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女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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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女權主義，被廣泛定義為反對部分或全部形式的女權主義。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起，美國反女權主義者對女權運動展開了相當強烈的反擊。這場反女權運動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新右翼」保守勢力控制下的美國媒體所作的宣傳。
歸納起來，媒體的重要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媒體嘲諷和醜化職業女性、單身女性和男性女權主義者，將女權主義者的形象妖魔化；其二，媒體通過宣揚傳統女性的回歸和「後女權主義」時代的來臨，將女權主義運動的理論與目標終結化；最後，媒體通過「個人化」女權主義議題，公開放棄女權主義立場，以及宣揚消費主義等，成功將女權主義議題「去政治化」。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反女權主義 [1]
別稱 反女性主義
萌芽時間 20世紀70年代後期新右翼
性質 男權主義反對女性主義的人類平等
手段 妖魔化職業女、單身女、女權男
外界評價 美國新聞的墮落
自19世紀中期以來，美國歷史上爆發了多次婦女運動，如19世紀中期的婦女權利運動，20世紀初期的婦女選舉權運動，以及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婦女解放運動等，為推動美國婦女爭取平等的經濟與政治地位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由於婦女運動的諸多主張與美國傳統價值觀互相衝突，因此，每當婦女運動取得或者即將取得一些成果時，美國社會主張維護傳統社會秩序的保守勢力便會向婦女運動發起不同程度的反擊。其中，70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因在立法上取得了一些可觀的實質性進展而激起了社會保守勢力尤為猛烈的反擊。在里根與布什政府期間，執掌美國政權的「新右翼」指責女權主義是美國社會道德下滑、核心家庭解體、家庭價值觀受到威脅等的罪魁禍首，使保守主義的反擊勢力在80年代的美國四處集聚，形成了一股相當強大的反女權運動逆流，其勢力時至今日仍十分可觀。反女權運動自開展以來「戰果」不菲，不僅成功地阻撓了「平等權利修正案」的通過，而且在反墮胎與反同性戀者權利等問題上功不可沒。反女權運動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與「新右翼」控制下的美國各種媒體所作的宣傳與報道有關。概而言之，「新右翼」控制下的美國媒體在反女權運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將女權主義者的形象妖魔化，二是將女權主義運動的理論與目標終結化，三是將女權主義議題「去政治化」。
為了強化美國社會對女權主義及女權主義者的偏見，反女權主義者將少數激進的思想進一步地激進化和誇大化，並將之普遍化為所有女權主義者的觀點，從20世紀80年代起利用媒體對女權主義者的形象做了大量負面的、甚至具有欺詐性和誹謗性的描述與宣傳。首先，美國主流新聞媒體籠統地將所有的女權主義者的形象妖魔化。在電視、報紙和廣播等影響廣泛的大眾媒體中，女權主義者被描繪成為缺乏幽默感的自私鬼、不修邊幅、刻意把自己打扮成沒有女人味的「變態狂」，以及整日爭風吃醋、吵吵鬧鬧地爭辯不休的「潑婦」。此外，在媒體的刻畫下，女權主義者不但愚蠢至極，經不住激進女權主義者的煽風點火而成為美國精英婦女為自己謀取名利的工具，而且易怒且魯莽，整日怒氣沖沖，思想極端且僵化，無處不發現性別歧視，認為「肯定性行動」與其他政府計劃是實現性別平等的唯一途徑。在一些電視與廣播節目中，女權主義者甚至被罵作「妓女」、「豬」、「淫婦」和「巫婆」等。 其次，主流媒體還將鬥爭的矛頭指向一些特定的女權主義群體。例如，2001年春季的一則大學報紙廣告將「校園女權主義者」描繪為專門傳授如何痛打男人以及如何研究被害者心理學等的「邪教」教徒。