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田永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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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田永孚 元田 永孚（もとだ ながさね、文政元年10月1日（1818年10月30日） - 明治24年（1891年）1月22日）日本武士·熊本藩士、儒學家、漢學家、思想家、朱子學（實學）學者。從二位·勛二等·男爵。通稱傳之丞、八右衛門，字子中，雅號東野，別號東皋、猿岳樵翁、茶陽。
儒學者、宮內官僚。出身於肥後，父親是熊本藩士。早入藩校時習館師從橫井小楠。明治3年（1870年）為藩知事細川護久的侍讀。翌年出仕宮內省，為明治天皇的侍講。明治10年在宮內省於天皇側近設置侍補職，成為明治天皇的帝師和私人顧問。明治12年批判藩閥政治，展開天皇親政運動失敗，侍補職被廢止。明治14年授一等侍講。明治19年任宮中顧問官。明治21年任樞密顧問官。致力於明治天皇的君德輔導，在政治上反對立憲制，主張天皇之德治，在教育政策上反對開明派的知識啟蒙，主張仁義忠孝之德育。參與《教學大旨》的起草、《幼學綱要》、《皇室典範》等的編纂以及《教育敕語》的起草。
目錄
人物生平
藩士時代文政元年10月1日（1818年10月30日）生於肥後國熊本城（今熊本縣熊本市中央區櫻町3-22），是熊本藩藩士元田三左衛門（700石（本知550石））與津川平左衛門的女兒阿喜和所生之子。元田家在熊本藩內位列上士（上級藩士，藩士中的最高家格）階層，父母雙親都是元田家從別家收養過來的養子，元田永孚自幼由祖父元田自泉照顧。
元田永孚幼年時，因父親左三衛門在藩主細川齊樹身邊擔任小姓（幕府·諸藩身邊的侍臣，處理日常庶務和秘書工作），天保8年（1837年）在齊樹之侄兼養嗣子細川齊護（第10代藩主）身邊擔任御側取次而事務繁忙，在祖父身邊長大。永孚幼承祖父元田自泉的嚴格教育，學習《唐詩選》和《論語》。文政11年（1828年）進入熊本藩藩校時習館學習。天保3年（1832年）元服，天保8年（1837年）3月父親陪同細川齊護參勤交代，元田永孚也隨之赴江戶，在遊歷京都、大阪、江戶後歸藩。同年8月與時習館居寮長橫井小楠相識，在學問上受到橫井小楠、下津久馬（休也）的指導。以後元田永孚深受橫井小楠的思想影響，自以祖述者為己任。天保14年（1843年），元田永孚與長岡是容、橫井小楠、下津久馬、荻昌國結成「實學黨」（以橫井小楠為核心的藩政改革派），實學黨始於他們研究會讀朱子學的《近思錄》的團體活動，仰慕大冢退野倡導的學風，以李退溪（退溪李滉，李朝儒學宗師）主張的治國安民、利用厚生、躬行實踐的學術思想為宗旨，追求實學，要求改革藩政，與反對改革的主流派「學校黨」（保守派）對立。
弘化4年（1847年），支持橫井小楠的熊本藩次席家老長岡是容在同保守派的筆頭家老松井佐渡的派閥鬥爭中失勢，元田在父親的強烈要求下退寮，雖然在野，但仍一邊學習一邊繼續與實學黨的交流。嘉永6年（1853年）黑船來航，長岡是容重新得勢，但此時橫井小楠與長岡是容在思想和政治方針上發生分歧和對立。橫井小楠積極倡導「開國論」，長岡是容傾向於「攘夷論」。安政2年（1855年），實學黨分裂為得到家老、藩士擁戴的長岡的「坪井派」（明德派）和鄉士、豪農支持的橫井的「沼山津派」（新民派），元田一度與實學派拉開了距離。
安政4年（1857年）12月2日，父親去世後，元田永孚於安政5年（1858年）2月繼任元田家第8代家督。文久元年（1861年）陪同第11代藩主細川慶順（細川齊護次子，後改名韶邦）參勤交代，再度赴江戶。在江戶，與在幕府政事總裁職松平慶永（前越前福井藩藩主）之側近推動江戶幕府改革的橫井小楠相逢並重拾舊誼。文久2年（1862年）9月因妻子突然病故，短暫辭職歸藩。同年12月被任命為京都留守居，奉藩命上洛。在京都努力周旋於公武合體派諸藩中間，反對尊王攘夷。文久3年（1863年）7月歸藩後任中小姓頭。元治元年11月的第一次征伐長州，元田永孚隨慶順之弟長岡護美率領熊本藩兵駐守小倉陣地。慶應元年（1865年）辭職。慶應2年（1866年）幕府第二次征伐長州時反對出兵，反對武力討伐薩摩藩和長州藩，主張公議政體論。慶應3年12月9日（1868年1月3日）王政復古宣言發布後，主張細川氏應乘勢上洛。
