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
列文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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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1920年6月10日 逝世 1969年4月6日 母校 哈佛大學 專業 美國漢學家 主要成就 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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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里奇蒙·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1920年6月10日－1969年4月6日），美國漢學家。生於波士頓，畢業於哈佛大學，1951年經費正清推薦至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代表作有《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1969年他因划艇事故死亡。[1]。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為紀念他設立了列文森圖書獎。
目錄
論述
在《梁啓超與近代中國的心靈》一書里，列文森與梁啓超的心靈展開對話，重點探討了中國近代優秀知識分子梁啓超的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關係。列文森在討論中提出了「歷史—價值」二分的觀點，即「每個人都在情感上忠實於歷史而在理念上則信守價值，並總欲使二者相結合」。他指出，一個穩定的社會，是其成員在普遍原則上選擇他們所繼承的獨特文化的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華帝國就是這樣一個社會。中國人熱愛自己的文明，不僅因為他們生在這種文明之中，而且因為他們認為它是美好的，是有價值的。然而，「在十九世紀，歷史和價值在許多中國人的心靈中被撕裂了」。他的這一發現一度為許多學者所稱道，也為一些大陸學者所認同。在大陸學界，這個命題被概括為一個着名的公式——「歷史與價值的張力」。列文森還提出了「理智—情感」二分的觀點，即將一個人的理智和情感區別開來，指出梁啓超「由於看到其他國度的價值，在理智上疏離本國的文化傳統；由於受歷史制約，在情感上仍然傾向本國傳統」。「在理智上疏離而在情感上傾向他的傳統」（intellectuallyalienatedandemotionallytiedtohistradition）這句話，成為列文森貫串全書的一句名言。
列文森關於「現代中國的三部曲」—《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卷本，是其最重要的著作，它的出版進一步奠定了列文森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領導地位。是書出版後，在美國的中國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杜維明曾經這樣說道：「《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是一個天才人物寫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現代經典，西方『中國研究』一個時代的象徵。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夠引發如此普遍的關注，如此持久的討論與爭論。儘管七十年代以來批評之聲就不絕於耳，人們卻始終無法迴避它所提出的問題。」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的中心論旨是中國儒家文明的現代命運，「這是現代最重要和最具吸引力的問題之一」。具體而言，列文森所要傾力解決的問題是，為什麼在亞洲所有偉大的文化傳統中只有中國經歷了與其過去——儒家秩序的斷裂，而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等其它文化傳統在進入現代世界時則保持了連續性？為什麼能夠在與儒家傳統發生斷裂的中國獲得成功？列文森在這部皇皇三冊的巨着中，從哲學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會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層面，詳細分析了明、清以降至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各派知識分子對儒家思想的態度，生動描述了儒家在現代中國發展中的曲折命運。
列文森指出，19世紀以後西方衝擊對中國近代思想、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在闡述這個問題時，他運用了「詞彙」和「語言」（VocabularyandLanguage）的比喻。他指出，19世紀以後西方衝擊對中國近代思想和近代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不是「詞彙」的變化，而是「語言」的變化；不是量（quantity）的變化，而是質（quality）的變化。在他看來，佛教對儒家思想的衝擊，屬於「詞彙」的變化；而19世紀西方對中國社會的衝擊，則可稱為「語言」的改變。為什麼前者只是「詞彙」的變化，後者卻是「語言」的改變？列文森說，「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沒有對中國整個社會產生過衝擊，它與中國的接觸僅限于思想方面」；而19世紀以來，西方對中國的衝擊是全面的社會衝擊，並不限于思想。列文森說，「只要一個社會在根本上沒有被另一個社會所改變，那麼，外國思想就會作為附加的詞彙，在國內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但，「當由外國勢力的侵入而引起的社會瓦解開始後（這種情況在中國，而不是在西方發生過，而且在中國也只發生在十九世紀和十九世紀之後），外國思想便開始取代本國思想」。所以，社會「語言變化」不是一般的變化，是涉及社會本質的、刻骨銘心的變化，是外國入侵、非單一思想衝擊背景下的變化。列文森的這一比喻，深刻說明了19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性質所發生的劇變。
漢學專業
作為一名思想史家，列文森不僅精通歷史學，還通曉哲學、社會學、美學和藝術。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他以其深刻的審美領悟力，對明代和清初一些有代表性畫家的繪畫風格進行了分析。雖然列文森的研究資料中，並不真的用圖像性的繪畫，而更多使用的是文字性的繪畫史文獻，但他試圖通過對明清繪畫史的分析來揭示儒家文化精神的特質，所選取的角度是十分獨特的。列文森說，明朝末年，畫界已形成一種風尚：即官僚本人就是畫家，並且特別喜愛自己的畫，而那些專業畫家反而受人冷落。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列文森認為，原因很簡單，儒家官僚「輕視職業化」，崇尚「業餘理想」（amateurideal）。所謂「業餘理想」是相對於作為現代精神的理性化、專業化而言。儒家這種「業餘理想」的背後，實際體現的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列文森的「業餘理想」說，確實抓住了儒家人格形態與現代社會分工下的專家之間的實質性差異。儒家的理想人格形態是全面型的，其所內涵的人文要求既是道德的、價值理想（目的）的，同時也是普遍文化的、「智（知）的」。儒家所代表的人格形態是人文學的充分體現。一個人可以是一個詩人、畫家，同時還做政治和學術文化上的領導，是全能的。而韋伯（MaxWeber）認為現代人的最大特徵是職業屬性，現代化的過程是職業化、專業化、官僚化、理性化的過程。受韋伯思想的影響，列文森認為現代文明是一個專業化的、以科技為主的文明，在專業分工越來越明細的現代工業文明里，儒家的「業餘理想」與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專業技術性人才」是相對立的，所以儒家所代表的這種人格形態是最沒有辦法在現代文明里生存的。 作為美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傑出代表，列文森不僅見識深刻、眼光敏銳，而且研究特點也頗鮮明。這裡不妨對其研究特點做一約略探索。
獲獎
- 1954-55年:富布賴特獎(Fulbright)
- 1958–59年: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獎(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 1962-63年:古根海姆人文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 for Humanities)。
紀念獎
為感念列文森的學術貢獻，由中國和中亞研究協會理事會(the China and Inner Asia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提供的約瑟夫·萊文森圖書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成就
保羅·科恩(Paul Cohan)曾在研究美國對中國的歷史著作《發現中國的歷史》中評論說:萊文森"在戰後的幾十年裡，比任何其他美國歷史學家都更有想像力地、更有說服力地處理現代化和文化變革問題"。
作品
- 《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
-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1958-1965）
- 《Chin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1969）
- 《革命與世界主義》（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