那些討論家庭暴力問題的女權主義者則被描繪成為可憐的受害者，時時刻刻都在發牢騷，都在控訴男人和社會。這類女權主義者被媒體統稱為「醫院女權主義者」(infirmary feminists)，意即她們都是聚集在醫院或瘋人院裡的腹痛患者、厭食和貪食症患者、憂鬱症患者、強姦和亂倫受害者。此外，那些支持或同情女權運動的男性女權主義者也未能倖免於難。在電視與廣播等媒體中，他們被稱為無用和懦弱之流，沒有男子漢氣概，不是陽痿患者、畸形人，就是害怕老婆嘮叨的「氣管炎」(諧音妻管炎)患者，更可能是事業上的失敗者或感情上的失意者 對那些已經結婚成家並養育子女，但卻為追求經濟獨立和實現社會價值而走出家庭邁入職場的職業女性，媒體也濃墨重彩地將之妖魔化。她們往往被描繪成為自私自利的工作狂，事業上野心勃勃，把家務全部甩給本應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的男人，將幼年子女送入缺少照管的託兒所，對稍稍年長的子女也疏於關心，不願承擔應盡的責任。大多數情況下，她們在家庭與工作兩者之間奔波，精疲力竭，精神壓抑，並因此而常常痛苦不堪，工作家庭兩相誤。(P145-146,155)更有甚者，由於這些職業女性面臨家庭與工作的雙重壓力，她們還被妖魔化為美國婦女懷孕後流產的可能性最大的群體，要為美國家庭生育率嚴重下降負相當一部分責任。
與職業女性相比，主流媒體對單身女性妖魔化的程度更為厲害。在70年代初女權運動正高漲之際，單身女性在媒體中以正面的形象出現：她們擁有真正的朋友，工作積極，生活無憂，其健康、獨立、快樂的形象受到廣大觀眾的認可和喜愛。可是到了80年代，媒體將女權主義與「仇視男人」、「仇恨婚姻」與「痛恨家庭」等同起來，那些未曾走入婚姻殿堂的單身女性因此而被描繪成為「痛恨男人者」、「鼓勵離婚者」和「憎恨兒童者」。此外，單身女性在熒屏上還常常被刻畫成為「病態的孤獨者」，她們沒有女性知己朋友，生活孤獨；她們渴望男人的愛，一再降低婚姻標準，整日裡幻想着某個男人會將結婚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上。在八、九十年代《新聞周刊》、《紐約時報》等報紙與雜誌的報道中，惡夢成為單身女性床前唯一的伴侶，一旦生病，無法阻擋的無助感與孤獨感使她們的情緒陷入最低潮，有時懷抱一個被淚水澿灑的枕頭，有時則淒涼地站在閣樓的窗前。正如一份婦女雜誌上一篇報道的標題所言，「沒有愛，沒有男人：這就是單身女子為追求獨立所付出的高昂代價」。不僅如此，媒體還將單身女性刻畫為最易受艾滋病侵襲的群體以及艾滋病的傳播者。據統計，1988年，美國死於艾滋病的所有患者中實際上只有8%為女性，但在各電視台的電視節目中，死於艾滋病的患者全部為單身女性。很顯然，這是媒體對事實的嚴重歪曲。簡言之，在這一時期，美國電視熒屏上很少描繪單身女性在工作場所工作的情況，更鮮有突顯其工作場所的快樂與驕傲。相反，單身女性要麼被描繪成沒有感情的冷血動物和怪物；要麼是精於算計、一心想飛黃騰達和一味追求名利的野心家，其事業上的成功正好與她們性生活上的失意與失敗成正比；要麼是身患抑鬱症的老處女或感情上嚴重受挫的神經病
總之，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新右翼」控制下的媒體忽略主流女權主義思想的真正目的在於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別歧視，而不是痛恨所有男人和家庭這一事實，也無視後工業社會給20世紀後期美國經濟帶來重大影響的現實，將一切社會問題嫁禍於女權主義，誇大女權主義者應該承擔的責任，貶低、歪曲和妖魔化職業女性、單身女性等女權主義者的形象，使得許多婦女害怕將自己與女權主義者聯繫起來，對女權主義運動傷害極大。另一方面，媒體對女權主義者的所有這些妖魔化的「再現(representation)」，實質上也體現了保守的「新右翼」勢力對美國傳統社會秩序受到女權主義者挑戰的擔憂和恐懼。[1]
除了妖魔化女權主義者形象，美國媒體在20世紀後期的反女權運動中所起的另外一個重要作用是為女權主義發布「訃告」、舉行「葬禮」，終結化女權主義理論及其目標。首先，反女權主義者在新聞報道中宣稱美國大多數普通的勞動婦女不堪家庭與工作的雙重壓力，紛紛放棄工作和事業，重又回歸家庭和傳統女性身份(Cocooning)，並進而宣布女權主義理論在本質上是為上層婦女服務的、完全脫離現實的精英主義理論，從而終結化女權主義理論。[1]
