狀元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當時還是青年），翰林侍讀喬萊及其子崇烈等。 喬

萊，號石林，康熙六年進士，後舉博學鴻詞，升至翰林侍讀，至今寶應仍存其私家園林縱棹園。喬萊與王式丹在葉燮晚年曾多次到橫山探望葉燮，留下不

少詩作。喬萊歸隱後在故居（後改名虧園）築樂志堂，請葉燮作《樂志堂記》，那時葉燮已64歲。 後來，寶應的詩人還邀葉燮重至寶應，並由葉燮撰

《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寶應又有別稱白田，後來，寶應的詩人將葉燮在寶應時所作的《記事雜詩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和後來重至寶應所作的詩與

詩人的作品，分別編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風雅》等集子。這一時期是清初寶應詩人最活躍的時期，極一時風雅之盛，史稱白田風雅。

罷官退隱

　　儘管葉燮在寶應清廉自守、政績斐然，得到人民的愛戴，卻也不免要得罪一些人。先是葉燮的前任知縣孫蕙（字樹百，山東淄川人，順治十八年（1661）進士，康熙八年至十四年寶應知縣），孫蕙因禮聘同鄉蒲松齡為幕賓得風雅之名，蒲松齡因不滿其工於權術、貪婪無厭，不到一年即辭他而去。葉燮晉京謁選時，已升任戶部給事中的孫蕙將心腹祥（見上二篇）相托。葉燮平反射陽湖冤案並作成《湖天霜》一詩記述，還將祥驅逐，孫蕙知道後對葉燮種下刻骨仇恨，務求置之於死地，以杜草菅人命之糾彈。

　　接着葉燮同榜進士江西李振裕（其父在明末任光祿寺少卿，降清後任兵部侍郎）在吳三桂舉兵攻略江西時，以其父曾流寓寶應與邑中李姓相契，遂舉家東遷，抵寶應之日，向葉燮索馬夫一百名，葉燮以額例為辭，李振裕卻逕命驛站夫頭，如數派往其家。是日，適總河都御史巡河至寶應，需差役卻無人承應，葉燮詢問驛差，回答說往李翰林家供役了。葉燮責備夫頭，引起李振裕惱怒，派健仆二三十人，持刀挾矢，震噪公堂，鎖去衙役五人至其家，鞭打幾死，葉燮前去理論，李非但不認錯，反而惡語相向，並忌恨在心。後來，李升至戶部尚書。

　　還有江都張問達，聽信捕風捉影之辭，昂然向葉燮勒饋千金，遭到拒絕，竟鼓動淮揚間的邑紳大戶共同尋找葉燮的毛病，一時流言四起。加上過往寶應的各級官吏都未能從葉燮那裡索要到財物，對葉燮也多有指責。 於是，縉紳大戶訌於下，藩司河道責於上，往來官員怨於朝，葉燮以一區區縣令，自然擋不住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況其中又有兩位聲勢煊赫的京官，終不免以「該官庸懦成性，河漕繹站，百事廢弛」的空洞罪名罷官而去。 罷官之後去向何處，葉燮在給侄子舒崇的信中說：「無論夢斷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復不作。」即分湖是不回去了，那麼，能去的，看來也只有曾經隱居過二十多年的橫山了。

　　葉燮離開時，兩袖清風窮得連趕路的盤纏也沒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寶應的父老鄉親獲悉之後，湊錢為葉燮置備行裝，買船送葉燮離開，送了一程又一程、讓葉燮非常的感動，揮筆寫下《贈行碑》一詩。多年後重至寶應時仍有「贏得長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馬頻嘶」的欣慰。罷官之後的葉燮，深知以自己的個性無法在當時的官場立足，因而絕意仕進，在離開寶應回橫山前給侄子舒崇的信中說：「既已在世外，宦遊永斷」，萌發出放浪山川之志，在同一封信中說「瓢笠之念已居六七」。 葉燮回到橫山安頓好家眷之後，帶上簡易的行李，開始了名山大川之行。葉燮的此番遊歷，不同於一般的遊山玩水，既為了消遣胸中的鬱悶，領略山川風情，也由於生活的貧困，可以通過知交的朋友，略略得到一些經濟的資助，同時增加生活歷練，豐富人生體悟。

