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記
原文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①，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②，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③。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 獨五人之皦皦④，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⑤。吾社之行為士先者⑥，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⑦，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扶而撲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⑧，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⑨。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 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⑩，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11)。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陽(12)，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13)，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夫! 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14)，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15)，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且矯詔紛出(16)，鈎黨之捕(17)，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18)。大閹亦逡巡畏義(19)，非常之謀(20)，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21)，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22)，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23)，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 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24)，贈諡美顯(25)，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26)，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27)，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28)。
賢士大夫者，同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29)。
鑑賞
張溥的 《五人墓碑記》，反映了明代末年發生在江南的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明末的宦官集團，掌握朝政，專權暴虐，誅戮異己，殘害忠良，欺壓百姓。宦官魏忠賢自封為 「上公」，結成閹黨，殺戮大臣，無惡不作，政治處於黑暗的深淵。這激起了正直知識分子——以顧憲成為首的東林黨人的指斥和反對，由此遭到魏忠賢閹黨的殘酷迫害。蘇松巡撫周起元因事觸犯魏忠賢竟被撤職，當時在蘇州的東林黨人周順昌就寫文章送他，斥責閹黨; 另一東林黨人魏大中被捕，路過蘇州時，周順昌為他餞別，在席間大罵魏忠賢。天啟六年(1626)，魏忠賢派緹騎到蘇州逮捕周順昌，這激起蘇州市民和一些知識分子的公憤，他們與捕差發生武力衝突，並擁進官衙，打死一名旗尉，巡撫毛一鷺躲進廁所得以身免。事後為首的五人被害。不到一年，閹黨失敗，蘇州人士為了紀念五位死者，合資安葬了他們。作者懷着崇敬和激動的心情寫了這篇碑記，記敘了這場鬥爭的經過，頌揚五人英勇不屈、大義凜然的可貴品格，斥責閹黨禍國殃民的罪行。
本篇內容可分為四段： 第一段點明五人墓的緣起; 第二段敘述當時五人死義的情形; 第三段論說五人之死有關大義; 第四段贊五人死義，榮於身後，遺愛人間。
文章一開始從五人的死與葬寫起，突出了死與葬的不同時，其間 「十有一月」，作者緣此宕開一筆： 「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 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以此設問，促人深思，也使文章徐徐引入正文。到第二段敘述五人死難的情形，便展開文筆，寫吳人的見義勇為，寫五人的慷慨就刑、「談笑以死」，寫地方賢士感於大義而買頭合屍的經過情形。這段敘述是碑記中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礎上，文章又過渡到第三段，議論五人之死的意義。在閹黨橫行，冤獄遍布的形勢下，五人能 「激昂大義，蹈死不顧」，「四海之大，有幾人歟?」 閹黨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不敢復有株治」，且 「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這些都與五人的作用分不開。作者對五人之死的意義作了充分的肯定。最後一段，以五人的 「激於義而死」 與 「高爵顯位」們 「辱人賤行」 般的生相比，闡明了死與生之大義，二者孰輕孰重，涇渭分明。若五人之死，重於泰山，有益於社稷，就要 「榮於身後」，亦是 「獨五人之皦皦」 的答案。為突出五人的高大，行文極盡輾轉褒揚之妙。
本文在藝術上有三個特點值得借鑑。
首先，作者成功地運用了敘議結合的手法。既敘且議，事約理明，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使主題鮮明突出，行文富於變化。於記敘的同時，也點明了事件的意義，從而使死難人物的行為和品格升華到很高的境界，有助於加深讀者的認識和理解，便於傾注作者的愛憎感情，也使文章具有難以辯駁的說服力和感人的藝術力量。敘議結合，在文中也表現為變化多樣。一種是敘中帶議，敘述時帶出議論，涉筆成理，過渡自然。如開頭一段中就死與葬之間有十一個月而發的議論，與敘述榫接無罅，突出了五人的死非比尋常。再有敘後發議，即在敘述的基礎上，集中議論。如 「嗟夫」之後的一大段議論，即是在五人就義的敘述之後，它可以伸作者的觀點，針對性強，表明五人之死確 「有重於社稷也」。還有一種是夾敘夾議，敘議交錯，銜接緊密。這在文中最多見，使通篇事與理互見，事不板滯，理不空乏，結構上疏密合宜，行文更覺振宕有致。正是由於作者極富匠心地運用敘議結合手法，才使這篇碑記更富深刻的思想意義。
其次，本文還反覆運用對比反襯手法，來突出五位義士死的光榮，生動而鮮明。先用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來作反襯，可推知在當時人眼中，五個市井細民、草野之士生前是完全不能與他們比的;但五人仗義犧牲，其身後榮盛，遠遠超過他們 「湮沒不足道」的死。文中還用縉紳的辱人賤行來反襯五人的激昂大義，用高爵顯位的逃亡和佯狂的醜態來反襯五人之死有重於社稷，這就更顯出五人的高尚和不凡。最後把魏忠賢的不敢株治和他的投繯道路，與五人之死所產生的威力和重大影響對比，就更突出五人的光榮和不朽。
再次，本篇文字遒勁凝練，質樸雄健，鏗鏘有力;句式長短變化，參差錯落，文情極為跌宕。這樣的語言與本文所記事件的悲壯和作者感情的激昂十分協調統一，達到了文情與聲情並茂，形式與內容的和諧。當讀到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陽，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這樣的句子，眼前似乎出現五人英勇就義的場面，形象生動，使人歷久難忘，這樣的文字不僅在碑記中少有，即使在傳記文中亦當屬上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