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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的業餘愛好竟是逛青樓

古代文人

來自網絡的圖片

古代文人的業餘愛好竟是逛青樓到了晚唐以後,詩文里的青樓更多了一些生活氣息,艷浮之作不少。被詩化的不僅是妓女的精神,連妓女的身體也包括了。讀中國古代歷史,了解更多歷史真相——如有一首詩寫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題詞之事:[1]

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滑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

據說外國有些姑娘也喜歡請作家在她們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簽名題字,肯定是從這位中國唐妓處學去的。

目錄

金陵腿上逞歐書

唐代還有一篇着名的小說叫《遊仙窟》。所謂的仙窟即是青樓。一是人們喜歡詩化自己的風流艷事,二是青樓之游也的確令人慾仙欲死。所以古人道「遊仙」時,常常就是嫖妓,就像西方人說去洗手,實際上是去撒尿一樣。

唐代文學中的青樓,都給人一種仙境之感

遊仙窟》用極長的篇幅詳細敘述了主人公如何來到仙窟,受到了如何盛情體貼的款待,並調動各種修辭手段描寫主人公與兩位妓女互相戲謔、挑逗,寫得極為生動活潑,才華橫溢,艷而不俗,色而不淫。

即使是肉體交歡的段落,也極力詩化之,最後臨別時無限傷感,發出「人生聚散,知復如何」的慨嘆。其實青樓之歡,不就是「為了告別的聚會」嗎?

整個唐代文學中的青樓,都給人一種仙境之感。仿佛是「青樓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遊?」

到了宋朝,詞這種文學形式發展得鋪天蓋地,以至搞得許多後人只知有宋詞而不知有宋詩了。其實,宋詞與青樓的關係比唐詩還要親密。去掉青樓,唐詩的損失並不太大,只是結構性的,不是總體上的。

而宋詞若是離了青樓,簡直就潰不成軍,只剩下幾個「豪放派」的傻老爺們,手持銅琶鐵板,干吼着「大江東去」,知道的是唱宋詞,不知道的還以為要表演硬氣功呢。

隨便翻翻宋人的詞集,詩化青樓之作俯拾皆是,故這裡不作抄錄。一般說來,「詩莊詞媚」,詞這種形式,特別適合吟風弄月,傳情表愛。就像現在的流行歌曲,除了熱戀就是失戀。

青樓「文化」

所以,比之於詩,詞更加真實、更加細緻地寫出了妓女和客人們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但也正是於此,理想的色彩減少了,仙境的感覺沖淡了,給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種人生雅趣。

到了元朝,作家們都成了臭老九,地位與妓女不相上下

像柳永的「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多麼瀟灑適意。秦觀的「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多麼地一往情深。周邦彥的「琵琶輕放,語聲低顫,滅燭來相就」,多麼地溫香醉人。

較之唐詩,許多人更愛宋詞,原因恐怕就在於宋詞更好地表達了人之常情吧。宋詞把青樓詩化得溫馨可人,當真宛如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我見猶憐,能不叫人愛煞乎?

到了元朝,作家們都成了臭老九,地位與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詩化青樓之作表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把青樓寫成淫冶放蕩之所,藉以撫慰或發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另一種是反映青樓黑暗面,寫妓女的不幸和反抗,從中寄託自己的人生抱負。

大戲劇家關漢卿就塑造了趙盼兒、宋引章、謝天香、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這時的青樓給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個戰場,需要鬥智鬥勇。當然,結局總是大團圓的。中國人在最悲慘的情況下,也不會放棄對這種詩化模式的偏好。所以,青樓仍然是美的。

明朝據說是資本主義萌芽了,於是青樓里湧進來許多暴發戶的款爺,左一張港幣,右一張美鈔,你想錢那東西是天底下最髒的,這麼一來,無論怎麼詩化,青樓都多少有點洗不乾淨了。