舉例來說，在80年代，《新聞周刊》、《紐約時報》、《華爾街雜誌》、《大西洋》、《當今美國》、《洛杉磯時報》、《紐約人》、《財富》等主流媒體杜撰了一系列的新型詞彙，如「新型傳統家庭」、「回歸愛巢」、「回歸婚姻」、「新嬰兒潮」(與戰後美國的「嬰兒潮」相區別)等，以描述那些美國婦女紛紛離開職場，回歸家庭，將子女從「可憎」的託兒所接回家中，做全職妻子和全職母親的所謂「新的發展趨勢」。所有這些詞彙，一經使用，就受到了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與青睞，各大報刊與雜誌紛紛在頭版頭條刊登與此「趨勢」有關的消息、故事以及人物專訪。總之，根據美國80年代主流媒體的宣傳，美國婦女已經厭倦了對事業的追求，意識到了一心追求所謂的獨立而以家庭作為代價是多麼愚蠢的選擇，因此，越來越多的美國婦女會放棄對事業的追求，重又回到家庭：「『超級女性』時代已經走到盡頭，鐘擺是該擺向另一個方向了」。
媒體在宣布女權主義所倡導的「超級女性」時代一去不復返的同時，大力宣傳「積極女性」時代的到來。與女權主義者截然不同的是，這些自80年代起備受電視、雜誌與廣播等大眾媒體推崇的「積極女性」(the positive woman)採用一種「積極」的態度接受在身體與智力上與男人不同的現實，也接受美國社會各行各業男女待遇不平等的現狀。她們性格溫順而嫻靜，固守傳統的女性及家庭觀念，將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家庭生活之中。而且，正如「積極女性」這一概念的提出者——反女權主義者菲力斯·斯加拉弗利(Phyllis Schlafly)所倡導的那樣，她們是要通過回歸家庭，通過在家庭中重新承擔起賢妻良母這一角色來恢復美國傳統女性的價值，為維護美國家庭的穩定、復興和發揚美國傳統文明作出貢獻。然而，事實證明，這些所謂的「新的發展趨勢」，只不過是一些受到「新右翼」資助或支持的反女權主義者根據一些少數的個人事例所作的預測，完全沒有以廣泛的調查作為基礎。而主流媒體在大量引用和反覆報道那些虛假的、沒有充足證據的研究成果之前，也不願意或不屑於對這些研究數據進行核實。《財富》雜誌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就曾坦言，「倘若要真的去做一份調查，那花費將是巨大的」。
美國主流媒體終結化女權主義的另外一個重要舉措是宣告「後女權主義」時代的來臨，並大力宣揚「後女權主義」思想。自80年代後期起，特別是在90年代，美國主流媒體，如《新聞周刊》、《紐約時報》、電視、廣播脫口秀以及諸多大眾雜誌都宣稱美國已經進入「後女權主義」時代。90年代以後，美國一系列「後女權主義」作品受到媒體的高度重視，其作者也都被冠以「後女權主義者」，很快成為了媒體的新寵。例如，由於媒體的宣傳，「後女權主義者」諾拉·多爾(Laura Doyle)的作品《投降的妻子》(Surrendered Wife)在2001年發表後一躍成為亞馬遜網上書店排名前10的暢銷書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媒體所宣揚的「後女權主義」，並非是學術界和女權主義理論界所指的「不斷演變的婦女運動的一個階段」，也並非是根源於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分析模式的對當前女權主義理論及實踐的挑戰與發展，更不是代表着多元文化主義、承認差異、反映其與其他也要求變革的哲學與政治運動(如後殖民主義運動)之間關係的一整套成熟的女權主義理論。相反，美國媒體在八、九十年代所宣揚的「後女權主義」是一個經過了反女權主義者蓄意「改造」的概念。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一個女權運動停滯不前，或不再重要，也不再與現實相關的時刻」，其言外之意，是說「女權運動前輩們所贏得的勝利果實已經充滿於我們社會存在的每一個角落，倘若有人仍然喋喋不休地談論婦女的受害者的地位，那麼他們已經完全脫離了現實，是毫不相干的了」。因此，當女權主義者堅決反對和抵制家庭暴力、強姦、性騷擾之時，「後女權主義者」不僅批評女權主義者的立場，而且毫無根據地斷言說所有這些都只是女權主義者的憑空臆想，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婦女們應該停止整日裡的抱怨與牢騷，擺脫可憐的「受害者」的身份和形象。上文所提及的「後女權主義者」多爾在其暢銷書《投降的妻子》中也宣稱婚姻與家庭的秘訣全在於妻子是否溫順，指責女權主義是造成美國婦女喪失從前可以享受的工作場所的保護法案、不堪家庭與工作雙重負擔等的根源所在，並且倡導美國回歸傳統家庭，恢復傳統的性別角色。(P24-25)由此不難發現，美國主流媒體所宣揚的「後女權主義」在本質上是反女權主義的，其目的是宣布女權主義目標的終結。
