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起釪
劉起釪(1917-2012)，1917年生於湖南安化，顧頡剛弟子。1947年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1976年3月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兼研究生院教授[1]，並任國務院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成員，續修《四庫全書》學術顧問兼經部編委[2]，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顧問。200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方向為上古史，專攻《尚書》，以深入研析古史各領域，兼治《左傳》、《周禮》。1991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3]。2012年10月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5歲[4]。
| 劉起釪 | |
|---|---|
|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 |
| 出生 |
1917年 湖南安化 |
| 逝世 | 2012年10月6日 |
| 國籍 | 中國 |
| 母校 | 南京大學歷史系 |
| 職業 | 研究員 |
| 知名作品 | 《尚書學史》《古史續辨》《尚書校釋譯論》《顧頡剛先生學述》 |
目錄
求學經歷
劉起釪，1917年生，湖南省益陽市安化縣人。父親早逝，劉起釪從小在祖父指導下讀書，其祖父吟古先生 是近代湖南大儒王先謙(1842~1917)的弟子。劉起釪從小在爺爺的指導下讀《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文辭類的古書，13歲讀《左傳》，15歲讀《尚書》，每年點讀一遍《左傳》。劉起釪少壯時期對《文選》和桐城派下過很大功夫。劉先生17歲時，到省城長沙讀高中。工作數年後，到安化縣藍田鎮國立師範學院補習英文，在這期間，劉先生的文章受到國學大師錢基博的賞識。
1941年秋，劉起釪考取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歷史系。當時南京已經淪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南京大學也隨國民黨中央政府遷往重慶。那時物價飛漲，生活十分困苦。以劉先生的老師顧頡剛這樣的名教授為例，他一頓本來要吃三碗麵條才能飽，但只吃得起兩碗(據台灣版《顧頡剛日記》)。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劉起釪刻苦學習，被顧先生稱為"高才生"。劉起釪1942年記錄的顧頡剛講授春秋戰國史的筆記，1985年以《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為名由巴蜀書社出版，傳為佳話。
中央大學頗欲與北京大學爭正統，師資很強，以歷史係為例，系主任是金毓黻先生，教授有顧頡剛、丁山、張貴永、沈剛伯、郭廷以、蔣孟引、白壽彝、蔣復璁、賀昌群、韓儒林諸先生。大學期間，劉起釪充分顯示了他的文學才華，很受中文系的汪辟疆、羅根澤、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伍俶儻等先生賞識。重慶有個小地方叫柏溪，劉起釪撰《柏溪六記》，傳誦一時。史地系主任繆鳳林先生、理學院辛樹幟、歐陽翥、胡煥庸等先生也對劉先生十分愛惜。顧頡剛勸劉起釪:做文人不如做學問永垂不朽。大學畢業，劉先生本來準備跟隨董作賓先生研究古文字的，為避免捲入派系之爭，1945年乃投入超然於兩派之外的顧頡剛門下，研究《周禮》。
