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村
1983年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獲醫學學士學位；1988年，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獲臨床醫學博士學位；1988至1990年，北京醫科大學第一醫院普通外科主治醫師；1990至1992年，國家教委公派赴丹麥國家醫院進修，從事肝臟移植及胃腸外科的臨床工作和實驗研究；1992年任北京醫科大學第一醫院普通外科副主任醫師、副教授；1999年任主任醫師、教授；1999年至2002 任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副院長；2002至2006年，北京大學醫學部副主任；2006年6月至今任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院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四屆北京市人大代表、第十五屆西城人大代表。現任北京大學醫學部黨委書記。 現任國家衛生標準委員會醫院感染控制標準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臨床醫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副會長、中國醫院協會醫院文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四屆北京市人大代表、第十五屆西城人大代表。
| 劉玉村 | |
|---|---|
| 出生 |
1960年6月 天津市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教授、北京大學醫學部黨委書記 |
| 知名於 | 現任國家衛生標準委員會醫院感染控制標準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臨床醫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副會長、中國醫院協會醫院文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
| 知名作品 |
《中華消化外科雜誌》 《中華普通外科雜誌》 《校園的早晨》 |
目錄
獲獎
1995年，被衛生部評為「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先進個人；2005年中國十大教育英才；2008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10年獲中國醫院「先聲杯」優秀院長；2011年獲全國衛生系統職工職業道德建設標兵；2012年獲全國醫院（衛生）文化建設先進工作者。 從2006~2016年，劉玉村擔任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院長，醫院完成了從低潮到巔峰的轉變。劉玉村始終強調，醫院發展必須「先文化後經濟」，他認為，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文化核心是傳承「水準原點」，核心價值觀是「厚德尚道」，這也是北大醫院的院訓。
北大醫院新門診樓門診大廳柱子上有一塊銅牌，劉玉村以個人名義在上書寫的一封信：尊敬的來者，無論您因為什麼來到北大醫院，您都是我們尊貴的客人，您都應該受到禮遇。他說，這是一家有溫度的醫院理當具備的態度。
2016年，劉玉村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內科及外科醫師學院（RCPSC）榮譽院士稱號，他也成為RCPSC成立86年來第一位榮獲此項殊榮的亞洲人。頒獎詞中說，「在他的帶領下，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已經成為中國醫師培養的領袖，更是國家的典範。」
劉玉村談醫患糾紛:患者應懷"敬畏"之心求醫問藥
2014年3月9日上午，全國政協舉行記者會，政協委員們暢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談及醫患糾紛，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院長劉玉村表示，近年來，醫患糾紛越來越多，分析原因，他認為，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經濟飛速發展了，百姓獲得實惠，但文化水準、道德修養並沒跟經濟發展同步。另外，就是醫院和醫生數量少不能滿足患者就醫需求。
對傷醫事件很悲痛、憤怒
劉玉村說，首先，感謝您提了一個很有緊張度的問題。我自己是外科大夫，1983年從醫科大學畢業的時候，那個時候沒有「醫患關係」這個詞兒。這個詞兒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我現在也想不清楚。但是我感覺最近十幾年以來，「醫患關係」這個詞兒從出現，一直到在媒體上被在座的各位使用，它的頻率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一個時期，就在「兩會」召開前以及期間，我也是從媒體上看到頻發的傷醫事件。我自己本人作為一個外科大夫，當我看到我的同事、同行被打傷，甚至被殺害的時候，我的內心裡充滿了悲痛。當我看到一個年輕的醫生，被幾十個壯漢押着遊街的時候，我的感覺是一種憤怒。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什麼感覺，如果被押的這個年輕醫生是您的家庭成員，是您的兒子的時候，您怎麼感覺？作為當事人、當事人的家庭，這種感覺，他脫了白大衣，就是大家當中的一員，我是一個醫生，我不穿白大衣，我也可能是一個病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換位思考。
醫務人員有素質，有良心，也有愛心
