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國年表
原文
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籓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逾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並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
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表略）
譯文
太史公研讀《秦記》，看到上面記載犬戎部族擊敗殺死周幽王，周王室往東遷都到洛邑，秦襄公開始被封為諸侯，就建造西畤來事奉天帝，這表明秦國越位犯上的苗頭已經顯現出來了。《禮經》上說:「天子才有權祭祀天地，諸侯只能祭祀本國封區內的名山大川。」當時秦國夾雜着西戎北狄的民風習俗，把凶暴乖戾擺在前面，將仁德道義放在後頭，地位處在捍衛王室的臣屬行列，卻在祭祀規格上同天子平起平坐，君子對此感到後怕。到秦文公越過隴山，驅逐戎狄，祭祀陳寶，開發了岐山到雍地這片地區，而秦穆公修明政治，把東部國境擴展到黃河西岸，就與齊桓公、晉文公這些中原霸主勢均力敵了。此後，家臣執掌國政，大夫世代保持政治地位，六卿獨攬晉國的大權，無論征伐還是會盟，威勢都在諸侯之上。到田常殺掉齊簡公而自任齊相，諸侯卻無動於衷不予討伐，這標誌着海內已經圍繞怎樣保持本國的軍事實力來爭鬥了。韓趙魏終於到最後瓜分晉國，田和也吞滅姜齊據為己有，六國並立的局面由此開始了。首要之務在於壯大軍事力量，兼併對方，因而權謀詐術得到普遍應用，合縱連橫的學說也相繼興起。各種謊言騙局蜂擁而出，誓詞盟約毫無誠意，即使互派人質，剖符為憑，還不能相互約束。秦國起初只是一個偏遠小國，中原各國都排斥它，把它比作戎狄。但從獻公以後，一直在諸侯中稱雄。論起秦國的德義，還不如魯衛兩國中那些凶暴乖戾的人；計量秦國的兵力，也不如三晉強大，但最後卻吞併天下，這不一定就是因為秦國憑據天險，攻守方便，地理形勢非常有利，好像上天對它有所扶助似的。
有一種說法認為:「東方是萬物開始萌生的地方，西方是萬物最後成熟的地方。」據此看來，開創事業的人必定出現在東南，獲取勝利果實的人常常誕生在西北。所以大禹在西羌勃興，成湯在亳地崛起，周人建立王朝是因為有豐鎬作根據地去討伐殷商，秦國完成帝業是由於有雍州當大本營才日益強大，漢朝興盛是從巴蜀漢中開始的。
秦國已經統一天下，就焚燒《詩》、《書》，而各國國史被燒得更厲害，因為書中有諷刺譏笑秦國的地方。《詩》、《書》之所以重新流傳於世，是因為收藏的人家很多，而各國國史專門收藏在周王室，因此一下子就全毀滅了。可惜呀！可惜呀！如今只有《秦紀》傳下來，又不寫明日月，內容簡略也不完整。但是戰國關於變通和應急的對策也有大量可以採用的，為什麼非上古不可呢？秦國奪取天下暴行很多，但能隨着時代的不同而相應調整對策，建樹的功業非常巨大。傳世的典籍強調說:「效法後王。」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後王距離自己近，當代民俗的變化也和後王那個時期差不多，道理講起來淺顯明白，容易推行。一般的讀書人局限於平常聽到的那點東西，看見秦朝高居皇帝寶座的時間很短促，不考察它本身發展的全過程，就都恥笑它，這和用耳朵吃東西沒有什麼兩樣，真可悲呀！
我於是根據《秦紀》，接在《春秋》後面，上起周元王，列表編排六國發生的大小事件，下至秦二世，總共二百七十年，藉此顯示出我所聞知的各種興盛衰敗的頭緒來。後世若有君子，請來閱讀它。[1]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史記》。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2]
作者簡介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長，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