1947年，劉起釪研究生畢業，進入新成立的國史館作助修，半年後升任協修(同副教授)。新中國成立後，國史館於1951年改組為中國科學院南京史料整理處(今南京第二檔案館)，劉起釪任研究組長，整理了3000多萬字的檔案，偏離了學術研究。而劉起釪的顧老師，1959年奉命擔任問題極多難度極大的《尚書》全書整理研究任務，1962年在廣東從化休養地遇到周揚，請調劉先生相助。當時歷史研究所和南京史料處同屬中國科學院，調動比較順利。劉起釪調到北京後遲遲進不了歷史研究所，在中華書局一徘徊就是十多年。直到1975年，顧頡剛才托白壽彝請胡繩幫忙，將劉起釪調到歷史所。此後，劉起釪就在北京乾麵胡同(後來是南沙溝)顧先生家中上班，從事整理、研究《尚書》工作。1980年顧先生去世之後，劉起釪獨立承擔起整理《尚書》的工作。
1981年，劉起釪入住勁松中國社會科學院宿舍。劉起釪將60歲到80歲作為自己的盛年，在這期間寫出了享有盛譽的《顧頡剛學述》《尚書學史》《古史續辨》《尚書校釋譯論》等要著，"實懷感激奮發心情所寫"。此時劉起釪完全失聰，在無聲的世界，創作了驚心動魄的鴻篇巨製，可與貝多芬失聰後創作《第九交響曲》比美。作為國際公認的《尚書》學權威、我國碩果僅存的中國上古史專家，劉先生對勁松念念不忘，來信說:"我學術的盛年就在這裡熬出來"。
2004年10月起，劉先生定居南京，從此完全不能從事學術研究了。6年多，劉起釪蝸居在南京市郊一家養老院十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幾乎與世隔絕，生活困頓，日漸衰竭。2012年10月病逝於南京。
2012年10月06日，劉老先生去世，享年95歲。追悼會定於12日舉行。
學術研究
多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銳將顧頡剛先生及其開創的古史辨學派的傑出成就分為四塊:經學，上古史，歷史地理，民俗學。劉起釪學出顧門，在前三大領域都有傑出的建樹。
經學
顧名思義，"經學"是研究古代經書的一門學問。我國的經書由最初的五種演變到"十三經"，皓首未必能窮經，因此是從娃娃抓起的。人到中年，劉先生追隨他的顧老師整理中國最早的史書《尚書》，也是最難的一部經典。顧先生善於搜集資料，凡他寫過的論文，他人再增加幾條資料都很困難。劉先生繼承了這一作風，到京後正值身體健旺時期，花了半年時間跑北京市的圖書館和舊書店，搜集群經所能見到的各種版本情況，用卡片記下來，回來與宋明至今各種書目及文獻著錄相對勘，撰成《尚書及群經版本錄》;劉先生所在的中華書局藏書甚富，藏有歷代石經圖書、圖錄、拓片，加上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等處的石經圖書等資料，劉先生撰成《歷代石經》。又據顧先生所藏和中華書局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及所能複製隸古定寫本原照片、影印本、縮微膠捲本，撰寫《尚書隸古定寫本》。上述資料，都匯集到1997年由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尚書源流及傳本考》。1989年和1992年，劉先生到日本講學，又搜集到一些珍貴資料，已出版《日本的尚書學與其文獻》一書。劉先生的《尚書學史》是《尚書》研究者的必備著作，曾獲院級大獎。此書也是顧頡剛先生整理《尚書》的計劃之一。
顧頡剛已為整理《尚書》確定了體例，並且有樣板文章發表。所謂體例，即校、釋、譯、論四項。"校"即校勘版本，"釋"即注釋字義，"譯"即翻譯成白話，"論"即考證歷史事實。劉先生於1999年完成《尚書校釋譯論》，與顧先生一起署名。誠如劉先生在書首所說:"歷時30餘年(1963~1999)，備經交困以撰成此書。"《尚書校釋譯論》早已是學術界的一大懸念，出成170萬字的大書，無疑代表了當今《尚書》學的最高水平。我國典籍浩如煙海，如果真像顧、劉二先生整理《尚書》那樣下一番真功夫，我國學術界的學風尚不至浮躁如此。
古史
2000多年來，經書獨尊。讀書人從小讀經、信經，離經等於叛道。從清代開始，漸有一股化經學為史學的趨勢。民國以後，受西方現代研究方法的洗禮，經書變成史料的一種，可以說是由天上回到了人間。