遊歷山川

　　葉燮先後東到泰山，登臨泰山絕頂，西至嵩山、華山，南遊閩粵歷雁盪山、羅浮山直到南海之濱。祖國的壯麗河山，既給他以美的享受，又使他開闊視野，拓展心胸，跳出一己之榮辱得矢的考慮，提高了思想情趣，愈加熱愛生活。遊歷中，有機會更多地接觸下層人民，增加了生活閱歷，極大地豐富了詩文創作的題材。這一時期，是葉燮詩歌創作的多產期，除了和友朋之間的唱酬外，更多的是感悟山水的心得以及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甘苦的紀實之作，這些詩作很快流傳開來，產生了較大影響。在遊歷中，葉燮有機會廣泛接觸全國各地文化學術界的一些名流。年輕時代的舊交不少已成為當時名士，如曹溶（秋岳，浙派詞開創者）、吳之振（孟舉，宋詩派先導）等，還結識了一些新朋，象寫戲劇《桃花扇》的禮尚任、張玉書（翰林學士、尚書）、朱彝尊（竹坨，浙派詩人飲袖）、梁佩蘭（藥亭，嶺南三大家之一），以及當時詩壇領袖王士禛（漁洋）等人，朋友間的討論切磋，批評辨駁，使葉燮對當時詩壇現狀有了較清晰的認識，特別是詩壇流弊覺得有必要加以矯正，這一切，初步觸動了葉燮《原詩》創作的想法。

　　王士禛對葉燮的詩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詩古文鎔鑄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卓爾孤立，不隨時勢為轉移，然後可語斯言之立」。 這一次的詩意遊歷，對葉燮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後，葉燮十分重視行萬里路的遊歷，每有機會，必欣欣然出行。 在《將遠遊奉別諸同人》一詩的序中，葉燮寫道：「餘生平好名山水如同饑渴，岱宗嵩少匡廬黃山，曾陟焉而得其勝，獨未登太華、峨眉為憾。今年已七十，倘復遷延不往，其不為終生疚乎？決於今春奮然出門，以畢此願。……余此行原決不望生還，……倘獲長逝於削成萬仞雪嶺天半、丹崖翠壁、古剎（佛塔）名藍（即寺院）之間，便當埋此，題一碣曰：『有吳橫山人葉子之墓。』斯願長畢矣」。

　　76歲那年，葉燮還為沒有到過近在百里的紹興五泄而遺憾，決計前往，遊玩回來後不久，就在橫山病逝。

  ===设馆授徒===

　　葉燮在遊學過程中，對當時詩壇盛行的刻板的摹擬和復古之風十分不滿，為了宣揚自己的詩歌理想，回到橫山後，葉燮在住所辟出房屋，招收學生，設館授徒，系統教授自己的詩學觀點，講解詩歌理論，指導詩歌創作。在教學中，葉燮以杜甫、韓愈和蘇軾三家的詩作為教材，葉燮認為這三家都體現了創新和求變，是影響其後詩風的代表人物。三家中，葉燮最推崇杜甫，除了感懷其身世遭際和史詩般的紀實風格，更重要的是杜詩中的創新，葉燮認為杜甫的詩包源流、綜正變，前人詩歌的優秀品質，「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為前人之詩也」。

　　葉燮以杜甫為楷模，學習大師們創作的「自命處」，根據具體實事，自抒胸臆，因情而文。葉燮對自己的詩歌創作頗自負，對學生們訓誨說：「我詩於酬答往還或小小賦物，了無異人。若登臨憑弔，包納古今，遭讒遇變，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與眾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前賢在側，未敢多讓。」 當時從葉燮學詩的人很多，其中沈德潛、葉長揚、張錫祚、薛雪等後來都成為一時名士。

