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沅君
馮沅君（1900-1974年），女，河南省唐河縣人，現代著名女作家，中國古典文學史家，大學一級教授。原名馮恭蘭，改名淑蘭，字德馥，筆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吳儀等。自幼學習四書五經、古典文學及詩詞，與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和地質學家馮景蘭為同胞兄妹，丈夫是著名學者陸侃如。先後在金陵女子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任教。曾任山東大學副校長。
| 馮沅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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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沅君 | |
| 出生 |
1900 河南南陽唐河縣 |
| 逝世 | 1974年 |
| 國籍 | 中國 |
| 別名 | 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吳儀，馮恭蘭 |
| 職業 | 作家、戲曲史家 |
| 知名作品 | 《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簡編》《中國古典文學簡史》 |
目錄
個人履歷
主要經歷
馮沅君父親馮台異，字樹侯，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中進士，到兩湖總督張之洞幕下辦事，曾任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即外國語學校的總務長)，後任湖北省崇陽縣知縣。馮樹侯注重對子女的教育，在家設書房請「教讀師爺」，為其長子友蘭、二子景蘭及女兒沅君講授古文、算學、寫字、作文。年幼的馮沅君喜愛讀古文，尤愛讀唐詩，十一二歲時不僅能背誦大量的詩詞，而且還能夠吟詩填詞，故有「才女」之譽。後來，馮沅君的大兄、二兄先後赴京、滬學習。馮沅君在家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過的書，刻苦攻讀，吟詩作賦；一方面大量閱讀大兄、二兄帶回來的中國古典名著及新出的報刊，從中接受新的思想。
1917年秋宣統三年（1910年）入縣立端本女子小學堂。辛亥革命時輟學，居家自修。民國6年（1917年），離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科專修班。「五四」運動前後，校長思想頑固，反對學生參加愛國運動，馮沅君受15所女校愛國學生委託，起草致徐世昌總統書，並遊行請願上書，又迫使校長辭職。她將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改編為話劇，親自扮演焦母，進行反封建宣傳。[1]
民國十一年（1922年），畢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並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研究生，研習中國古典文學，並於1
927年畢業。其間1923年開始小說創作，以筆名淦女士在《創造季刊》與《創造周報》上發表《旅行》、《隔絕》和《隔絕以後》等篇。她的小說充滿了大膽的描寫和反抗舊禮教的精神，在當時曾震動過許多讀者。1926年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卷葹》（北新書局）和《春痕》（北新書局），前者是她的代表作，由魯迅編入《烏合之眾》。1929年又出版第三個短篇集《劫灰》（北新書局）。作品多是描寫為獲得婚姻戀愛自由幸福而反抗舊禮教的青年的情緒，也寫母愛。
1925年後，先後在金陵大學、中法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安徽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其間於1929年與文學史家陸侃如結婚。著有《中國詩史》（與陸侃如合著，1932年開明書店），《中國文學史》（啟明書局）、《中國文學史簡編》等書。1932年與丈夫陸侃如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學習。1935年在巴黎大學文學院獲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在金陵女子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等校任教，曾任第一屆、第二屆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山東大學副校長。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除教學工作外，主要從事古典文學、文學史的研究和著述。這期間出版《古優解》、《孤本元明雜劇題記》、《古劇說匯》等書。
1949年起，一直任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其間修訂了《中國文學史簡編》，與陸侃如合寫的《中國古典文學簡史》已被譯成英文和羅馬尼亞文。還和北京大學林庚教授主編《中國歷代詩歌選》（196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出任山東大學副校長，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1962年被評為山東省先進工作者。解放後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先後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第二、第三屆代表，山東省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山東省文聯副主席，山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等職。1974年6月17日病逝。
家藏古籍甚多，有明本近百種，有部分圖書被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看過。生前曾立下遺囑，把他們數十年的全部積蓄6萬餘元人民幣及2萬餘冊珍貴的藏書，全部捐贈給山東大學。
沅君童年