劉起釪對《尚書》《左傳》《周禮》這幾部大經都有深入研究，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1941年，古史辨派干將童書業先生為《古史辨》第七冊作序，總結"《古史辨》發展到了現階段的大略結論"，遺憾的是《古史辨》出到第七冊就劃上了句號。
劉起釪繼起再考，將自己的古史論文集取名《古史續辨》，其中如《我國古史傳說時期綜考》，受到香港國學泰斗饒宗頤先生的高度評價。搜集史料乃古史辨派所長，劉起釪的古史研究體現了他搜集材料的功夫，他一再勉勵年輕人要在這方面多下功夫。1992年以來，中國學術界流行"走出疑古"，矛頭直指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所謂"疑古派"，劉起釪撰寫長文予以反駁，充分顯示了他對古史辨派的熱愛。
歷史地理
中國人號稱是炎黃子孫，這當然只是就遠古較大的炎帝、黃帝兩大族系而言，忽略了東部和東南一帶龐大的鳥夷族系。鳥夷族系無論從分布之廣、還是人口之眾，都不比炎帝、黃帝兩大族系遜色。炎帝、黃帝兩大族系發源渭水流域，互相通婚，本質上屬於西部文明。鳥夷族系發源於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本質上屬於東部文明。這東、西兩大支文明構成了中國文明的中心，因而中國古史的舞台以北方為主。無論是神話傳說還是文獻記載，關於南方文明都是少而又少。古人長期把南方誤會為一片汪洋大海，或者將南方想象為神秘的地方(天子向明而居);這是一種認識誤區，而不是意味着南方文明本身是一片漆黑。劉先生秉承顧頡剛東西方兩大族的主張，大方向是對的，但對於另一大族鳥夷族有誤解。劉先生主張北方有一支鳥夷(冀州)，南方一支鳥夷(揚州)，把鳥夷的範圍縮小了。實際《禹貢》原本必然都是鳥夷，哪有那麼多夷人住在島上!鳥夷只是以鳥作圖騰的族群。鳥夷族的大本營在東方，擴張的方向是向西，很可能已經到達陝西東南的丹江、漢水一帶。
20世紀80年代，劉起釪結合山西陶寺遺址的新發現，縱論夏文化始於晉南，然後東進河南。由於積數百年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力量壯大，才一舉東入豫境，擊敗鳥夷有扈氏之族，建立了夏王朝，都陽城(河南登封告城鎮)。很可能夏人的發祥地還得往西尋找，估計在渭水流域。
劉起釪對《禹貢》地理的考證繼承了顧先生的大方向，在《文史》發表了好些大文章，備受日本《尚書》學權威池田末利推崇，我則學淺，未能領會，經常和劉起釪爭得面紅耳赤，嚇得保姆以為我們在吵架。我以為不管是顧頡剛還是劉起釪先生的歷史地理學，疑古還不夠，與異軍突起的石泉(1918~2005)學派相比，有落伍之嫌。
人物性格
備經交困，心愿未了
劉起釪的老家在農村，老家經常來信，希望得到劉起釪的救助，而劉先生能力又很有限，常陷於痛苦無奈之中。可能是在2000年，我已是副研究員，工資是1700元，劉起釪退休工資是1900元，顧頡剛的助手王煦華號稱"特約研究員"，實際是副研究員待遇，工資1500元。劉起釪常說他終老的待遇是1956年評定的副研六級，60歲按時退休，沒有返聘，工資少了不少。劉起釪因為失聰，和他人交流只能靠筆，他把藥品說明書都攢下來以供書寫。有一次我和顧先生兩個女兒去看他，他非留我們吃飯，吃到一半，破舊的桌子有一條腿突然斷了，菜湯撒了一地。劉起釪住的房子在一層，建築面積只有60多平方米，昏暗寒冷，且無法洗澡。2000年3月19日，劉先生給我寄來14頁、近兩萬字的長信，訴說生活的不順，但他從來沒有因為受到委屈就遷怒到不做學問。就是在這樣沒有經費、沒有助手的情況下，劉先生退休後完成了一系列傳世之作，確屬"備經交困"。