劉玉村說，我自己作為一個醫院的院長，我感覺到的是一種焦慮，因為我怎麼能夠安撫好這種醫務人員的情緒，他們悲憤，如果由悲憤到了憤怒，再到憤恨的話，他每天接待病人的行醫行為，如果帶到實際工作中去，大家知道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可怕結果？我的焦慮在這兒。
劉玉村說，如何讓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為患者服務當中去，作為院長要做特別多的工作。在這兒，我請大家以及在電視機前的朋友們放心，醫務人員這支隊伍是有素質的，是有良心的，也是有愛心的，所以您大可放心，到我們的醫院裡去就醫，那些事件畢竟是局部的，我們這支隊伍還是真心為老百姓服務的，我們會克服困難，忠於職守。
患者應對醫生存敬畏之心，醫生應救死扶傷
劉玉村說，社會上都希望有一個正常的醫患關係，這個正常的醫患關係是什麼樣的？我不知道我個人的觀點對不對，請大家評判。我覺得患者應該是懷着敬畏之心去求醫問藥，所謂的敬畏之心是應該對我們醫生有一個尊重。所謂的「畏」，是代表着對自己身體的不安和擔心。求醫問藥是中國自古以來留下來的一句話，但是這句話如果您從手機上搜的話，出現的是「千言萬語」，因為你把那幾個拼音輸上去以後不出「求醫問藥」，出現的是「千言萬語」，這可能代表老百姓可能有千言萬語對我們醫生說。作為醫生，我們對病人要懷有仁愛之情，我們的行為表現出來的就是要救死扶傷。您同樣在手機上輸入一下，只要把這幾個字母輸入進去以後就會出現「救死扶傷」，作為醫生應該堅守職責，裡面的本分就是救死扶傷。
民眾文化水準、道德修養並沒跟經濟發展同步
為什麼醫患關係現在真的就這樣了？怎麼就造成了現在這種關係？劉玉村認為有兩個方面原因：一是大的社會環境。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老百姓也得到了很多實惠，但是文化水準，道德修養並沒有跟經濟發展同步進步。
另外，中國社會這麼快、這麼大的變化，每一個人都適應不了，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問題，就是中國社會過去強調的是集體，市場經濟社會強調的是個性發揮。所以，我們從集體觀念到個性發揮，這個過渡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很着急，都急於要答案和成果，並且對別人又不那麼相信，總覺得自己可以，看別人的時候老帶着有色一點或者放大一點的眼鏡來看別人，這是大環境。小氛圍，我們醫院建得不夠多，有的醫生數量也不夠，所以每天大醫院裡門診量實在是太大。我所在的醫院每天9000-10000人。你想想，一個醫生在短時間內要看完那麼多病人，分配給每一個病人的時間只有幾分鐘，大家排了一夜的隊，看了幾分鐘，我們的醫生還得要問病人錢——您是公費還是自費，是醫保還是什麼，您是用國產還是進口的，讓我們這個世界上最不應該談錢的一個群體，面對病人的時候，每句話大概都離不開錢。所以這就是一個小環境。
現在醫患關係總體尚可、部分緊張、局部惡劣
劉玉村說，如果現在醫改把醫藥的價格理順了，我覺得讓醫生少說錢，這些身心不健康的病人，特別是軀體帶着病痛來的人，他的心裡感受就會好很多，對我們有一番尊重。怎麼評價現在的醫患關係，是不是真的已經糟糕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我覺得大家也不必這麼看。我的評價是，現在的醫患關係總體尚可、部分緊張、局部惡劣。但是就是因為這些局部的惡劣的事件，讓全國人包括700多萬醫務人員覺得每天都在面臨着風險，每天后面可能都有鐵棍，每天可能後面都有刺刀。
「在座的各位媒體朋友，請您們在報道這些事件的時候，以什麼樣的視角，以什麼樣的鬆緊度來報道。我是搞醫的，可能跟您每一位的專業不一樣，我覺得您們比我們更聰明，會更有策略地引導我們，怎麼讓社會大眾構建好這種關係。」劉玉村呼籲。
倡導厚德尚道核心價值觀
怎麼恢復這個關係？習總書記現在倡導建立我們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劉玉村認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就像我在醫院裡宣傳醫院的核心價值觀，叫「厚德尚道」，簡稱「厚道」。如果我們的醫生對病人厚道了，如果我當院長的對我的工作人員厚道了，我相信工作人員之間、醫生和病人之間也都會互相厚道，只要厚道起來，那就沒有問題。這次總理的工作報告裡面也提到了，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來做中國式的改革，特別是中國式的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
「我覺得這讓我們真的看到了希望。所以，我當院長來領導這個醫院，我也很有信心，把這個醫院領導好。大家看到中國的醫院變化很大，每家醫院的門診樓現在修得很不錯，病房樓也很好，有一個相對乾淨整潔、比較溫暖的環境，讓中國的病人、中國的老百姓有尊嚴地、體面地在醫院裡看病，這樣就讓大家的心情變得好一些。」劉玉村說。
劉玉村：一定要想辦法吸引最優秀的人才來學醫
中國青年網北京3月10日電 10日上午8時45分，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邀請5位全國政協委員就「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回答記者提問。
新華社記者：我想提問劉玉村委員。我們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27次提到了「醫」這個字，並且明確提出要下力氣解決群眾看病就醫難題。現在新醫改已經走過了九個年頭，進入深水區，想請問您覺得最大的難點在哪裡?謝謝。
