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杜驥傳
南史·杜驥傳出自於《南史》,《南史》由唐朝李延壽撰,中國歷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紀傳體,共八十卷,含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陳後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年)。記載南朝宋、齊、梁、陳四國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與《北史》為姊妹篇,是由李大師及其子李延壽兩代人編撰完成的。[1]
目錄
原文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
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渡北人,南朝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恆以此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
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為文帝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虡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紿之曰:「虜既南渡,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眾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眾去,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
十七年,驥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着於齊土。自義熙至於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人所稱詠。後征為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 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責驥,並檢開函之主。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卒官。
譯文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高祖杜預,是晉朝的征南將軍。曾祖杜耽,到河西避難,所以曾在前涼張氏那裡作官。苻堅平定涼州後,祖父和父親才回到關中。
杜驥哥哥杜坦對史籍頗有研究,宋武帝打下長安,他跟隨南下。元嘉年間,作青、冀二州刺史。晚期南渡的北方人,南朝士族常把他們視為粗鄙之人,即使有才幹,往往受士族壓抑排斥,杜坦常因此感慨不平。一次和文帝論及史籍。文帝說:「金日磾忠孝淳樸深厚,漢朝無人比得上,遺憾的是今天再沒有這種人了。」杜坦說:「日磾的美德,誠如陛下所言,假如他生在今世,養馬都忙不過來,怎有機會被賞識重用。」文帝變了臉色說:「你怎麼把朝廷看得這麼狹隘刻薄呢。」杜坦回答:「就拿我來說吧,我本出身中原高門大族,先曾祖因為晉朝喪亂,流落到西涼,僅僅因為南渡不早,便被當成傖俗視為異類。日磾本是胡人,養馬的出身,被破格提拔到皇帝身邊,位置與大臣並列。本朝雖也能提拔人才,我怕未必能有金日磾這樣的事。」文帝默然無言。
北方傳統風俗,探問病人都要派自己的子弟前去。杜驥十三歲時,父親派他去問候同郡的韋華。韋華兒子韋玄很有名望,見到杜驥覺得他很不尋常,便把女兒許配給他。杜驥以後逐步升任長沙王劉義欣的後軍錄事參軍。
元嘉七年(430),跟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封建武將軍。北魏撤去河南防務全部退回河北,到彥之派杜驥守洛陽。洛陽城荒廢已久,又無糧食,到彥之兵敗退走時,杜驥也想棄城逃跑,又怕被文帝誅殺。起先,武帝攻下長安、洛陽後,把宮廷內的鐘鼎樂器等物運回江南,一口大鐘掉到了洛水中。這時文帝派將軍姚聳夫帶一千五百人來這兒把它弄回去。當姚聳夫帶人在洛水正往外打撈時,杜驥派人來向他謊稱:「夏軍南下,洛陽勢弱,如今我修理城池,都已堅固,軍糧又充足,所缺少的只是人力。你不如率眾人到我這兒來,共守此城,立了大功以後,再取鍾也不晚。」聳夫相信了他的話,領着他帶來的人到杜驥這兒來。等到了洛陽,才知道難以堅守,又無糧食,於是帶人離去,杜驥也棄城南逃。他對文帝說:「本打算以死固守,可是姚聳夫進了城就走,弄得人心沮喪恐慌,不可收拾。」文帝發怒,派建威將軍鄭順之在壽陽殺了聳夫。姚聳夫是吳興武康縣人,勇敢果斷有氣力,宋朝的下級軍官無人比得上。
永嘉十七年(440),杜驥作青、徐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恩惠德化顯著於齊地。自義熙年間直到宋末,作刺史的只有羊穆之和杜驥受到吏民稱頌。後來被徵召作左軍將軍,其兄杜坦代為刺史,北方人都引以為榮。 杜坦長子杜琬作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曾有書信給杜坦,杜琬擅自拆看。信還沒來得及送出去,他又要回來看。信發走以後,此事被大肆追問。文帝派主書來責問杜驥,並追查私拆信函的人。杜驥回答說:「開信的是我的四兒子季文,我等待朝廷處罰。」文帝特加開恩不予追問。杜驥後來死在任上。[2]
作者簡介
李延壽,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學家,今河南安陽市人。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後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五代史志》(即《經籍志》)、 《晉書》及當朝國史的修撰,還獨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書》對兩書評價頗高,稱「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