青樓里湧進來許多暴發戶的款爺

像《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瑤琴還是懂得人間真情,蠻可愛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比我們這些俗人要乾淨一萬倍。

《金瓶梅》中的青樓描寫

但是像《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寫的那些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等人,卻實在是青樓里的敗類。此外,青樓里又多了許多「棒尖」的幫閒無賴王八蛋,欺內瞞外,烏煙瘴氣。

如此一折騰,青樓的形象遭到了破壞。也許這屬於一種「現實主義」詩化吧,不能讓青樓總那麼「月朦朧,鳥朦朧」下去,是騾子是馬,該拉到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去遛遛了。

到了清朝,除了有《桃花扇》這樣的「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歷史劇繼續美化李香君這樣的俠烈妓女外,出現了大量的狹邪筆記和小說。

在這樣的文字中,青樓像家常便飯一樣被談論、被調侃,悲劇、喜劇都變成了鬧劇。直到20世紀初,《九尾龜》、《海上繁花夢》等書刊行後,青樓已然詩味寡然。

青樓像家常便飯一樣被談論

隨着青樓的衰落,人們越來越不會做夢。聰明的人們着穿了仙境的不實,看穿了雅趣的無用,他們拋棄了酸文假醋的詩化,直截了當地說着「嫖娼」或「逛窯子」或「打野雞」。

歷史的車輪在前進,輾碎了青樓之夢、紅樓之夢。會作詩填詞、會琴棋書畫的青樓女子沒有了。只有一些天天關心自己三圍的靚女們,遊蕩在人生的舞場邊,在等待西門慶的金牙一閃,便好「與狼共舞」。

古代妓女床上風月床下風雅何以如此風流

導讀:文學大家林語堂曾說,「妓女是叫許多中國人嘗嘗羅曼蒂克的戀愛滋味。而中國妻子則使丈夫享受此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這就是說妓女……

文學大家林語堂曾說,「妓女是叫許多中國人嘗嘗羅曼蒂克的戀愛滋味。而中國妻子則使丈夫享受此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這就是說妓女對於中國文學的有着不可忽視的推進作用。

確實,古代妓女尤其是名妓對於中國文學的推進作用無可置疑。翻開塵封的歷史,恐怕不風流的古代作家寥寥無幾。妓女對於作家心靈的寬慰自然是作家們才思湧泉的好引子,更為直接的,以妓入文,吟詠風月,才子佳人故事成了重要的創作題材。南齊蘇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濤、魚玄機,宋代的李師師,明清之際的李香君、柳如是、顧眉,近代的賽金花、小鳳仙等都屬於這一類喜愛結交名流的風塵女子。她們淪落風塵,完全違背三從四德的古訓,本應受到封建禮教的絕對排斥,可是,眾多有不凡見識的文人墨客卻對她們表示出極大的寬容。

以唐朝薛濤為例,她遺留下的詩大部分是贈答相知者的,其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就有韋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劉禹錫、蕭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着名詩人都有詩贈她。這種一唱一和,無疑提高了薛濤的社會地位。一千多年下來,薛濤的詩尚傳世九十首,李冶的也有十四首,實屬不易。而且,她們的詩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詩》中。

然而,僅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設置的道德標準嗎?其中秘密何在?原來,在男全社會設置的道德規範下,有文采的風塵女子適應了他們的一種需求,就是為尋求異性刺激和抒發抑鬱感情,為研討詩文,為顯示雅士風度,為出風頭和提高名聲,從某種意義上,能夠與有文采的風塵女子在一起,是一種身份的象徵。如薛濤一般的風塵女子聰慧過人,修養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監令。

有她們出場,男士們興致就上來了。據《唐語林》記載,一次西蜀官員聚會,薛濤在座,行酒令,要求語帶禽魚鳥獸內容,一位刺史說「有虞陶唐」,其實「有虞氏」非魚,說錯了,大家忍住沒笑出來;輪到薛濤,她說「佐時阿衡」,眾人說她話里沒有魚鳥,應當罰酒,她卻笑着辯解:「衡」字里有小魚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沒有一點魚呢!說得眾人大笑起來,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濤機智風趣的應對,令滿座生輝,妙趣橫生,士大夫當然要徵召她們游宴了。