劉先生不愧是湖南人，有着典型的火爆、直率性格。他在歷史所沒有評上帶博士的資格，只指導過一名碩士研究生。最讓他憂慮的是，學術界以牆倒眾人推的態度對待古史辨派，他希望有人辨誣，有人弘揚。淺薄如我，竟然被劉先生當作顧派第三代接班人培養，與別人談話也不掩飾，根本不考慮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我跟隨六年的楊向奎先生，早已聲明脫離古史辨派，劉先生很擔心我受楊先生影響太深，偏離古史辨的路子。2002年10月7日，劉先生來信:"而像您這樣一個有寫作能力、有才華、有學術基礎的，能歸到顧先生學術陣營來是顧學之幸，也是祖國學術之幸，所以我馨香禱祝您能走上顧學之路，做夢也想您真成為顧學傳人。"這就是一個年近九旬的學術前輩對學術隊伍的期望，雖備經交困，仍念念不忘學術的未來。2003年7月1日晚，劉先生找我長談，他說:"今年一個人關在屋裡，沒有一個人勸說，但思想起了很大變化。一幕幕回憶過去為人和做學問，覺得都太狹隘，不夠宏大寬容。對那些紅極一時的人物，根本用不着駁斥，不僅當代人看得清楚，學術史也會做出檢驗。"
劉先生也是一個極重禮義、極重感情的人。他晚年苦於帕金森症，手顫得端一碗飯都搖搖欲墜，但經常給我寫長信，有幾封還是萬言書，探討學問。2004年9月2日，劉先生即將離開北京，定居南京。他來信說:
人生遇合真是難得的機緣。釪浮生荏苒，曾經行過萬里路，也讀過者可能及萬卷書，最後迄今七八十之年，乃獲遇足下，始瞿然驚覺世間真有美材，真有佳士，乃蒙不棄衰朽散材，殷殷然以問學切磋相顧，益感盛誼之彌堪珍視!……
劉先生離開北京後留下幾個遺憾。例如早年關於《左傳》和《周禮》的研究，已有成稿，需要增補。再如顧先生1978年親自擬定的工作計劃(《古史考》第五卷)，其中有"指導劉起釪同志從事偽古文二十五篇的疏證工作"，劉先生顯然已無法完成。
晚年生活
老無所依的困頓晚年 《金陵晚報》2011年2月13日的一篇報道《SOS,一代宗師垂垂衰竭的史學生命》，曝光了這位史學泰斗的淒涼晚年。相信應該很快引起各方面的重視。原文如下: 2011年古城南京，除夕之夜，爆竹與煙花齊飛，霓虹共燈影一色。歡聲笑語的男女老少，或團聚在家宴之中，或圍坐欣賞央視春晚，或湧入秦淮燈會比肩接腫的人海……而城郭東南隅掛着某康復中心招牌的"托老所"104室內，一位耄耋老人卻孑孓懸坐在單人床邊。接近2000個日日夜夜屈居於此，從未走出過大院，他已經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一碗水餃和一盤大白菜肉片，提示着今天大概是個什麼節日。老人用顫抖的右手夾起顫抖的左手碗中的水餃，慢慢吞吞地咀嚼着孤寂和辛酸……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官網公布的首批榮譽學部委員中，劉起釪老先生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專家，九十年代初就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該院歷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員吳銳介紹說，中國幾百年才出一位博通古史經籍學的大家顧頡剛，1980年顧辭世之後，就只有劉起釪可以領軍。
我國歷史地理學奠基人譚其驤先生稱他為"顧門傳人，兄為翹楚矣!""劉先生畢生研究的經學、上古史、歷史地理，特別是他專攻的中國最早一部古史《尚書》的校、釋、譯、論，早已成為'絕學'!"
吳銳解釋其"絕"一是學問太深，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都嘆之為"詰屈聱牙"。2004年劉起釪的有關專著在中華書局出版之前，電腦錄入的時候有多達2000個漢字因字庫中無法找到而只得找人造字;二是確實後繼無人，偌大華夏至今還找不到一個可以完全傳承劉先生的未竟事業者。
70年來，劉起釪先生在史學研究的征途上篳路藍縷，苦心孤詣，令人難望其項背。他主要研究上古史，專攻《尚書》，兼治《左傳》、《周禮》。撰寫論文100餘篇，專著11部。步入60歲花甲之年，劉起釪聽力失聰，可他卻用20年時間，寫出了《顧頡剛先生學述》、《尚書學史》、《古史續辨》、《尚書校釋譯論》等200多萬字要著。其中，《尚書學史》獲三次全國性一等獎，《古史續辨》被選為精品圖書編入《社科學術文庫》一輯8種中，142萬字的《尚書校釋譯論》入選"九五"國家重點圖書。
學界專家為此驚嘆:在無聲的世界，劉先生創作了驚心動魄的鴻篇巨製，可與貝多芬失聰後創作《第九交響曲》媲美!