正因如此，各大主流媒體在宣揚「後女權主義」思想的同時，宣稱美國婦女在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裡已經獲得與男子同等的地位，因此女權運動的目標已經達到，女權主義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一時間，女權主義的終結問題成為各大媒體的熱門話題。《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以「婦女運動已經結束」作為其開頭，各大新聞媒體也宣揚過去美國社會阻礙婦女在職場上晉升的種種障礙已經被女權運動一掃而光。以「成功女性」、「公司女總裁」等為標題的宣揚成功女性的報道出現在《紐約時報》、《商業周刊》等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1998年《時代》雜誌的封面上，一位「後女權主義」作者駭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女權主義是否應該壽終正寢了？」
很顯然，通過對一些無可考證的報告或發現的重複宣傳，美國主流媒體宣告傳統女性的回歸和「後女權主義」時代的來臨，充當了女權主義的「訃告發布者」以及「葬禮舉辦者」，以達到終結化女權主義理論與目標的目的。
在美國60年代後期爆發的婦女解放運動中，女權主義者提出了一個重要主張，那就是諸多與婦女的生活密切相關的女權主義議題都具有政治意義。這裡的「政治」，指的是「個人或團體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的能力或過程」，因此，政治說到底是一種權力關係。在此基礎之上，激進女性主義者提出了「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觀點，即在家庭和婚姻這些貌似最個人性的私域裡，存在着權力分配的政治問題。以極富代表性的墮胎問題為例，在激進女權主義者看來，墮胎不只是家庭內部問題，而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因為它涉及政府關於墮胎的法律以及由誰來支付墮胎費用的問題。激進女權主義者通過「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舉動，成功地將墮胎問題轉變成了政治問題。除此之外，女權主義者還借鑑「新左派」的鬥爭策略，鼓勵和組織婦女們分享個人的經歷，討論色情文化、託兒所、性騷擾、強姦、家庭暴力（如毆打妻子、虐待兒童）等問題，使她們認識到這些「個人的」問題也是美國社會的普遍問題，是有着社會原因的，因此必須通過政治途徑予以解決。顯然，激進女權主義者之所以將所有這些問題「政治化」，是因為一旦這些重要的女權主義議題成為了政治問題，政治鬥爭就自然成為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方式，圍繞這些問題而展開的鬥爭也只能藉助政治力量或法律手段來解決，以督促政府制定相關政策。
與激進女權主義將「個人的」事情「政治化」相反，美國反女權主義者所採取的一個重要策略是利用媒體將女權主義所關注的問題「去政治化」。這一策略的實施首先表現在各主流媒體將美國婦女所遇到的各種家庭生活與工作中的問題描述為純粹的「個人問題」，與社會經濟狀況以及文化背景等毫不相干，更與政府政策或政治沒有任何關係。例如，80年代後期開始，為了吸引公眾的眼球，美國電視新聞、脫口秀以及報紙等大量報道強姦、色情文化、亂倫、家庭暴力以及性虐待等事件，但卻宣揚說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由於純粹「個人的」(包括男女雙方)原因所引起的，與父權制、男性家長制和男性特權完全沒有關係，也不涉及任何權力關係。如在討論家庭暴力、強姦和性騷擾等問題時，媒體的慣常做法是「責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即認為受害女性性格上有缺陷，喜歡發牢騷、抱怨，或者行為不檢點，舉動過於輕佻，才導致了這些事件的發生。
