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年表
原文
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籓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脩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彊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表略）
译文
太史公研读《秦记》，看到上面记载犬戎部族击败杀死周幽王，周王室往东迁都到洛邑，秦襄公开始被封为诸侯，就建造西畤来事奉天帝，这表明秦国越位犯上的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了。《礼经》上说:“天子才有权祭祀天地，诸侯只能祭祀本国封区内的名山大川。”当时秦国夹杂着西戎北狄的民风习俗，把凶暴乖戾摆在前面，将仁德道义放在后头，地位处在捍卫王室的臣属行列，却在祭祀规格上同天子平起平坐，君子对此感到后怕。到秦文公越过陇山，驱逐戎狄，祭祀陈宝，开发了岐山到雍地这片地区，而秦穆公修明政治，把东部国境扩展到黄河西岸，就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中原霸主势均力敌了。此后，家臣执掌国政，大夫世代保持政治地位，六卿独揽晋国的大权，无论征伐还是会盟，威势都在诸侯之上。到田常杀掉齐简公而自任齐相，诸侯却无动于衷不予讨伐，这标志着海内已经围绕怎样保持本国的军事实力来争斗了。韩赵魏终于到最后瓜分晋国，田和也吞灭姜齐据为己有，六国并立的局面由此开始了。首要之务在于壮大军事力量，兼并对方，因而权谋诈术得到普遍应用，合纵连横的学说也相继兴起。各种谎言骗局蜂拥而出，誓词盟约毫无诚意，即使互派人质，剖符为凭，还不能相互约束。秦国起初只是一个偏远小国，中原各国都排斥它，把它比作戎狄。但从献公以后，一直在诸侯中称雄。论起秦国的德义，还不如鲁卫两国中那些凶暴乖戾的人；计量秦国的兵力，也不如三晋强大，但最后却吞并天下，这不一定就是因为秦国凭据天险，攻守方便，地理形势非常有利，好像上天对它有所扶助似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东方是万物开始萌生的地方，西方是万物最后成熟的地方。”据此看来，开创事业的人必定出现在东南，获取胜利果实的人常常诞生在西北。所以大禹在西羌勃兴，成汤在亳地崛起，周人建立王朝是因为有丰镐作根据地去讨伐殷商，秦国完成帝业是由于有雍州当大本营才日益强大，汉朝兴盛是从巴蜀汉中开始的。
秦国已经统一天下，就焚烧《诗》、《书》，而各国国史被烧得更厉害，因为书中有讽刺讥笑秦国的地方。《诗》、《书》之所以重新流传于世，是因为收藏的人家很多，而各国国史专门收藏在周王室，因此一下子就全毁灭了。可惜呀！可惜呀！如今只有《秦纪》传下来，又不写明日月，内容简略也不完整。但是战国关于变通和应急的对策也有大量可以采用的，为什么非上古不可呢？秦国夺取天下暴行很多，但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相应调整对策，建树的功业非常巨大。传世的典籍强调说:“效法后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后王距离自己近，当代民俗的变化也和后王那个时期差不多，道理讲起来浅显明白，容易推行。一般的读书人局限于平常听到的那点东西，看见秦朝高居皇帝宝座的时间很短促，不考察它本身发展的全过程，就都耻笑它，这和用耳朵吃东西没有什么两样，真可悲呀！
我于是根据《秦纪》，接在《春秋》后面，上起周元王，列表编排六国发生的大小事件，下至秦二世，总共二百七十年，借此显示出我所闻知的各种兴盛衰败的头绪来。后世若有君子，请来阅读它。[1]
作品出处
本文出自《史记》。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2]
作者简介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长，夏阳（在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出身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官至太史令。司马迁继承父亲太史令的职位后，得以饱览朝廷藏书，又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增长了见识；他同时开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亲写一部“名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的通史的遗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上疏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以宫刑。受此大辱，司马迁愤不欲生，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心“隐忍苟活”。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著《史记》。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