馮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暫，在她剛滿8歲的時候，父親馮樹侯突發腦溢血病逝於崇陽縣衙任中。那是1908年夏天，即馮樹侯出任崇陽縣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風得意之時，死神卻把他帶走了，儘管他走得那麼匆忙，那麼不情願。儘管馮沅君是那麼愛自己的父親，心裡充滿對父親無上崇敬、仰慕和愛戴的真情實意，但無奈人生無常，事至可悲。
在父親病逝後的幾年裡，馮沅君跟母親及二位兄長，又返回到了唐河縣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親的教導和兄長們的幫助下自學詩書。沒過多久，她的兩位兄長紛紛離家遠赴開封、上海，進了大、中學堂。
馮沅君的這兩位胞兄都是新學堂的學生，在學校接受了一些新的東西，思想都比較開明。所以，他們平素在家中的言談及經常從外地寄來的新派報刊，使馮沅君逐漸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她不再滿足於深居閨中讀書習字的生活，她熱切地企盼像兩位兄長那樣，到大城市去讀書，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識。
說來也巧，機遇從天而降，北洋政府決定將原來慈禧太后創辦的女子師範學校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並於1917年開始招生。馮沅君得知這一消息後，欣喜若狂，她與其兄說服母親，毅然隨兩位胞兄進京投考。當時，北京女高師入學考試只考國文一門，馮沅君自幼學習國文，有較好的基礎，自然是一舉考中了。就這樣，17歲的河南姑娘馮沅君成了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從此，馮沅君開始了嶄新的學校生活。
名滿京華
馮沅君就讀北京國立女高師之際，正是五四運動席捲中國知識界的時候，「新潮派」和「歐美派」的教師們給女高師帶來了新的思想，所以當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的時候，北京女高師的學生便積極響應，投身到時代那波瀾壯闊的革命熱潮之中。當時，北京女高師的方校長是一個思想頑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學生上街參加愛國遊行，並下令緊閉校門，還特意派人在校門上加了一把大鐵鎖。然而，馮沅君卻無視學校的嚴束，第一個搬起石塊砸碎了鐵鎖，全校的同學奪門而出，與北大、清華等校的師生會師。這件事使馮沅君在北京女高師獲得了一個勇敢無畏的好名聲，受到廣大師生的讚揚。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喚醒了一代有頭腦、有作為的男女青年。馮沅君，這個內心一直嚮往着自由與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這個偉大運動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筆，將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改編成古裝話劇，並親自登台演出，主動扮演了劇中眾矢之的的封建專制家長的典型人物焦母（馮沅君的同屆同學程俊英飾劉蘭芝，孫斐君飾焦仲卿，陳定秀飾小姑）。女大學生登台演戲，在20年代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極為大膽的行動，從而得到執導此劇的李大釗先生的稱讚和《戲劇雜誌》社陳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學生登台演戲在北京是頭一遭，故而轟動了整個北京城，演出獲得了意外的成功，連演3天，盛況空前：第一天滿座，第二天以後就連窗戶外邊也擠滿了人。北大、清華的師生們還開了專車前往觀看，李大釗先生的夫人帶着女兒前去助威，魯迅先生和川島先生亦都來看過戲。《孔雀東南飛》的演出，使馮沅君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寫文章說馮沅君此時是「名滿京華」。
珠聯璧合
馮沅君和陸侃如的戀愛，是從1926年秋天開始的。當時的陸侃如是清華大學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瀟灑，才華橫溢。他的《屈原》、《宋玉評傳》等在學術界頗引人注目。他比馮沅君小3歲（陸侃如生於1903年11月26日，江蘇海門人），是年夏天從北京大學國文系畢業後，隨即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辭》，還協助梁啓超校注《〈桃花扇〉傳奇》。當時，馮沅君已是文壇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贏得了陸侃如的愛慕。由於業務上的相近，使他與馮沅君有接觸的機會。他這位風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馮沅君的好感。兩人雖然不是青梅竹馬，卻是一見鍾情。他們相識之後，就開始了頻繁的往來、交談、通信。陸侃如反覆地向馮沅君表示純潔的友誼，接着就是純潔的愛情。每逢星期日，陸侃如都到北大來找馮沅君，他們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談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時也相約去游長城，流連徘徊於頤和園的水榭、圓明園的古蹟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靜的小路上。經過海闊天空的侃談，雙方就再也分不開了。[2]
主要著作
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 其文學研究論著有《宋詞概論》《張玉田年譜》《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中國歷代詩歌選》 (主編)、《屈原》《宋玉》《樂府古辭考》《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 ；與陸侃如合著《中國文學史簡編》《中國古典文學簡史》《中國詩史》；與王季思合編《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與馮沅君合著《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簡編》《中國古典文學簡史》，與高亨合著《楚辭選》，與牟世金合著《文心雕龍選譯》《劉勰論創作》《劉勰與文心雕龍》。。
其戲曲研究專著有《古優解》《古劇說匯》《古劇四考》《〈天寶遺事〉輯本題記》《金院本補說》《孤本元明雜劇抄本題記》，與陸侃如合編《南戲拾遺》等。