媒體「去政治化」女權主義議題的另外一個重要方式，是公開放棄其女權主義立場，或避免表明或拒絕承認其與女權主義有任何關聯，並故意將那些女權主義者關心的問題擱置一邊，不予理睬。在70年代中期，美國一些黃金時段電視節目曾經短暫地討論與女權主義相關的問題，並將女權主義問題穿插於其他一些政治問題的討論之中。但不久以後，這些女權主義議題或與女權主義相關的電視節目都從屏幕上消失，少數一些想要將與女權主題相關的節目搬上熒屏的節目製作人也處處碰壁。80年代初以女權主義為主題的熱門電視劇《凱格里和拉思》的遭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起初，該劇劇本多次遭到電視製作人的拒絕，原因是其主要人物形象——兩位女性警察過於強悍和獨立，不符合美國大多數人對女人的審美要求(事實當然證明正好相反，這些形象受到許多觀眾的喜愛)；其後，CBS電視台拍攝了該電視劇，但對原劇本情節中涉及支持墮胎選擇權等女權主義議題的部分作了大幅修改；而且，由於右翼保守勢力的繼續反對，CBS劇組人員不得不對外宣布說此劇並不涉及任何女權主義主題，公開放棄其女權主義的政治立場；最後，CBS在1983年迫於壓力取消了這一電視劇目的播放，雖在觀眾的強烈要求下重播，但只是被安排在一個非常冷門的時段，而到1987年秋季，CBS完全砍掉了這一節目。
進入21世紀，美國一些重要政府網站也同樣採取了對女權主義議題「去政治化」的策略。根據2004年的一項報告，美國「婦女事務局」網站上，25份非常重要的、真實反映美國婦女生活與工作狀況的調查與報告文件被刪除。這些文件包括：「男女工資差異」、「同工不同酬：近35年以來的調查」、「男女收入比較」以及一些涉及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的報告等。而代替這些文件的，是統計數據存在着嚴重問題的一組報告，如「婦女在高科技領域的任職情況」、「女性企業主」和「美國法律界成功女性」等。由於過於樂觀地估計了美國婦女在各個領域裡爭取男女平等所取得的和將要取得的成就，這些報告誤導性極強，使人們誤以為政府已經沒有必要制定相關政策去改善婦女的生活與工作狀況，即沒有必要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婦女的問題。同時，「婦女事務局」網站的這一做法使人們無法再從此網站獲取關於美國男女工資收入不平等現象的相關數據，也使人們獲取相關可靠信息和數據的渠道堵塞。總之，「婦女事務局」這一筆刪除，一下子就把女權主義議題「去政治化」了。
此外，20世紀後期美國消費主義時代的到來為媒體將女權主義議題「去政治化」提供了嶄新的方式。此時的媒體在宣稱「後女權主義」時代的到來，將女權主義目標終結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指出既然美國的婦女們已經實現了與男人一樣的平等地位，那麼婦女們現 在迫切需要的，不是「新的權力或權利」，而是「新的生活方式」；不是「自我決定」，而是「自我滿足」，是那種在「銷品貿」里就能夠得到的物質上的滿足。因此，美國主流媒體鼓吹消費主義，美化和誇大婦女們從購物中獲得的滿足與樂趣，號召婦女們積極響應消費社會的號召，企圖用消費自由代替婦女所追求的真正的自主權，並最終用消費主義取代女權主義。自70年代中期起，在廣告商們的策劃下，被動的消費者們以全新的「新時代女權主義者」的面貌閃亮登場——她們在充分行使着自己擁有的權利：不是與男子平等的政治或經濟權利，而是購買產品的「權利」；她們也在行使自己「選擇」的權利(意指在墮胎問題上與反對墮胎的「贊成生命派(pro-life)」相對立的「贊成選擇派(pro-choice)」)：不是在選擇墮胎還是繼續懷孕之間作出「選擇」，而是在收銀台前做出是否購買某商品的「選擇」。此時，婦女們對於「自我決定」權的要求被嚴重削弱和貶低：她們雖然也在行使着「自我決定」的權利，但不是根據自己作為一個社會的人所應該做出的「決定」，而是跟隨和響應市場的呼喚而做出的購買商品的「決定」。總之，「新時代女權主義者」是以消費為導向的時代里虔誠的消費者，她們完全認可消費主義文化，而婦女們是否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對她們來說已經不再重要了。
