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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搜山图歌

二郎搜山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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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搜山图歌,是明代著名文学家、《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所作的一首七言古风。诗作《二郎搜山图歌》是吴承恩的一首题画诗,写于创作《西游记》之前。[1]

目录

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 《二郎搜山图歌》

创作年代 明代

作品出处 题画诗

文学体裁 七言

作者 吴承恩

诗词原文

李在唯闻画山水,不谓兼能貌神鬼。笔端变幻真骇人,意态如生状奇诡。

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搜罗要使山林空。

名鹰搏拏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

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纵。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鏁交缠擒毒龙。

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平生气焰安在哉,牙爪虽存敢驰骤。

我闻古圣开鸿蒙,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

后来羣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

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

作者简介

吴承恩(1501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他生于一个有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

创作背景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品尝了社会人声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作品介绍

《二郎搜山图歌》与《西游记》

钟 扬

这首诗见诸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卷一。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指出:"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

《二郎搜山图歌》是吴承恩的一首题画诗,诗前有序云:"二郎搜山卷,吾乡豸史吴公家物。失去五十年,今其裔孙醴泉子复于参知李公家得之,青毡再还,宝剑重合,真奇事也,为之作歌。"那么这首题画诗与《西游记》到底有何联系呢?当年胡适只是将之作为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内证之一举出,而未论述。我今则追其余绪,诠释如次。

《二郎搜山图歌》写作在前,《西游记》写作在后。小说融合诗意,有因循,有变异。所谓因循有四:

其一,二郎所用武器相似。诗云:"大剑长刀莹霜雪","青锋一下断狂虺";小说第六回"小圣施威降大圣"写二郎神"腰挂弹弓新月样,手执三尖两面三刃枪",交战时"两个钢刀有见机,一来一往无丝缝","那真君抖搜神威,摇身一变,变得身高万丈,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好便似华山顶上之锋。"

其二,二郎伏"妖"方法相似。两者都是于刀枪剑戟之类常规武器之外,借助鹰犬之力以伏"妖",诗云:"名鹰搏拏犬腾啮";小说中二郎奉旨降妖,"即点本部神兵,架鹰牵犬,踏弩张弓,纵狂风,霎时过了东洋大海,径至花果山。"在战斗中是"纵着鹰犬,搭弩张弓,一齐掩杀",擒拿孙悟空是上有老君暗算,下有细犬帮忙,才能勉强成功的:"猴王只顾苦战七圣,却不知天上坠下这兵器(老君之"金钢套"),打中了天灵,立不稳脚,跌了一跤,爬将起来就跑;被二郎爷爷的细犬赶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急翻身爬不起来,被七圣一拥按住,即将绳索捆绑,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变化。"

其三,二郎战斗的空间相似。诗中二郎搜山,或"江翻海搅",或"探穴捣巢",或"星飞电掣";小说中二郎与悟空赌斗变化,或变飞禽,或变水族,也是在海、陆、空多维空间作战。

其四,诗与小说的艺术精神相似。关于《西游记》的艺术风格,明人袁于令与近人鲁迅都有过高见,袁云:"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西游记题词》);鲁云:"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稍加诠释,则主要表现三点,一为充满幻想色彩的变形艺术:将人间变异,经变形处理融入神魔世界;二为别具丘壑的象征图画:以变形化的神魔世界,纪人间变异;三为别具一格的怪诞风格:寓真于幻,寓哀于嬉,寓庄于谐。以此格之于《二郎搜山图歌》,则是相通的,其就是将现实生活中的"五鬼"、"四凶"(如严嵩之流)变形为种种妖魔鬼怪(详苏兴《吴承恩年谱》);反之则其妖魔形象中有象征意义: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因而涉笔鬼神,着意人间,亦如吴氏《禹鼎志序》云:"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二郎搜山图歌》虽为题画诗,却通篇弥漫着一种怪诞风格美。故云诗与小说之艺术方法、艺术风格如出一辙。就其大旨精神而言,《西游记》中那斩妖除魔,专救人间灾害的孙悟空,当是《二郎搜山图歌》"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那"天问"的形象化答案;孙悟空西天取经,历经九个人间国度,除玉华县皆为妖魔横行的黑暗王国,当是"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诗句的形象展现;小说所追求的君圣臣贤,政治清明,世间太平的社会理想,"愿愿主皇图永固"(第13回)云云,与《二郎搜山图歌》所云"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何其相似乃尔。难怪胡适说:"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

