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

         

五经正义

[1]搜狗 的图片

《五经正义》是唐代孔颖达等奉敕编写的五经义疏著作。该作品于唐高宗时成书，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以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此后，注释儒经必须以此为标准，科举应试亦必须按此答卷，不许自由发挥。

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目录

作品简介

《五经正义》是经学义疏的结集，偏重南学。其中包括《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孔颖达等奉命主持编定，前后历时30余年，参与者约50余位著名学者。其中《周易》用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为梅赜本汉孔安国传；《诗经》用汉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晋杜预注。各经大多依据自古以来，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多家注释整理删定而成，“事必以仲尼为宗”，试图“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

汉末以来，长期变乱，儒家典籍散佚，文理乖错，且师说多门，章句杂乱，为适应科举取士和维护全国政治统一的需要，《五经正义》应时而出，以求结束儒学内部宗派的纷争，为古代经学发展史的重要环节。《五经正义》现存《十三经注疏》中，流传版本以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为佳。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编成。后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凡士人应明经科，均须诵习儒经，义理全据《正义》所说，否则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五经正义》中含有哲学思想的著作是《周易正义》和《礼记正义》。前书宣扬“先道而后形”的唯心论，后书突出儒家重礼的观念，提倡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影响颇大。

唐朝初年学者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以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其中所谓“五经”，指的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这五部经典，这跟汉代的“五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汉代“五经”之《礼》，指的是《仪礼》，到唐代则变成了《礼记》；汉代《春秋》指的是《春秋经》，唐代则变成了《左传》。

成书背景

自东汉末年以后，唐初儒学内部宗派林立，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

隋唐建立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

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孔颖达（574年—648年），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一说衡水县）人，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生于隋唐之际的官宦之家。据《旧唐书·孔颖达传》记载，其“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

《五经正义》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下诏曰：“卿皆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孔颖达物三百段。《五经正义》编成后，唐太宗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欲施行。但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撰文，“驳正其失，至相讥诋。”主要指出《五经正义》“颇多繁杂”，还有类似“彼此互异”，“曲徇注文”，“杂引谶纬”，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据说当时诸儒观之，“服其精，”“亦称为允当。”因此，“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 永徽二年(651年，孔颖达死后3年)，朝廷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流传全国，在各级学校和民间发挥作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

历史评价

总之，孔颖达在隋唐之际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有着浓重的传统色彩，也有某些学术上的进步和思想上的独到之处。孔颖达概述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基本内容，并论述了学习它们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仍是儒家的经典。在隋唐儒学恢复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他是承上启下、推波助澜的关键人物，不仅将一生都献给了儒家经学的教育事业，还对传统儒学的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单纯从学术的独创性看，他没有很多超越前人、独树一帜的成果，但就儒学复兴统一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功绩是不可低估的。

作为《五经正义》，在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只是在被定为官方统一教材后，变成经院式教条，很快失去其价值和生命力。这是《五经正义》这一代学术宏篇巨制的悲剧，也是孔颖达等封建时代学者和教育家的悲剧。从兼容众家的思想库到后来成为禁锢思想的枷锁，严重地限制了唐以后儒家学术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这当然并非孔颖达本人的初衷，是历史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