全國政協委員劉玉村：首先感謝記者問了一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是世界上一個共有的難題。在當今的世界上，說的最多、聲音最響說醫改有兩個大國，一個是發達國家美國，另外一個就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大家可能從各種媒體上都看到，美國三任總統都非常關注醫改，克林頓總統甚至讓夫人牽頭來做醫改，一直到現在的總統仍在持續關注。我覺得美國的醫改還在路上，當然，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已經作出特別多的努力，目前還存在着很多的難題。如果說難在哪兒?我個人歸納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有限度的財力投入與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需求之間的矛盾。劉部長在這兒剛說完教育，我個人認為學前教育，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教育，從小一直到大學畢業到底得花多少錢，我覺得有一個基本標準，可以算得出來。但是，醫療是個無底洞，同樣一種疾病可能花不多的錢，也可能花未知數的錢，因為醫療方面涉及到健康問題，很容易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來評價、來說。比如，我們遇到一個病人，他說要不惜代價救治父親。現在科技的含量、新的材料、新的生物製藥產品的出現，給醫療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世界上大概分三類國家，美國投入了它GDP的15%到17%也沒有完全解決好這個問題，還有4000多萬沒有醫保的人。我在美國期間，在急診室看到窮人沒有醫保，一直把病養成了一個能到急診看病的階段，坐到急診室里可能等好幾個小時才能看上病。還有一類國家，就是大概投入10%左右的GDP，比如說日本、加拿大，但是他們國家也有一個問題，就是效率也同樣存在問題。我聽到這麼一個笑話，在某個國家，一個人摔傷以後去看病，認為可能有鎖骨骨折，醫生跟他說，你回家等着什麼時候通知你來拍片子。三個月以後通知他拍片子證明鎖骨骨折已然癒合了，所以它有一個效率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經濟體國家，大概的投入水平在5%到10%之間，所以看財政投入的增長，似乎趕不上需求和期望值的增加。我用這麼一句話來概括，經濟的問題對醫療來說，這個錢永遠不夠用。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
第二，社會評價跟個體感受之間是有差異的。比如說，對醫療衛生體制方面所帶來的成果，社會評價的指標，中國優於世界上中等收入發達的國家，高於它的平均水平。比如說，我們的人均預期壽命這十來年長了一歲多，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都控制得相當不錯，醫保覆蓋的人群在13.5億，這都是非常大的成果。還有一條，每當我們國家遇有重大災難的時候，我們醫務人員的反應速度，救治的能力和水平我個人認為是世界第一的，這跟我們國家的體制是有關係的。再有，大家還記得2003年，「非典」突襲中國的時候，政府部門在應對上還是有些措手不及，在社會百姓人群當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恐慌，到當下的中國還會有這樣的問題嗎?比如說非洲出現埃博拉疫情的時候，疫情非常嚴重，但我們國家守住了我們的國門，沒能讓這個疾病進入到中國。同時，我們國家派駐的救助隊伍幫助了非洲，控制了這個疾病。所以，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國家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所取得的重大的成就。但是老百姓去看病的時候，他評價的是每一個環節，他想明天去看病，去掛誰的號，怎麼出門診，住院、手續等等還是有一些難題。我覺得這方面，就是個體的感受跟社會評價的指標之間還是有一些問題的。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國家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社會群體中包括我本人在內，我們普遍的心理還是有一點着急，恨不得一天就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另外，我們改革開放也有一些副作用，大家互相之間的信任度還是有點問題。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多一點信任，少一點急躁，可能個體的評價也會高一些。
第三，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平衡。您要知道香港醫管局若干年以前，假如說他拿100億港幣投入在醫療衛生事業當中，其中70%的經費是人頭費，是花在醫務人員身上的，另外的30%是藥品、設備等等。所以，人力資源如何保障，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也是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的人事薪酬改革，我希望這個改革來得更快、更徹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醫務人員的待遇，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吸引最優秀的學生來學醫。據我現在觀察，北京一流的高中畢業生經常是選擇學習經濟、學法律，大家試想，如果未來中華民族的健康乃至生命，如果不託付給一流的群體，記者朋友們您們放心嗎?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我們整個社會反思，一定要想辦法讓我們這個行業吸引最優秀的人才，來關注我們民族的健康，同時增加我們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國際競爭力。我認為有這三方面的原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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