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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劉瓛傳出自於《南史》,《南史》由唐朝李延壽撰,中國歷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紀傳體,共八十卷,含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陳後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年)。記載南朝宋、齊、梁、陳四國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與《北史》為姊妹篇,是由李大師及其子李延壽兩代人編撰完成的。[1]

目錄

原文

劉瓛字子硅,沛郡相人。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

齊高帝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己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疏懶,衣裳容發,有足駭者。吾庶欲從九九之遺蹟①,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

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②。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呼為青溪焉。

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武帝為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吊服臨送。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

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③,及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諡曰貞簡先生。

[注]①九九之遺蹟:相傳伏羲畫八卦「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九九之遺蹟」即陰陽律數之學。②曹、鄭:曹褒、鄭玄,東漢大儒。③伏膺:從學,師事。

譯文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五歲時,聽舅舅孔熙先讀《管寧傳》,高興地要讀,舅舅便為他說解,劉瓛精心聽講,說:「這可以達到。」他被授予奉朝請一職,沒有就任,兄弟三人同住一間茅屋,茅屋被風吹倒,而沒有錢修葺。但怡然自樂,學習不鬆懈。收徒授學,常常有數十人。

齊高帝即位,召劉瓛進華林園談話,問他為政之道。他答道:「為政之道就在《孝經》里。劉宋王朝之所以覆滅,陛下您之所以得天下,正是這點。」皇上讚嘆道:「儒者之言,可以為萬世之寶啊。」皇上又對劉瓛說:「我順應天命進行變革,人們議論認為如何?」劉瓛說:「陛下以前車之失為鑑戒,加上寬厚仁政,即使危急也可以安定;如果重蹈其覆轍,即使安定也一定有危急。」等他出去,皇上對司徒褚彥回說:「如此方正直率。學士自然超過別人。」

齊武帝永明初年,竟陵王子良請他任征北司徒記室,劉瓛致信給張融、王思遠說:「接到你們的信讓我應召,本當停下手上公事,但考慮到平生抱負,將有違你們的關懷。我對人情世故很笨拙,不習慣做官,以前曾經做過佐吏,便因為不能辦好公事被罷免,這是熟識我的親友們所共知的。自己充分估計自己的能力和職位,不敢期望高升,從小貧困,加上生性粗疏懶散,衣着長相,很是嚇人。我希望遵從九九的遺蹟(順應陰陽天道留下的蹤跡),可以無微不至地侍奉父母,開展自己計劃,我的志向就在於此而已。」被授予步兵校尉,他沒就任。

劉瓛身材瘦小,儒學學問在當時最高深,都城的士子、無官職的王公貴族,沒有不在他座下受教的,當世的人推他為大儒,把他比作古代的曹褒、鄭玄。劉瓛生性謙虛率真,不以崇高的名聲自居,去拜訪別人,只有一位門人拿着胡床跟隨在身後。住在檀橋,有數間瓦房,屋頂都漏雨,學生敬仰他,把瓦屋叫做青溪。

竟陵王子良親自前去拜訪他。永明七年,向武帝上表要求為劉瓛建立館舍,把楊烈橋原來主人的宅邸給了他,學生都來慶賀。劉瓛說:「這豪華宅邸難道是我的宅子?幸虧是詔令作講堂,不然還恐怕被它害了。」沒來得及遷居,就生病了。去世時,門人學生都穿弔喪的衣服來送葬。

劉瓛有天賦的卓絕的品性,祖母生瘡已一年多,他手持膏藥,用指頭抹藥以致手指潰爛。母親孔氏很嚴明,對親戚說:「阿稱就是今世的曾子。」稱是劉瓛的小名。到守母喪時,劉瓛住在墓下不肯走出守喪的草屋,腿腳因此彎曲,扶杖都不能站起來。

梁武帝年少時曾經師事劉瓛,到梁武帝天監元年時,他下詔為劉瓛立碑,諡號貞簡先生。 [2]

作者簡介

李延壽,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學家,今河南安陽市人。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後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五代史志》(即《經籍志》)、 《晉書》及當朝國史的修撰,還獨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書》對兩書評價頗高,稱「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