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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的回忆(孙犁)

伙伴的回忆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网

《伙伴的回忆》中国当代作家孙犁写的散文。

目录

作品欣赏

伙伴的回忆

一九三九年,我在阜平城南庄工作。在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到村南胭脂河边盥洗,看见有一支队伍涉水过来。这是一支青年的、欢乐的、男男女女的队伍。是从延安来的华北联大的队伍,侯金镜就在其中。

当时,我并不认识他。我也还不认识走在这个队伍中间的许多戏剧家、歌唱家、美术家。

一九四一年,晋察冀文联成立以后,我认识了侯金镜。他是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的研究人员。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老成稳重,说话洪亮而短促。脸色不很好,黄而有些浮肿。和人谈话时,直直地站在那里,胸膛里的空气总好像不够用,时时在倒吸着一口凉气。

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严肃的,认识多年,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玩笑话,更不用说相互之间开玩笑了。这显然和他的年龄不相当,很快又结了婚,他就更显得老成了。

他绝不是未老先衰,他的精力很是充沛,工作也很热心。

在一些会议上发言,认真而有系统。他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但没有当时一些青年理论家常有的、那种飞扬专断的作风,也不好突出显示自己。这些特点,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但接近的机会究竟并不太多,所以终于也不能说是我在晋察冀时期的最熟识的朋友。

然而,友情之难忘,除去童年结交,就莫过于青年时代了。晋察冀幅员并不太广,我经常活动的,也就是几个县,如果没有战事,经常往返的,也就是那几个村庄,那几条山沟。

各界人士,我认识得少;因为当时住得靠近,文艺界的人,却几乎没有一个陌生。阜平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土地上,汇集和奔流着来自各方的,兄弟般的感情。

以后,因为我病了,有好些年,没有和金镜见过面。一九六○年夏天,我去北京,他已经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他很热情,陪我在八大处休养所住了几天,又到颐和园的休养所住了几天。还记得他和别的同志曾经陪我到香山去玩过。这当然是大家都知道我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牺牲一点时间,同我到各处走走看看的。

这样,谈话的机会就多了些,但因为我不善谈而又好静,所以金镜虽有时热情地坐在我的房间,看到我总提不起精神来,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只记得有一天黄昏,在山顶,闲谈中,知道他原是天津的中学生,也是因为爱好文艺,参加革命的。他在文学事业上的初步尝试,比我还要早。另外,他好像很受“五四”初期启蒙运动的影响,把文化看得很重。他认为现在有些事,所以做得不够理想,是因为人民还缺乏文化的缘故。当时我对他这些论点,半信半疑,并且觉得是书生之见,近于迂阔。他还对我谈了中央几个文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在几年之中,有几人犯了错误。因为他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担心犯错误吧,也只是随便谈谈,两个人都一笑完事。我想,金镜为人既如此慎重老练,又在部队做过政治工作,恐怕不会出什么漏子吧。

在那一段时间,他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我写的《白洋淀纪事》。他几次对我说:“我要再看看。”那意思是,他要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或是把意见和我当面谈谈。他每次这样说,我也总是点头笑笑。他终于也没有写,也没有谈。这是我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

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

他确实很关心我,很细致。在颐和园时,我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他如果遇到,就买回来送给我。有时天晚了,我送客人,他总陪我把客人送到公园的大门以外。在夜晚,公园不只道路曲折,也很空旷,他有些不放心吧。

此后十几年,就没有和金镜见过面。

最后听说:金镜的干校在湖北。在炎热的夏天,他划着小船在湖里放鸭子,他血压很高,一天晚上,劳动归来,脑溢血死去了。他一直背着“反党”的罪名,因为他曾经指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上经常出现的林彪形象,说了一句:

“像个小丑!”金镜死后不久,林彪的问题就暴露了。

我没有到过湖北,没有见过那里的湖光山色,只读过范仲淹描写洞庭湖的文章。我不知道金镜在的地方,是否和洞庭湖一水相通。我现在想到:范仲淹所描写的,合乎那里天人的实际吗?他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思想,能对在湖滨放牧家禽的人,起到安慰鼓舞的作用吗?金镜曾信服地接受过他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劝戒吗?

在历史上,不断有明哲的语言出现,成为一些人立身的准则,行动的指针。但又不断有严酷的现实,恰恰与此相反,使这些语言,黯然失色,甚至使提倡者本身头破血流。然而人民仍在觉醒,历史仍在前进,炎炎的大言,仍在不断发光,指引先驱者的征途。我断定,金镜童年,就在纯洁的心灵中点燃的追求真理的火炬,即使不断遇到横加的风雨,也不会微弱,更不会熄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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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犁,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