　　張錫祚（1672-1724，又名永夫），木瀆人，生活貧苦，為人高潔，氣節高尚，詩才橫溢，後來窮餓而死，其墓葬靈岩山下（即再來人墓）。

　　薛雪（1861-1770），字生白，號「一瓢」，清通醫學，與當時名醫葉天士齊名，有《一瓢詩話》等作品傳世，論詩繼承葉燮的主張。

　　葉燮的學生中，成就與影響最大的要數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

　　沈德潛少有才學，大器晚成，67歲才中進士，翰林院編修，授尚書銜，得到乾隆皇帝賞識，稱為「江南老名士」，特許沈建立生祠，親書「詩壇耆碩」之匾，死時，乾隆還為其寫了輓詩。沈德潛著作等身，其詩學著作《說詩晬語》，大多引葉燮的觀點，就是不曾明言是葉燮的言論，亦多暗襲葉燮的說教。《說詩晬語》不成系統，但其地位使其影響比葉燮要大，也使葉燮的思想得到廣為傳播。

　　沈德潛後被尊為「乾嘉詩壇托塔天王」，連葉燮的對手汪琬也不得不感嘆「橫山門下，尚有詩人」。

　　葉燮的學生中還有侄子葉舒崇（四兄四侗之子），舒崇九歲喪父，由葉燮撫養長大，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但舒崇也不幸早夭，死時僅三十多歲。舒崇得葉燮親授，才名享譽文壇，與葉燮並稱，有「大阮小阮」之目，其流虹橋（位於松陵鎮）軼事在文壇傳為佳話，王士禛、朱彝尊等人均有詩詞以記。

2主要著作

      《原诗》原附刊《己畦集》中，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后收入《昭代丛书》和《清诗话》中，合为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新校注本（与《一瓢诗话》、《说诗□语》合刊），以《清诗话》本为底本,校以《己畦集》本,仍分4卷；内篇上下分卷,据文意略有调整。内篇为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论源流正变，即诗的发展；下卷论法度能事，即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己畦集》中尚有《与友人论文书》等文学论文，宗旨与《原诗》略同，内容亦不出以上三个方面。

3詩論主張

    关于诗的源流正变，叶燮认为：“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变之中有不变者在”：本于六经之道，合乎温柔敦厚之旨,雅而不可涉于俗,这些是不能变的。所以体现这些原则的最高典范《诗经》与杜甫诗也是“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的。因此，叶燮既主张文学的进化,说“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又反对文学的质变，斥骂“叛于道、戾于经”者为“反古之愚贱”。出于这种观点，他要求作诗者这样处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先学习古人,“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久之，“又能去古人之面目”，而“卓然自命”。

    关于诗的法度能事,叶燮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则“自然之法立”，“诗之能事毕矣”。因而对于格律、声调、起伏、照应之类，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要求“神明变化”,使合乎反映理、事、情的需要。“理、事、情”三者，叶燮强调“理”，认为“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所以“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才、胆、识、力”四者，叶燮强调“识”，认为“识为体，而才为用”,“识明则胆张”,无“识”而有“才”、“胆”、“力”便会“背理叛道”，成为“风雅之罪人”。他还声称:“理、事、情”虽为“在物之三”,但“备物者莫大于天地,而天地备于六经；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故反映“理、事、情”均需“适于道”。这套以“才、胆、识、力”反映“理、事、情”的理论，是叶燮在文学理论上的主要创造，他曾数次以此为《原诗》和自己文学理论的宗旨。

    关于诗的工拙美恶，叶燮提出：“当争是非，不当争工拙”，“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则工拙定。”但他之所谓“是”，又以“适于道”为最高标准。由此出发，他重质轻文，说体格、声调等等仅是诗的“文”，必有“诗之才调、诗之胸怀、

     诗之见解以为其质”，故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而以识充其才，则质具而骨立”；重自然而轻人工，认为“自然之理不论工拙,随在而有,不斧不凿”，起、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反对片面追求“陈熟”或者“生新”，认为二者均属“无本”，指出陈熟、生新以及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等等“对待之两端”，均“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若能“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不可也”。