譯著有：高本漢的《左傳真偽考》、小仲馬的《金錢問題》、塞昂里的《法國社會經濟史》、《書經中的神話》《法國歌曲價值及其發展》《新法國文學》等。
馮沅君逝世後，由袁士碩匯編整理的《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卷葹》、《春痕》和《劫灰》是她的三個短篇集。
作者評論
馮沅君是繼陳衡哲、冰心、廬隱之後，文壇又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小說中那種反對封建禮教、爭取自由獨立的精神足以與和她前後馳名文壇的另外幾位作家比肩。她的創作大都集中在自由戀愛和封建包辦婚姻衝突這一主題上，即使後期的創作也仍然是愛的主題。她的第一個小說集《卷葹》收小說4篇：《隔絕》、《隔絕之後》、《旅行》和《慈母》，這4篇小說主題基本相同，一方面是女主人公刻骨銘心的自由戀愛，大膽而熱烈；另一方面是作為封建婚姻制度維護者的長輩對主人公愛的「隔絕」。於是矛盾衝突到了極其尖銳的地步，前者是剛剛站起來而尚未完全站穩的新生力量，後者則有龐大的舊制度、舊倫理道德的支撐。在被壓迫者一面，是義無反顧的精神叛逆，「身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犧牲，不得自由我寧死」。「我們的愛情是絕對的、無限的，萬一我們不能抵抗外來的阻力時，我們就同去看海去」（《隔絕》）。在壓迫者那一面，視女主人公的自由戀愛是敗壞家風，有損家庭榮譽，「是大逆不道的」（《隔絕》）。這種激烈衝突的描寫採用第一人稱的書信體，以女主人公為敘述主體，更增加了強烈的反抗意識，這在初期女作家的作品中是少見的。我們固然可以從作家創作主體找到原因，但更是時代使然。馮沅君的出現，才第一次在女作家筆下出現了與傳統大膽叛逆的知識女性形象。這也許正是馮沅君小說獨特的思想意義所在。
作品特色
浪漫主義
馮沅君作品體現出明顯的浪漫主義色彩。這不僅是指其作品思想上的浪漫因素，更主要的是指其創作方法上的特徵。其作品不以故事情節安排為重心，而以人物心理刻畫為重心；不以故事情節發展來框架作品的結構，而以人物心理、情緒發展為作品的線索。在那裡，運用得最得心應手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即使是在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的作品中，作者也是借主人公的語言或心理活動描寫來宣洩自己的情感，表達自己的思想，並不失時機地借景抒情，以景物、環境的描寫來渲染作品的抒情氛圍。楊義認為，廬隱的小說廣泛使用日記和書信的形式，「在五四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堪稱「日記書信體的專家」。其實，從創作整體而言，馮沅君似乎表現得比廬隱更突出。在她的15篇作品中，運用書信體或運用書信作為作品主體的就有8篇，並且幾乎包括她的全部重要作品在內，這個數字是驚人的。像《隔絕》這篇作品，由於書信體的運用，使作者的筆直入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表達了女主人公敢於為戀愛自由而死的決心，且由於時空的立體性安排，把主人公「隔絕」後的痛苦和「隔絕」前與愛人的歡愉交織成一體，增強了作品的情感張力。即使不是書信體，如《旅行》這篇代表作式的作品，也同樣是第一人稱的敘述角度，通篇都是女主人公的內心獨白，作家注意的不是作品的故事性，而是對作品中人物心理的刻畫；不是人物的外在行動，而是人物的內在思想和情緒。這樣，作品便表現出描寫對象的強烈叛逆精神，同時，女主人公強烈的叛逆精神背後的「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的矛盾心理也得到充分地表現。我們還將發現，由於作家對她筆下人物的思想、情感的認同，也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量，作家的主體情感也通過她筆下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淋漓盡致地宣洩，而這一點又恰恰是同作品第一人稱敘述方式相聯繫。馮沅君說：「文學作品必需作者的個性」，「至於書信，我以為應較其他體裁的作品更多含點作者個性的色彩」。
藝術情調
作為女性作家作品的浪漫主義色彩的另一特徵，是她的作品中無一例外地浸染了古典詩詞的藝術情調。冰心擅長「詩化的白描」，並常常引用或化用古典詩詞的詞句：「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斯人獨憔悴》） 這種特徵亦體現在馮沅君的小說中，《卷葹》的集名，如魯迅所說：「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作者以此象徵女主人那刻骨銘心的愛情，也暗示了其戀愛的悲劇。此外如《慈母》題下引孟郊的詩《遊子吟》，《劫灰》集題詞引《詩經》中《小雅?節南山》的詩句等等，幾乎是慣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家還在某一篇作品中引用古詩的句子或自作詩詞來表達主人公特定的心理活動。如《誤點》中引李白「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隔絕》中嵌進一首長達四節的新詩，都和作品的情節和主人公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動、情緒特徵相吻合，起到了極好的烘托作用。馮沅君這一創作上的特徵，無疑是和她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有關。這一特徵使她的作品更加深入人心，深得新文學初期受過古典文學薰陶、訓練的讀者的喜愛。寫作《春恨》後，馮沅君的熱情轉向學術研究。總之，她的作品別具一格，很有特色。她的作品，特別是戀愛小說，確實是中國現代文學珍貴的遺產。
雕像
秋風送爽，細雨微微。今天上午，馮沅君、陸侃如先生雕像揭幕儀式在山東大學舉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黨組書記、理事長，山東大學中文系56級校友代表項懷誠和山東大學黨委書記朱正昌共同為雕像揭幕，校長徐顯明在揭幕式上致辭。
在山東大學即將迎來110年校慶之際，中文56級校友一行39人相聚在闊別50年的母校，並捐贈了馮沅君、陸侃如先生雕像，以表達對母校的眷戀和對大師教誨的感恩之情。徐顯明在講話中表示，大學要有大師，大道德加上大學問才稱得上是大師。大家一起回顧了兩位先生勤奮治學、教書育人的一生，表示以兩位先生為榜樣，在新的起點上，發揚山東大學文史見長的傳統，到建校120周年完成初步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目標。[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