唐代詩人元稹《寄贈薛濤》說:「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薛濤寫了那麼多的贈答詩,原因就在這裡。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員地位不穩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慘,兩者之間有着命運無常的共同點。被貶江州的白居易,見到「老大嫁作商人婦」的長安妓,同病相憐,寫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着名詩句。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風塵女子想要在社會上立足,就必須遵守這個規則,想方設法得到士人的賞識。

因為士人不僅能抬舉她們,也能貶抑她們。據說以寫俠士詩聞名的唐人崔涯,每將詩題於娼肆,不脛而走。他的毀譽,能令這個娼館或者門庭若市,或者門可羅雀。他寫詩嘲笑李端端,李憂心如焚,請他可憐,另寫一首好的,他應允了,於是豪富爭到李家去。文人雅士的社會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文人雅士的扶持。雙方實現了生物學上的共生關係,也打造了彼此雙贏的青樓市場。

再說了,在古代的三百六十行中,有一個不成文的習慣,就是為自己所從事的行當找一個「開山鼻祖」或聖達賢人。比如教書先生把孔夫子當鼻祖,木匠認為魯班是鼻祖,音樂界推李龜年為「樂聖」,愛茶人稱陸羽為「茶聖」,就是這個道理。娼妓也不例外,為了表示這個職業的合理合法,她們也找到了自己的「娼聖」。是誰能當此重任呢?那就是春秋時的着名的文人雅士、政治家管仲。清代的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閭三百也。」關於「女閭三百」一事,《戰國策·東周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明人謝肇浙的《五雜俎》云:「管子之治齊,為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由於管仲是歷史記載最早公開地、大規模地設娼者,所以被後世妓女奉為祖師與神明。

除管仲外,古代娼妓還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褻可知。徐珂的《清稗類鈔》說他又叫妖神:「娼家魔術,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禱之。」千百年來,娼妓對白眉神十分恭敬,「初薦枕於人,必與艾僸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

中國古代社會,對於男性實行的是一種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條件就是:只要是不會破壞婚姻和家庭的性關係就允許;凡是有可能破壞婚姻家庭的性關係,則必定嚴厲譴責與禁止。也就是說,一個擁有相當的財產和社會地位的男人,在家裡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擁有妾時,擁有婢女。他可以只跟妾過性生活,也可以與婢發生性關係。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卻不能與任何女性通姦,也不能擁有任何現在意義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這是因為,如果女方已經結婚,這就會破壞別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還沒有結婚,她的失貞也會破壞她將來的婚姻,或者使一個其他男人無法找到老婆。這就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里非常根深蒂固的「社會公平」的內涵在性關係方面的具體化。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限定,就必然會有讓步和另外的寬容。那就是允許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這是因為,娼妓的社會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不可能與一個有一定財產和地位的男人結婚,充其量也不過是被男人「贖身」而成為他的小妾。這雖然往往會使這個男人很丟臉或者沒面子,但是卻並不違反社會制度。怪是怪了一些,但是畢竟無傷大雅,於別的男人無妨,社會當然不會大加干涉,笑話笑話而已。對於低階層的男人來說,就是明媒正娶一個妓女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那個妓女在婚後能夠恪守婦道就行。

這樣一來,妓女的等級實際上就與社會上男人的等級相一致了:貧寒之男只能去煙花巷裡的娼寮,找那些慘不忍睹的爛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頭有臉的妓院,找那些類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體面的男人,也就是那些文人雅士則去那些夠得上名聲顯赫的青樓,找那些詩詞歌賦、無所不精的高級名妓。也正是文人雅士於高級名妓的結合,才使青樓文化流傳千古,直到如今。[2]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