    叶燮的诗论具有明显的 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以及辩证法思想，他实际上试图把 文学创作建立在 反映论的基础上，并试图解决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但他未能把一般哲学原则融入诗的特殊规律中去，所以有的观点不够贴切，如以“在我”的才、胆、识、力反映“在物”的理、事、情之论。同时他又坚持正统儒家立场，所以仍以合于六经之道为文学的最高原则，且最终倒向了以理摄物的 客观唯心主义和否定 破旧立新的 折衷主义。他的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清代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叶燮的诗论原为纠正明代前、后七子和公安派这两种对立倾向而发。因此在破除正统封建观念、促进文学质的革新方面虽嫌不足，但在总结历史经验、帮助正统文学继续延展方面却颇多可取见解，尤以对前、后七子拘泥体格、声调的批判最为精彩。他的《原诗》也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

    叶燮的诗论对沈德潜、薛雪有一定影响，但沈、薛均未能进一步发挥叶燮的进步观点，沈德潜则反而发展了叶燮的落后观点，实际上已另立宗旨，别为一派。

4葉汪之爭

　清朝葉燮以詩論著稱於時，其《原詩》以見識拔群、持論系統而贏得生前身後名。他於康熙九年高中進士，康熙十四年，「委任」為江蘇寶應縣「縣長」，為政清廉，民本觀念甚強。袖清而心向民者，向來都是為政界「顯規則」之大頌，卻是官場「潛規則」之大忌，在官場潛規則中，清廉，意味着無銀襾奉上；民本，也意味着沒心思奉上；有此兩端，無以立政界，所以葉燮當「縣長」不足兩年，「一屆」都沒幹完，即被罷官了。

　　罷官後，葉燮定居江南吳縣之橫山，絕意仕進，專意教授生徒，時人呼其為橫山先生，他修了一座茅房，起陋室名為「二棄」，源自南宋詩人鮑照之詩「寂寞身世兩相棄」，葉燮父親早死，被父所棄；又被機構開除，為君所棄，所以叫做「二棄」。做了「棄兒」，生活堪憐，晚年常常是缸中無米，櫃中

無菜，只得以野菜充飢，多以學問換飯酒，若有人家請他去開壇設講，他樂意前往，條件是「桌子上冒熱氣」，得管一餐飯，還得有酒；但葉燮講學，多「看人下碟」，富貴而冒充風雅者，給的出場費再高，講課費再厚，他也不願意上這樣的「百家講壇」：「吾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爾？」屠沽兒不僅有酒食，而且請葉燮這樣的名人來講課，一堂課就可以有好幾萬「小意思」的啊，葉燮卻不去，不要，寧可「忍飢誦經」。屠沽兒詈之為酸腐，葉燮自謂為知識分子的清操。

　　葉燮在橫山開辦了一所自支自收的「民辦學校」，雖然沒有政府扶持，學校開辦得倒也生氣勃勃，一時，後生俊彥，奔趨門下，不乏卓然大家者，如沈德潛，如張玉書，納天下英才而育之，其成就感應該不輸當官吧。但在橫山不遠之處的堯峰山下，另有一人也開辦了一所「民辦高校」，此人名汪琬，也是清朝一大家，其名氣其時在葉燮之上，汪琬也是從政府里退下來的，這個汪琬，寫起詩來溫文爾雅，性格卻比較卞急，喜歡罵人，與其持論不一致者，他就跳起來相罵，一罵，就不留情面，非得爭個耳紅脖子粗不可，「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批折人。」他與當時的于成龍幾乎要打起來了，于成龍曾經諷刺汪琬，說他有次登泰山，想拉屎，忍住不拉，要等下山四十里，才「遂於碉畔溺矣，而泰山，不加穢也。」拉屎要拉到汪琬所在之地，氣得性格暴躁的汪琬「跳躍謾罵，幾至攘臂。」另有名宋琬者，本與汪琬相好，但因觀點不同，汪琬就不再與之相往來，並以與名而同字為恥：「吾乃與此人同名。」