有關文獻中還特地介紹，劉起釪50年代在中科院南京史料整理處編寫的近十個專題史料匯編，就多達3000多萬字。這一篇篇疊加起來，足有3米多高。
談到劉起釪的治學歷程，吳銳給記者娓娓道來: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指示:要把《尚書》整理翻譯出來，否則讀不懂，不好利用。1954年中科院黨組成員劉大年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專程赴上海，請顧頡剛到該院歷史研究所。但是顧到任接受《尚書》整理任務不久，"年齡漸老精力頓衰"等各種緣故，有力不從心之感，遂提出要劉起釪來京助他一臂之力。直到1962年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親自協調干預下，劉起釪才從南京調進北京中華書局，後又在院長胡繩的幫助下，正式調入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此後就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溝顧頡剛家中住宿、上班、同攻《尚書》，一直到顧1980年去世。從此，劉起釪就獨擎大旗，將中國先秦史學研究再推高峰。劉兩次赴日，在東京、京都、早稻田等六所大學講學;又赴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台大、台師大等四所大學及其他處講學。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五行說探源》之約，撰《五行原始意義及其紛歧蛻變大要》。
日本《尚書》學大師池田末利稱讚劉先生的《尚書》研究為"通中、日、西，無逾先生之右者矣";1992年日本18所大學20位教授組成的"邀請劉起釪教授訪日委員會"，稱他的《史記》研究"著稱中外"……劉起釪的"絕學"雖說皓首窮經高深莫測，但也並非象牙之塔中的老學究鑿井之學。
在劉起釪的獨生女兒家，記者聽她和丈夫介紹:2004年金秋十月，劉起釪闊別京城回到了南京女兒家定居。此時他已年屆87歲高齡，因為常犯腿腳老病加上幾場急性肺炎，後又遇上族內一場法律糾紛，老父親產生了葉落歸根依靠子女的想法。那一次僅僅運回的古籍書札，就租用了一個10噸重的集裝箱。
當時劉起釪還壯志未泯，臨行前在京對史學界聲言:"想在有生之年完成《兩周戰國職宮考》、《春秋左傳學研究辯證》、《禹貢地理叢考》等三部大部頭著述，還要將幾十年的日記、詩稿整理髮表……"不料北京房子賣掉不久，劉起釪的女兒就身患較重高血壓、糖尿病，加上後來女婿也得了重症肌無力，亟需全國各地求醫問藥並需照料。
2007年3月8日，正是南京梅花綻放、春歸大地之時。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黨委書記劉榮軍帶領有關工作人員踏着北方的殘雪，驅車來寧一路尋訪到城東南的這家老年康復中心，為劉起釪先生祝90大壽，鮮花禮品中夾帶的是組織的關懷和同事們的殷殷牽掛。
此時的劉老雖然高壽，耳聾多年只能靠寫字對話，但身體健康，思維清晰，自己還能在屋外散步。劉書記轉達了社科院老千部局和歷史所領導及其同事對劉老的問候，並詢問他吃住、起居生活等情況，同時將慰問金交給了老人家……
劉起釪回謝之餘老淚盈眶，竟然激動地從單人床枕頭下，取出日前所作的《九十抒懷二首》詩，老聲放歌朗誦起來--
"謂謂松風來，溶溶月華至，浩唱飛葛天，低吟懷百氏。五情悵悲歡，離合尤情摯，達者傷歧致。擊枕一長嘆，不生付銷蝕，十月入床下，有蟲來啜泣，吁嗟頻短歌，草間空唧唧。"
其情其境，頗有劉邦晚年誦頌《大風歌》之惆悵。
老先生雖然沒了幾十年沉醉書屋的環境，但"仍念茲在茲自己的《尚書》研究事業"。他千叮嚀萬囑咐從女兒家要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尚書校釋澤論》四卷，日夜捧掖在身須臾不肯離開。字裡行間，還留下老先生現今在"托老所"對自己著述的許多修正和批註。可是不知何年何月，這部僅有的學術書籍也不知去向了。
老人曾經翻床倒櫃苦苦找尋，終不見蹤影。於是，坐床面壁就成了劉起釪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達摩之功"，這更加重了他的老年痴呆症。走近細看方知他手中捧讀的，還是一頁3年多前的殘破《金陵晚報》。
劉起釪的護工毛志芳在他的床頭櫃中抽取一件換洗衣服時，無意中抽出壓在最底層的幾張舊紙，竟然露出劉先生偷偷給北京高層寫下的求援信稿。由於老身早已難以跨出大院之門，他的這些信札草稿顯然都還沒有寄出。記者觀其言辭懇切、吁自腑內，竟也忍不住潸然淚下--
"……起舒雖有心於向學，而才器兩歉。然畢生靖恭勤懇，未敢稍懈……故切望不廢所學。期有所獻納於祖國學術重業。然居此間，學術資料及應有之圖書無一冊在手。而孤身處於此亦無展布淺學之機遇。每依枕愁思，不盡悵惘之至!因此，懇切仰盼有力之長者，俯賜援舒於困境之中……"
另有一封信雲--
"小小淺才薄學之小小讀書人劉生起舒，只最向明公尊前簡單敬獻一乞求之語，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賜一援手否?目前全國熟研古學如淺才者，確實恐怕只有幾個人。那麼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釺待覆示。專此奉肯，切盼德音!"