這種主張用追求「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代替追求「新的權利」、用婦女的「消費自由」代替「真正的自主權利」的所謂女權主義，被黑人女權主義學者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非常形象且恰當地命名為「生活方式女權主義」。這種「生活方式女權主義」宣稱任何一位婦女，無論其政治信仰是什麼，都可以成為女權主義者，只要他/她們追求消費自由，跟進和響應市場的號召；此外，「生活方式女權主義」還指責女權主義理論是空洞的精英主義理論，於現實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上的重要性，並將女權主義理論貶為「學術女權法西斯主義的工具」，否認理論在各種女權主義思想中的作用，無視和排斥學術界內外正在進行的關於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和應用的爭論。在這些所謂的女權主義者眼裡，對婦女而言，最為重要的，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是與消費社會的信息完全吻合的諸如享受美食、購買高檔鞋、名牌服飾與化妝品的自由。不難看出，媒體鼓吹消費主義的目的，是用消費主義麻痹女權主義者，轉移女權主義者或女性對政治問題的注意力，或削弱她們的政治敏感度，使之在專心於物質消費之時忽略對自身地位的捍衛，從而壓制婦女與女權主義者的政治言論，將婦女的與政治相關的言辭「銷聲匿跡」，將婦女的自我表達的願望引向「銷品貿」。因此，「生活方式女權主義」本質上是反智識主義的，是一種企圖將女權主義「去政治化」的「偽女權主義」。
的確，一旦主流媒體與廣告商、銷售商實現共謀，其用消費主義「去政治化」女權主義的威力是十分強大的。雖然並未公開譴責與聲討女權主義，但媒體聲稱它們代表所有女性的利益，使用「市場潮流」這個「一致性」大棒，有效地抑制婦女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的願望，阻止婦女實現其政治與社會抱負。而且，正如克里斯托夫·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自戀文化》一書中所言，一旦消費主義以支持婦女的姿態站在婦女一邊共同抵抗男性的壓迫，它對女性的進步所造成的傷害是最為險惡和巨大的。「廣告業以解放婦女為名，鼓勵她們大量地消費，並且將消費的自由偽裝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主。……因此，廣告業在將婦女與兒童從父權制的權威下解放出來之時，即刻又將他們置於一種『新的父權制』的統治之下，這就是廣告業、大型工業公司以及政府三者的聯合體。」
總之，反女權主義者為了與女權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採用了與女權主義「反其道而行之」的鬥爭策略，即通過「個人化」婦女的問題，公開放棄其原先的女權主義政治立場，以及鼓吹消費主義文化等策略，來最終實現將女權主義議題「去政治化」的目的，使女權主義失去其在公共領域討論和爭辯婦女問題的理由。
從以上美國主流媒體對女權主義者形象的妖魔化，對女權主義理論及目標的終結化，以及對女權主義議題的「去政治化」3個方面，人們不難看出，在「新右翼」的直接與間接控制下，美國媒體成為了為美國保守主義政治思想和政治利益服務的工具，不僅有效地阻擋了女權主義運動的進一步發展，而且通過妖魔化等手段使女權主義者在公眾中的形象受到歪曲和醜化，致使公眾對她們的思想觀點和政治主張產生誤解和反感。相當程度上講，正是美國媒體的這些負面作用，導致美國女權主義運動自20世紀80年代中葉起開始走下坡路，甚至出現倒退。對此，美國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資深記者勞利·加雷特曾一針見血地評論道，「這是美國新聞的墮落」。
反女權回潮時期美國女權主義的探究：
美國女權主義在後現代語境中呈現出眾聲喧譁，雜語共生的態勢。改良派認為女權主義理論應該實現範式的轉變，走向「市場女權主義」;激進派對女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危險的曖昧提出警示。儘管改良派風頭正勁，但宣布後女權時代已經來臨為時過早，仍有許多人以行動主義的方式進行着反抗。
蘇姍·法呂迪把保守的里根、布什時期稱為反對女權主義政治的倒退。20世紀70年代末，反女權初現端倪，80年代初，本質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入主白宮，80年代中期，反女權進入大眾文化視野。新右派領袖最先拋出了反攻的中心論點：婦女平等應為婦女乃至社會的不幸負責。新右派婦女組織不遺餘力地反對女權主義，反女權的聲音還來自知識分子群體。[2]