慶應3年（1867年）12月任高瀨町奉行，慶應4年（明治元年、1868年）4月任側用人兼奉行。由於以學校黨為首的保守派與以實學黨為代表革新派之間的對立使藩政府無法確定方針，元田永孚的從速出兵和藩主上洛的主張沒有被採納。明治維新後，因厭倦藩內的無休止的意見對立，明治2年（1869年）2月隱退東大江村，開設私塾「五樂園」。明治3年（1870年）5月，知藩事（藩主）細川護久起用實學黨推進藩政改革，實學黨因此重新掌握了藩政的主導權，元田永孚被推舉為藩主的侍讀，回到權力中樞。 明治帝師明治4年（1871年）1月，元田永孚奉藩命上京，兼任宣教使、少參事。明治4年5月30日（1871年7月17日）在大久保利通的舉薦下，出仕宮內省，此後20餘年一直作為經筵講官為明治天皇進講（經筵日講），為明治天皇的政治·文化人格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明治4年9月5日（1871年10月18日）任宮內省七等出仕。明治5年2月13日（1872年3月21日）任宮內省六等出仕。明治6年（1873年）5月17日任宮內省五等出仕。明治8年（1875年）任宮內省四等侍讀。同年7月22日兼任三等侍講。明治10年（1877年）8月29日兼任宮內省二等侍補，明治10年（1877年）9月15日兼任二等侍講。明治11年（1878年）6月20日——明治14年（1881年）5月14日任皇后宮大夫，執掌皇后宮中事務。明治11年（1878年）12月24日——明治12年（1879年）10月13日兼任侍補。明治14年（1881年）5月14日任一等侍講，同年5月15日兼任皇后宮御用掛。
元田永孚十分重視對天皇的漢學教育，為天皇進講《論語》、《日本外史》等典籍，教授帝王學，本着「敬天保民、致君堯舜」，以儒教的德治主義的理想努力培養君德。明治5年（1872年），元田永孚致書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希望以儒教助力天皇的精神成長，批判了政府激進的文明開化政策。同時不滿宮中和府中（政府）的分離，提出應整合宮府，使兩者一體為輔導天皇而盡力的主張，實際上是主張建立實至名歸的以天皇為權力頂端的政治體制（絕對君主制）的開始。
力推親政元田永孚聯合吉井友實、土方久元、佐佐木高行、高崎正風等內臣在天皇側近形成了一股強勁的宮中政治勢力，極力推進「天皇親政運動」。元田永孚和高崎正風曾向天皇規諫，主張天皇親政，改組內閣，建立一個由天皇側近的侍從輔佐天皇左右國事的政府。
西南戰爭後，元田永孚提出行政財政改革主張，其中一環就是在宮內省設置侍補職，一等侍補德大寺實則（宮內卿兼任）、吉井友實、土方久元，二等侍補元田永孚（侍講兼任）、高崎正風，三等侍補米田虎雄、鍋島直彬、山口正定8人，11月補建野鄉三為三等侍補，明治11年（1878年）3月追加佐佐木高行為一等侍補，至此，宮中侍補職共有10人組成。
榮典
明治8年（1875年）2月24日：正六位；
明治8年（1875年）9月20日：從五位；
明治12年（1879年）12月15日：正五位；
明治15年（1882年）6月17日：勛三等旭日中綬章；
明治19年（1886年）10月28日：從四位；
明治21年（1888年）5月29日：勛二等旭日重光章；
明治21年（1888年）10月20日：正三位；
明治24年（1891年）1月21日：男爵；
明治24年（1891年）1月22日：從二位。
學術思想
元田永孚雖然重視實學，但又認為應以儒教道德為「本」，知識才藝為「末」，力求以國民教化之根源以皇室為中心的傳統。將西洋文明開化的壓力視為國體之危機，認為藩閥政治排忠義弄權道以輕視皇室。此外，元田將輔導明治天皇成為能夠垂範國民的儒教中的「有德之君」（致君堯舜）視為忠臣之道並為此竭盡心力。
元田永孚對於森有禮作為教育行政首長（文部大臣）倡導西洋啟蒙思想更是持強烈批判的立場。元田在致森的書簡中寫道：「孔子の教は吾（わが）國にありては君を愛し、吾父の子となりては吾父を愛して、孔子を愛せるを以て吾道と心得るを以て日本の今日にありては忠孝の大道を其時世々々に活用するを以て仆の學問とする（原文以片假名書寫）」
明治17年（1884年），元田永孚撰寫了《國教論》，主張把對皇室的崇敬轉化為國教，對全體國民進行徹底的教育。試圖以朱子學的大義名分論在日本的現實社會的徹底化、修身與治國之一體化共同將尊崇皇室確立為一種「國教」，元田的「政教一致」路線，將通過《教育敕語》確立天皇制國家來實現。但是，倡導國粹主義的保守派學者井上哲次郎認為，元田的思想偏重於君臣之道德而輕忽國家之理性，提出了批判性見解和不同意見。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