所谓变异有三:其一为诗中二郎所搜猎的是包括"猴老"在内的群妖;小说中二郎却是奉旨专擒孙悟空。其二,诗分两段,前段叙事,后段言志,叙事部分着重写二郎搜山过程;小说则着重写二郎与孙悟空斗法,而"搜山"在第6回仅作侧写,一为战斗之中:"撒放草头神,向他那水帘洞外","一齐掩杀,可怜冲散的妖猴四健将,捉拿灵怪二三千。那些猴,抛戈弃甲,撇剑丢枪;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归洞的归洞。好似夜猫惊宿鸟,飞洒满天星";二为悟空被擒后,二郎上天请赏前对从将说:"贤弟……你们帅众在此搜山,搜净之后仍回灌口";三为第28回美猴王被逐回花果山时,才目睹了二郎搜山之惨况:"那山上花草俱无,烟霞尽绝。峰岩倒塌,林树焦枯。你道怎么这等?只因他闹了天宫,拿上界去,此山被显圣二郎神率领那梅山七兄弟放火烧坏了",且有一篇咏败山颓景的古风为证。这也叫该露的露,该藏的藏,诗与小说异体,各自之着眼点不一样,藏露之处亦有别。其三,诗与小说的主角倒换了,诗中二郎神是被歌颂的救世英雄,而"猴老"是搜剿对象,在小说中孙悟空是被歌颂的救世英雄,他虽为二郎所擒,但作者的同情仍倾向于他,致有"可恨二郎将我灭,堪叹小圣把人欺"的诗句。从诗到小说主角的这种变迁反映了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选择过程。中国古代写猴子的作品除极少数之外,猴子多被写得有掠人妻女之类妖气(如小说《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西游记杂剧》等即是)。吴承恩也曾受这一传统之影响,在《二郎搜山图歌》中猴族即为妖魔而列入被扫荡之列。唯于《西游记》,猴氏之形象被吴氏重铸,从使其以崭新的面貌立于中国小说艺术形象之林。《西游记》与《二郎搜山图歌》的主角尽管转换了,但二郎原来最神采的精神面貌:"担山赶太阳"(亦即"救月有矢救日弓"的通俗化说法)的英雄气概,却被转嫁给了孙悟空。《西游记》第33、46、63、67等回,或由悟空自叙,或由他人介绍,悟空"善会担山赶日头"。可见这已成为孙悟空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总之,从诗到小说的种种变异都服从于小说典型化创造的需要。任何懂得文学创作规律的人,都不会以此变异为理由,判《二郎搜山图歌》与《西游记》是出于两个作者之手的。

既然《西游记》作者之谜仍有人旧话重提,那么《二郎搜山图歌》就可作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力证之一。将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与《西游记》相比较,我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内证。如《海鹤蟠桃篇》与《西游记》第5回对蟠桃的描写,《明堂赋》与《西游记》中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金陵客窗对雪戏柬朱祠曹》与《西游记》上天入地的想象,《陌上佳人赋》、《金陵有赠》与四圣试禅心,《对月感秋》(之二)与八戒戏嫦娥的情景,无不有惊人的相似。吴氏于试推崇太白体,他有《太白楼》云:"独倚阑干倾一斗,知君应复识狂夫",引李太白为同道,并将此风带进小说,他于小说开卷形容水帘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依",就化自李白《望庐山瀑布》(其一)之诗句,小说中太白金星身上也有李太白的形神,更不用说全书充溢着李白式的浪漫精神。吴氏于曲独爱《西厢记》,《射阳先生存稿》中《点绛唇》(之五)、《浣溪沙》(之五)《菩萨蛮》(之三、四)都融入《西厢记》韵味与意象,而《西游记》之第55回云女怪"软香温玉",第70回"恢恢无语对东风",第71回"前身烧了断头香"云云,皆源自《西厢记》。此外,《西游记》中还有不少情节借鉴于《幽怪录》与《酉阳杂俎》,而此二书既为吴承恩短篇小说集《禹鼎志》之模本,则此亦可作为吴着《西游记》之旁证。

总之,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中不仅有《西游记》的灵魂,还有众多的肢肢节节。即使我们暂时搁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胡适《西游记考证》中提供的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种种证据,上述《射阳先生存稿》的种种证据也足使否定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学者深思:你的否定有多少硬证与力量。

《西游记》的作者长期存疑,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鲁迅、胡适考定为吴承恩,1921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西游记》时,才将吴承恩的大名署之其上。但否吴派却一直存在着,先是三十年代有俞平伯,继而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批域外的汉学家。在国内再度引起反响是八十年代初章培恒访日归来所写的《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4),章文指出:"明清的各种《西游记》刊本没有一部署此书是吴承恩所作;天启《淮安府志》虽有'吴承恩 《西游记》'的著录,但并未说明《西游记》是通俗小说,而且天启《淮安府志》的编者是否会著录一部通俗小说也是问题;复参以《千顷堂书目》,吴作《西游记》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大概是记述其为荆府纪善时的游踪的;书中的方言情况复杂,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说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吴语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倒反而显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区的人;至于其他几条欲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旁证,似也都不能成立,有的甚至可作为非吴承恩作的旁证"。苏兴先生立即着文驳斥章文,并指出章之"否吴说乃是袭自国外学术界"(《介绍、简评国外及我国台湾学术界对〈西游记〉作者问题的论述》,《东北师大学报》1986/3)。事隔十多年后,李安纲又重提此案,然他除了重复章培恒先生的理由,就是更增添了此不着边际的推理,如说"淮贤文目"只收文不收书,但其举例中《射阳集》四册就明明是书;说写《西游记》前后"没有四十年功夫是不成的"则毫无依据。唯其口吻更决断,章文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其文则曰《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文史知识》96/11)。而且其与章文一样,以为《二郎搜山图歌》主要写搜山过程,而小说"主要的篇幅在于大圣与小圣的赌斗变化上","为此人们绝对不能把它看作是《西游记》的蓝本。"因而我从《二郎搜山图歌》与《西游记》之不解之缘入手,写了这篇小文,力证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然否,尚祈教于高明。

參考來源