在美國頭號反女權主義者、自由作家喬治·吉爾德看來，獨立單身職業女性的生活是一場災難，而且她們的獨立威脅着男性作為養家人的戶主地位。芝加哥大學教授阿蘭·布魯姆認為經過婦女運動，女人從男性獨裁中解放了出來，可以為所欲為，婦女解放不僅造成了社會問題、經濟問題，而且還破壞了美國的學術研究。1991年，加州一百多名教授成立了「加州學者協會」，攻擊女性研究項目，宣稱僱傭女性和少數民族以及註冊女性和少數民族學生是在破壞學術標準。
在反撲潮流下，許多前鐵杆女權主義者修正了自己先前的女權主義觀點。貝蒂·弗里丹收回了在《女性的奧秘》(1963)中的「過激」言論，家庭不再是「舒適的集中營」「陷阱」，而是捍衛幸福的最後一座堡壘。弗里丹在《第二階段》(1981)中的女權主義觀點主張超越性別政治，弗里丹修正後的不談性別只談家庭的「捍衛家庭女權主義」與新右派的觀點極為合拍。
費城藝術大學教授卡米拉·帕格利亞(1947～)因為《性面具》(1990)一書一夜成名。帕格利亞為等級制歡呼：「性自由、性解放，不過是現代妄想。人類是等級制度的動物，將一種等級制度清除掉，另一個則將取而代之，也許後者比前者更難讓人合意。」①帕格利亞恭維男權制：「男人創造了這一切。……如果讓文明掌握在女性手中，我們將仍然生活在草屋裡。」②她宣稱「歷史上婦女不長於用概念思考並不是因為男人限制她這麼做，而是婦女不需要為了生存而去進行概念思考」。③對於帕格利亞等人對女權主義思想的全面顛覆，貝爾·胡克斯指出，帕格利亞的「新」女權主義最大的問題在於帕格利亞及其追隨者「剝去了女權主義所有激進的政治目標，包括批判性別歧視，號召摧毀男權制等。她們重新包裝了女權主義，使得女權主義最終成了只關心在公眾領域與所屬階級的男性取得性別平等。」胡克斯諷刺自封激進的帕格利亞「在白人至上資本主義男權制舞台的中央自我陶醉」。
凱蒂·羅伊夫(1968～)是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紐約大學教授。評論界稱羅伊夫的《事後的清晨》(1993)是「女權主義討論中的新聲」，「了不起—是羅伊夫這代人對以女人的名義打造的女權主義發出的第一聲抗議」，「一本像炸彈一樣的書」。羅伊夫毫不掩飾對女權主義的厭惡和反感，她替男性鳴冤叫屈，責備女權主義者在性問題上神經過敏，責備性騷擾受害人抱住受害者身份不放。胡克斯指出羅伊夫的批評代表着一種女權主義寫作中的不良傾向—將女權主義變得狹隘、瑣碎、去政治化。年輕白人特權女性創造的女權主義敘述重新將物質上占優勢地位的白人女性的經歷擺到中心地位，否認種族差異和階級差異，這不僅表現在構建女性身份方面，而且表現在與女權主義運動的關係方面。認為女權主義主要是為了物質優越的白人女性，也主要與物質優越的白人女性有關，這是一種錯誤的倒退。[2]
娜奧米·沃爾夫(1962～)在《以火攻火》(1993)中為女性已經奪取的權力大唱讚歌，並且為女性如何自我賦權進行了熱情洋溢的描述。女性黑暗、無情的一面曾經被忽視、抹煞，如今正得到認可，女性應該放下對權力的恐懼，「要去想象侮辱女性的行為會遭政治報應；要去找錢、用錢；要去想象勝利並享受勝利。」④復仇、金錢、勝利應該成為女性的合法夢想。
胡克斯指出新生代女權主義作家凱蒂·羅伊夫和娜奧米·沃爾夫的作品「完全忽視種族和階級問題，狡猾地顯示好像女權主義運動中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些討論一樣。」大眾可能會輕而易舉地產生沃爾夫所謂的「富裕心理」，但帶來豐厚物質收入的職業機會對他們來說卻是可望而不可及，沃爾夫的權力觀不具包容性。沃爾夫拒絕認可女權主義是一場尋求消滅性別歧視，消滅性別剝削和性別壓迫的政治運動，她所謂的「權力女權主義」是一種去政治化的女權主義，將女權主義化約成了個人自助的夢想。[2]
改良派與激進派的交鋒：
隨着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轉向學院，由於學術圈的女權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誠，第二次浪潮後的女權主義者不斷向市場經濟發起攻擊。經過理論的概全化，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中可以說根本無法生產出有女權主義特點的東西。但是沃爾夫建議在體制內開展活動，認為女性能夠做到既支持資本主義，同時還能表現出進步。胡克斯認為看到改良的價值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她認為欣賞改良並不意味着就必須反對革命、消滅革命。胡克斯和沃爾夫的分歧體現了當代美國女權主義理論中反對市場派和主張市場派之爭。