　　碰上了這一主兒，自然有好看。葉燮與汪琬，也就遠交而近攻。他兩冤家，當年關係挺好的，有年，朝廷要開科舉了，葉燮對汪琬說，我們兩個去考，非高中不可的，我們是去還是不去呢？「我二人在所必舉，將應舉乎，抑不應舉乎？」汪琬說，咱們都不去吧。葉燮信以為真，沒想到這個汪琬，用這法子除掉了一個「競爭對手」，他一人去考了，一考就中了，把葉燮給出賣了。曾有這樣的過節，現在又一山二虎，兩人有「生源之爭」，還不鬧得個不亦樂乎？汪琬招收了數百學生，學校里書聲琅琅，葉燮哪裡也是「遠近從學者亦負笈踵來，館為之滿」。其實此時，兩人之間的個人恩怨倒不是特別計較了，其分歧主要是政見不同，持論不一，於是兩人就互相攻訐，並且發動學生各自組織陣營，大打筆仗，橫山與堯峰，雙峰對峙，各自拉了隊伍扔板磚，那景致自然格外壯觀。

　　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汪琬與葉燮，各有所長，論搞文學創作；葉不如汪，論搞文藝理論，汪不如葉。兩人「罵架」，當然屬於搞理論的事情了，所以，這種論爭，葉燮占了上風，葉燮把汪琬的集子全部拿來，逐字逐句「捉蟲子」，一行一段「找岔子」，從錯別字到病句，從知識引用到邏輯推理，從文章做法到立論根據，一一給批駁，全方位給挑刺，又從整體上做了一個「文學批評概論」，專門形成了一本書，叫做《汪文指謬》，把汪琬端上檯面拋到桌面來「鬥垮斗臭」，出其大醜。

　　汪葉這兩個文壇學界重量級人物的論爭，在大清一代，熱鬧有餘，瘴氣也有餘，除了各自指陳知識性硬傷之外，其它方面更多的是為了爭論而爭論，甚而在某些方面，兩人的觀點本來一致，但為了不屑與對方為伍，也就你做正方，我偏做反方，其情形類同於「電視辯論」。當然，兩人在論爭中也傾注了相當多的心血，也多有自己的理論建構，特別是葉燮，為此專門出了一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他的一種治學成果。

　　但是，葉燮把這成果給自毀了。汪琬死後，葉燮把那本《汪文指謬》收攏來，一把火給點着了，其弟子甚是不解，葉燮說：「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為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非為汪氏學竟謬戾於聖人也。今汪歿，吾少一諍友矣。」葉燮怨怪汪氏多意氣，其實也是自責的，他並不把汪琬當詆毀自己人格的對手，而是把他當砥礪自己思想的推手。

　　文人相輕，是個老毛病了，許多文人，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利益衝突，也不是其「學謬戾於聖人」，只是見不得「其名太高」，所以也就常常意氣太盛，互相謾罵，到死都不相往來，一見其死，或者遭難，就歡欣雀躍，幸災樂禍。汪葉之爭，不能說他倆沒染文人相輕的習氣，但是，他倆還沒至於文人相敵。葉燮焚書，談不上文人的道德高標，卻也沒觸及文人的人格底線，不是文人的好榜樣，卻也是文人中好樣的。

5清史文載

　　當是時，海內以詩名者推士禎，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興葉燮，字星期，其論文亦與琬不合，往復論難，互譏嘲焉。及琬歿，慨然曰：「吾失一諍友矣！今誰復彈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燮父紹袁，明進士，官工部主事，國亡後為僧。燮生四歲，授以楚辭，即成誦。康熙九年進士，選授寶應令。值三藩亂，又歲飢，民不堪苦。累以伉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職。時嘉定知縣陸隴其亦被劾，燮以與隴其同罷為幸。性喜山水，縱游宇內名勝幾遍。年七十六，猶以會稽、五泄近在數百里獨未游為憾。復裹糧往，歸遂疾。逾年卒。寓吳時，以吳中論詩多獵范、陸皮毛，而遺其實，著原詩內外篇，力破其非。吳士始而訾謷，久乃更從其說。著已畦詩文集。士禎謂其鎔鑄往昔，獨立起衰。

6代表詩作

　　【迎春】

　　律轉鴻鈞佳氣同，肩摩轂擊樂融融。

　　不須迎向東郊去，春在千門萬戶中。

7詞條圖冊 葉燮葉燮 參考資料： 1. 奧數網

詞條標籤： 中國古代史人物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