"備經交困玉汝於成"--劉起釪顫巍着枯手給記者寫下一串信念。兔年春節前5次拜見劉起釪，本報記者已經為老先生的生存和精神狀態徹底打動了心。但是，最讓我們震驚的是，有一次劉起釪誤把記者當做是北京過來時人。他突然翻身下床傾撲過來，緊緊抓住記者的雙手高聲尖叫:"帶我回北京!帶我回北京啊!"
在劉起釪老態龍鐘的內心世界裡，北京是一個怎樣的天堂令他如此嚮往、如此眷戀呢?儘管老先生在記者採訪中已經通過筆談口述，留下了許多蒼老的文字，還有如潮的話語。可所有這些都不能直接解讀95歲高齡的他，急切想回北京的真實動機。
吳銳在最了解最熟悉劉起釪學術生涯及思想的人中，他是至關重要者。劉起釪曾經先後給吳銳寫過幾士封多達數萬字的信件，他們之間早成了忘年莫逆之交。2007年中國社科院出版《學問有道--學部委員訪談錄》，劉起釪一章由於老先生"年事已高不便接受訪談"，院歷史所指定吳銳主寫劉先生的治學之道。
吳銳拿出一封劉先生離開北京前寫來的14頁近20000字的長信，內中苦言自己在陰暗的樓房底層60多平方米陋室，深陷於頂天立地的古籍圖書包圍之中--連想"把拖把盆改裝成可坐着洗澡的小浴盆"都不成……"我的七八部著作和百餘篇論文都在這拮据的環境中寫成……就此終老有書足以傳世，也就無憾了!"
劉先生在京甘於過平淡簡樸的生活，傾注全部精力投入到《尚書》研究中去，幾十年如一日。生活艱難不要緊，最關鍵的是史學研究可以撐着言及於此，記者才想到為何每見劉起釪的窘況，都沒聽老先生叫屈，總說女兒女婿身患重病也不容易，也說一些老年康復中心醫護人員和護工的好話。
再就是先生那些未寄出的給北京領導寫的求援信，也無片言講自己的生活起居如何艱難，耳聞目睹全都是他對專業的孜孜以求。可他的現實生活又確實深陷窘困之中。
在現場拍下一張借條，上書:"夏老師:請您借人民幣100元給我一用。非常感謝!學生劉起舒敬請。"落款時間只寫200，最後一位數字空着。
劉老褲子前面的拉鏈都沒有了，一雙寬口布鞋底都斷了。護工說:我夫妻倆要護理照顧重2個老人，不能時時呆在老劉身邊。
他祖籍湖南嗜辣，有一次無人的時候伸手去拿床頭柜上的辣椒醬，結果失手掉在地上，瓶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醬吃。生活極其困難，鄰床的人看不下去有時給他點吃的……當時，隨胡阿祥來的攝像吳鵬飛難過得想哭。
此後，一些素不相識前來探望的人們，先後給老先生帶來了秦淮酥糖、湖南辣醬、蘋果香蕉、床單枕巾、內衣內褲、尿不濕、毛毯、電動剃鬚刀等各式各樣的慰問品，社會暖風徐徐吹拂着老人的心田。
曾經遍訪過中國所有存世的兩院院士和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榮譽學部委員的著名攝影家侯藝兵可以說在他見到的1000多位中國學術大師中是罕見的，太不可思議了!但竟然沒聽到老先生的任何抱怨，只說謝謝組織上派人來，講起史學，他就來勁了……
劉起釪是九三學社的一員。在九三學社中央官網上刊登着其中宣部一篇題為《窺史先秦窮經諸學》的署名文章，文里稱劉起釪是"二十世紀史學界最後一位大師"。
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高達397983億元，位列世界第二。我們這個對精神追求更高的社會，絕不能看着眼前這位最後的大師，懷揣他的"絕學"在"備經交困"中撒手人寰!