反對市場的胡克斯、南希·弗雷澤等思想家認為，權力女權主義背離了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的路線。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反對二戰後出現的國家資本主義，從再分配、認可、表徵三個角度對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中的經濟不公、政治不公、文化不公展開了批評，要求對體制的深層結構進行改變。作為一場小規模的反文化運動，女權主義思想在全球範圍內得到傳播，但由於環境的變化，如今的女權主義充滿曖昧含混，容易受到新型資本主義的誘惑，為其合法性效力。
女權主義的某些理想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順利合流並非毫無鋪墊。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脫胎於新左派，新左派批評國家資本主義，譴責公司文化要人們墨守成規、步調一致，新左派的這個觀點為更具靈活性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提供了理論合法性。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中，團隊之間靈活的平行、網狀的關係替代了嚴格的等級制組織。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中的女權主義者批評「家庭工資」，男性不應該成為家庭收入的唯一來源，但如今這個話題被用來穩定勞力價格，如果男性勞力對工作挑挑揀揀，還有許多女性勞力可以當替補。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將追求性別正義的女權主義話語演變成了一種強調身份和差異的身份政治的變體，低調談論政治經濟，高調談論文化，她們談論的文化與經濟分離、與資本主義分離。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權主義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不反資本主義，用赫斯特·艾森斯坦的話來說，女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建立了危險的曖昧關係」。
貝爾·胡克斯堅持「反白人至上資本主義男權制」的批評立場，她不贊同新生代女性主義者不講性別壓迫、不講經濟不公，只把它當作一種可以任意選擇的生活方式來推銷的女權主義。胡克斯堅持的是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時期的基本政治路線，而且她並不孤獨。南希·弗雷澤為新自由主義之後的女權主義設計的路線是：要反經濟主義，要繼續對資本主義進行批評，要堅定地站到左派立場;新自由主義時代之後的反男性中心意味着要打破批評家庭工資與靈活性更強的資本主義之間的虛假聯繫，要消除帶薪工作的中心地位，肯定非商品化的活動。胡克斯認為現存的改良女權主義思想，在行動、思路上是錯誤的。關注階級主義、種族主義、性別主義交織的體制如何讓婦女遭受剝削和壓迫，這種社會變革理想是女權主義解放唯一真正的希望。
宣稱已進入後女權時代為時過早：
葆拉·卡門在《女權主義的命運》(1991)一書中對反女權回潮時期美國女權主義運動作了全景呈現。美國女權主義運動並未壽終正寢，而是具有了獨特的時代特點。60年代的女權主義充滿革命修辭，而在80、90年代時20來歲的新一代女權主義者傾向於選擇一種更溫和的行動主義。校園內的行動主義包括反強姦、爭取墮胎權、收回夜晚的遊行示威，校園外的行動主義包括成立青年婦女組織。青年婦女仍然在繼續加入現有的婦女組織如「全國婦女組織」和「全國撤銷墮胎法協會」，並成立新的女性組織，「年輕女性規劃」「婦女信息網絡」「婦女主義圈子」「能量」「思考小組」等組織就是其中的代表。
貝蒂·弗里丹、卡米拉·帕格利亞、娜奧米·沃爾夫、凱蒂·羅伊夫、琳達·斯科特等人為改良女權主義搖旗吶喊;蘇珊·法呂迪、貝爾·胡克斯，南希·弗雷澤等人對女權倒退行為進行了批駁，堅持激進女權主義思想。宣布進入「後女權時代」既沒有條件，也不是事實。為了將貧困的女性化轉變為權力的女性化，許多女權主義者以行動主義的方式進行着反抗，拒絕與人文主義思想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