摺疊編輯本段個人心愿
2010年年底，有人前去探望老人發現，老人對身邊的事情已經糊塗了，但只要談起學術，他的思路卻異常清晰。
"您在生活上還有什麼要求嗎?給您配個輪椅，需要嗎?"前訪者在紙上寫下這樣的問題。"不要了。花國家的錢。"劉起釪顫抖地寫道。
"您還有什麼心愿嗎?""我希望回北京教書。一個課一個課地教下去。"
2012年10月6日凌晨，一代史學宗師劉起釪先生在南京一家托老所走完了一生的歷程，身邊沒有親人，也沒有學生，老人走的是那樣的孤獨。在第一時間致電歷史所表示哀悼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朱佳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丁偉志，國家文物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先生同門師弟王煦華先生，劉先生同事肖良瓊、常玉芝女士，台灣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李紀祥教授。由於家屬不願意接待媒體，很多人還不知道劉先生去世。在12日的追悼會之前，在劉先生之女的家裡，舉行了簡單的追思儀式，參加者是劉先生在南京的和湖南、安徽的親屬，還有劉先生家鄉代表、湖南省安化縣圳中村黨委書記吳志高先生。由我宣讀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物局、中華書局、中國考古學會、中國古文字學會等單位的唁電。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王偉光先生在唁電中說:"劉起釪先生生於書香世家，自幼飽讀詩書，長則工於文章，後為顧頡剛先生高足，沉潛於文獻，出入乎古史，學問愈趨精博，斐然自成一家。自1975年先生調入我院歷史研究所以來，為古史辨派續開新篇，乃《尚書》學之當代巨擘，一身而系多個領域的學脈學統，其學其人，為海內外同仁共相推重久矣。而今先生忽焉辭世，非惟學界失一砥柱，我院失一大師，我本人亦永遠失去了一位良師。思之及此，豈不痛哉!"……
主要著作
尚書學沿流概要，遼寧大學學報，1979年第6期釋《尚書·甘誓》的"五行"與"三正"，文史第7輯，1979年
《洪範》成書時代考，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
《尚書》的隸古定本、古寫本，史學史資料，1980年第3期
《尚書·湯誓》校釋譯論(顧頡剛、劉起釪)，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
《尚書·西伯勘黎》校釋譯論(顧頡剛、劉起釪)，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1輯，1980年
《牧誓》是一篇戰爭舞蹈的誓詞，中國古代史論叢，1981年第3期
《尚書·微子》校釋譯論(顧頡剛、劉起釪)，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2期
《尚書·微子》校釋譯論，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2期
《尚書與古史研究》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尚書與群經版本綜述，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周初的"三監"與邶、墉、衛三國及衛康叔封地，歷史地理，1982年第2期
尚書與群經《石經》綜錄，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3期、1984年第1期
由周初諸《誥》的作者論"周公稱王"問題，人文雜誌，1983年第3期
顧頡剛先生與尚書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第3期
碣石考，江海學刊，1984年第5期
《高宗肜日》的寫作時期，殷都學刊，1985年第3期
顧頡剛先生評傳，中國史學家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談《高宗肜日》，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
尚書評述，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名著評述，1986年
禹貢冀州地理叢考，文史第25輯，1986年
禹貢兗州地理叢考，文史第30輯，1986年
顧頡剛先生學述，中華書局，1986年5月
尚書源流及傳本考，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8月
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顧頡剛講授、劉起釪筆記)，巴蜀書社，1988年3月
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89年6月
牧野之戰的年月問題，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巴蜀書社，1990年
甲骨文與"尚書"研究，甲骨文與殷商史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古史續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8月
日本的尚書學與其文獻，商務印書館，1997年6月
《尚書·顧命》行禮場所在路寢在宗廟異說考，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堯典·義和章》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2集，2004年4月
《尚書·呂刑》的"贖刑"評價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3集，2004年10月
《尚書校釋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